经过50年代的发展,日本经济已打下较为雄厚的基础,钢铁、造船、发电、化学等若干生产部门已具备了相当的国际竞争能力。1960年,对外贸易自由化率达到40%,贸易黑字2.68亿美元,外汇储备18.24美元[19],战后以来最令日本头痛的经常性贸易赤字问题有了根本性转机。也就是从这时起,日本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加剧。在欧美国家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于同年6月发表《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并于四年后的1964年,使进口贸易自由化率达到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同年,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16条成员国转为第8条成员国。
贸易自由化告一阶段后,资本自由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这是因为,一方面,业已跨入发达国行列的日本,其经济的开放程度依然明显比其他发达国家低,这不仅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形象,而且也越来越难以为其他发达国家所忍受,欧美各国要求日本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空前加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已具备了一定的承受外资冲击的能力,并且其自身向海外输出资本的要求也与日俱增。也就是说,即使从向海外输出资本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对此,当时的经团联外资委员会委员长奥村纲雄吐露过如下一番清澈见底的真言。他说:从国际动向看,“最近不愿出卖技术。想要技术,就得允许我投资”。“对于只带着头脑和勤奋来到世上的日本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走向海外。……那时,不能讲只许我出、不许你进的话,还得是双向交通。”[20]
但是,与贸易自由化相比,资本自由化进程缓慢。这是因为,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进口过度虽然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国家尚可通过外汇管理措施控制进口,并且,旨在减少外贸赤字的干预行为也不至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分非难。资本自由化则不然,一旦放开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就有可能造成外资直接控制乃至垄断日本某些重要产行业的局面,并且很难扭转这种局面,这是日本绝对不能容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即便出现某种偏差,也许只会伤及“表”,而后者的资本自由化政策若出现失误,则可能会损及“里”。事实上,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曾基本显示出一致态度的政官财界,到了探讨资本自由化时,就出现了赞否两立的严重分歧,以致资本自由化就使“第二次黑船到来”的恐惧论盛极一时。[21]
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在推行资本自由化政策时格外谨慎。1966年6月,通产省经反复研究,拟定出一份题为《关于资本自由化的考虑》的文件。文中写道:“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与商品自由化不同,应该在充分认识我国的资本力尚不及先进诸国的前提下制定对策。……即第一,要尽量避免外资对业界的过度支配;第二,自由化要根据业界体质改善的实情渐进地、有计划地进行;第三,今后要以自由化为前提并根据业种的实际情况,制定目标年度,积极促进业界整备体制,改善体质,推进自由化。”[22]按照上述设想,日本政府从1967年起实行第一次资本自由化。其基本方法是,逐步减少限制业种,扩大非限制业种,并将非限制业种分为新设企业外资50%持股自动批准(第一类自由化业种)和100%持股自动批准(第二类自由化业种)两类,从而突破了外资持股不超过50%的限制。到1973年实行第五次资本自由化时,日本尚有农林水产、矿业、石油、皮革与皮革制造、零售五大业种为限制业种。此外,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等17大业种暂缓执行100%资本自由化政策。
表6-15 资本自由化的进程
资料来源: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143页。
如此长时期、分阶段推进的资本自由化,一方面对日本经济加速实现现代化构成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外资对日本经济的突发性冲击和控制。道理很简单,用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的话说,就是一经放开的自由化业种,“对外资来说,已经不那么具有魅力了”。例如,到允许外资自由进入时,“日本的小汽车产业基础已经巩固,外资已没有能够真正打入的余地”。[23]
注释
[1]垄断分析研究会:《战后日本的钢铁工业》(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2]大岛清、榎本正敏:《战后日本的经济过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20页。
[3]经济企划厅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20页。
[4]详见拙文《道奇计划与日本经济》,《南开学报》,1995年4期。
[5]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产业合理化·战后编),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238页。
[6]鹤田俊正:《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日本经济新闻社,1984年,第120页。
[7]中村静治:《战后日本的技术革新》,大月书店,1985年,第129—130页。
[8]安场保吉、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8〈高速增长〉,岩波书店,1989年,第270页。
[9]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240页。
[10]吉海政宪:《日本的产业技术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年,第95页。
[11]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142页。
[12]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有斐阁,1994年,第174页。
[13]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第246—247页表。
[14]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第257页。
[15]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第259页。
[16]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第259—260页。
[17]安场保吉、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8(高速增长),岩波书店1989年,第238页。
[18]根据前引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第244页第56表和第57表的统计数字算出。
[19]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4年,第404—405页表。
[20]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编:《现代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大月书店,1982年,第171—172页。
[21]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编:《现代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大月书店,1982年,第435页。
[22]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8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89年,第384页。
[23]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4年,第75页。原文刊于《世界经济》1997年第12期,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