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资法》的划分，“外资”包括五种形态，从分析的角度看，可将其划分为“资金外资”和“技术引进”两大类。

首先看第一类引资情况，即资金外资或曰外国资金的引进。表6-13是关于1950年至1961年间的统计数字（此外，据其他统计资料，1955—1964年引进外资总额为33.5亿美元，其中，国外贷款26.5亿美元，股份投资6.9亿美元，分别占引资总额的79%和21%。[12]也就是说，外资总额虽然明显增加，但外资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间的比例几乎保持不变。

表6-13 民间引进外资统计表（单位：千美元）

资料来源：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产业合理化战后编），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244页。

由表可知，12年中，民间引进外资总额15.36亿美元。其中，国外贷款为12.42亿美元，占总额的80.9%，居各项之首；外国人持有日本股额次之，为2.9亿美元，占总额的18.9%；而外国人在受益证券、公司债方面的投资微不足道，尚不到总额的0.3%，故分析时可忽略不计。

第一类引资中的国外贷款即日本从外国的借款，属于外国对日间接投资，在这方面，日本的态度最为积极。最初，因对外信用较差，所筹款额较少，50年代前期只相当于同期国内银行新增贷款的2%—3%，后期该比例升至4%—5%，进入6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贸易自由化的急剧进行，该比例才急剧增大。

具体看一下国外借款方式和受贷业种等情况。

关于借款方式，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款，借款额达4.88亿美元。借款者为日本政府及其所属公共机构（如开发银行、国铁、道路公团等），实际上主要借款是转贷给民间。二是华盛顿银行，借款额为2.74亿美元。借款者虽为大企业，但却是由政府金融机构或城市商业银行担保。这两种途径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民间使用的外资，很大部分是由政府争取而为己所用，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经济外交中，筹资往往是一项重要而具体的任务。三是民间借款，其中包括日本城市商业银行从外国商业银行的借款，日本大企业从外国商业银行的借款，日本大企业从外国大企业的直接借款。

关于受贷业种，根据受贷额的多少，依次为电业2.39亿美元、金属工业2.64亿美元、运输通信业2.24亿美元、石油工业1.99亿美元、建设业1.10亿美元、金融保险业1.05亿美元、机械制造0.84亿美元、矿业0.55亿美元、化学工业0.46亿美元，其他如纺织、造纸、食品工业等受贷额均在0.15亿美元以下。[13]这表明，当时极为宝贵的外部资金，通过政府担保及引资审查等政策操作，被集中地用于政府指定的重点产业。

关于受贷企业的情况，可以说大额借款无一例外地被投入于大企业。

关于借款（贷款）条件，可谓对日本极其优厚。世界银行还贷期限为15—20年，华盛顿银行还贷期限为6—19年，两银行贷款的年息均在5%—6%，而同期日本国内的长期贷款资金极其紧缺，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息均在10%以上，两相比较，可见日本在引进间接外资方面享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利益！在通过借款实现的间接外资引进中，如同技术引进一样，美国是日本的最大借款提供者和最大贷款债权者，1951—1961年间，美国共向日本提供了6.55亿美元贷款资金，如果把实际上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贷款考虑在内，则可以认为同期美国为日本筹措和提供了11.43亿美元的外部低息贷款资金，占全部对外借款的92%。日本得以在引进间接外资上取得成功，实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出于当时的战略考虑，在日本最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时刻为日本雪中送炭，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准备了枷锁。

第一类引资中的外国人控购股属于直接投资，其中又是分为两种形态，即单纯通过证券市场投机牟取利益的投资和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的控持股。统计数字表明，外国对日直接投资中，直接参与经营的外资占优势，最初两年曾达到总额的九成左右，这也许是因为刚刚开放市场时尚能对外资有一种**力。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对外资的控股经营甚为谨慎，审查标准相当严厉，只允许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资以合资、控股率低于50%（“日元基准”方式的外资企业除外）的条件进行投资，故外资的兴趣逐渐转向单纯的证券市场。结果，直接参与经营的外资虽然绝对额也在增长，但与外国人对证券市场的投资相比，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到60年代初，二者的比例已接近于1:1。据日本1962年度《外资引进年鉴》的资料，在其列举的32家在日最大外资企业（均为合资）中，外资持股率超过50%的只有两家。[14]

其次，看一下第二类引资即技术引进的情况。对此，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清清楚楚地写道：“外国技术的引进构成了战后我国引进外资的主流。”[15]作为外资政策的核心，前述的国外借款也好，合资企业股份投资也罢，都是伴随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购买技术专利进行的。这是明治以来形成的传统，并已在战前的实践中得到验证。日本战败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西方先进国家间在工业生产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和自我研究开发能力的不足，因此一开始就认定“依靠自我开发，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能力上都极为困难”，只有直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才是“最安全、可靠的办法”[16]。

尽管在技术引进上日本的态度非常积极，但也绝非无原则地凡是外国技术一律欢迎，而是严格坚持了下述基本方针。其一，引进技术时要兼顾国际收支的平衡；其二，不能因引进技术扰乱国内产业秩序；其三，限制可能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的技术引进，如果是对中小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都有积极作用的技术引进，则优先予以批准。

在1950—1965年技术引进统计中，甲种技术引进依据《外资法》审批，乙种技术引进则依据《外汇法》审批，单项批准金额以甲种远远为大。从批准件数上看，是逐年增加的趋势，并且平均每件技术引进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

表6-14 技术引进批准项目统计表（单位：件数）

资料来源：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卷（总论），第388页。

技术引进的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变化，50年代引进的主要是革新性技术设备，集中在重化学工业部门。如钢铁制造成套设备、大型发电设备、煤矿采掘设备、石油精炼与乙烯等化工生产设备等。相比之下，60年代前半期除了继续引进大型成套生产设备外，新生产技术和方法（新商品、新材料、设备图纸等技术专利权）的引进急剧增加。60年代后期，消费流通业关联技术及二、三次加工技术的引进引人注目。

技术引进形成如此格局和动态性变化，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它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操作紧密相关。这种操作包括依法规制和行政指导。

为防止盲目引进，确保引进最先进技术，通产省等主管省厅负责审查引进技术本身的价值，大藏省及其下属金融机构则负责审查引进技术企业或合资企业的财务状况，只有两项审查都合格才能放行。据记载，在五六十年代，乙烯生产设备是技术引进的大热门，通产省一直严密关注该项生产技术的世界发展动态，当60年代30万吨乙烯生产设备刚一问世时，通产省断然否决了国内几家著名大公司的进口20万吨乙烯生产成套设备的申请，从而避免了低效投资。当然，同是通产省，也曾犯过对东芝的引进晶体管技术申请一压两年不批的错误。

为防止重复引进所带来的资金浪费和可能引起的国内同业间的过度竞争，通产省还采取过一行业中设一技术引进窗口企业的做法。例如，日本钢管就曾被指定为氧吹炼钢技术引进的窗口企业，即日本钢管引进该项技术后，其他企业可分享此项技术专利，从而既节省了大量资金，又控制了同业间的过度竞争。[17]当时，通产省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技术引进，在战略产业各重要部门中，均扶植起两到三家资本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这样，既可以排除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又可以发挥组织化、规模化和适度的自由竞争效益，一定程度上防止独家垄断。

再一点是在引进技术时，日本政府注意对国产技术开发的保护，一旦本国具有同等技术开发能力，便设法堵住进口源头，让国产技术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引进大型发电设备时的“1号机组进口，2号机组国产”便是典型的例证。当然，这种保护也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

此外，在日本政府中，还设有若干调查国外新技术、新发明的专门机构，许多信息是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国内企业界，进而实现引进的。在这方面，通产省最有效率。

总的看来，经济赶超期的外资引进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间接资金引进为主，直接资金引进为辅，它作为战后日本经济赶超期外资政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日本政府既要借助外资，又要防止外资直接控制日本经济的必然结果。其二，外资引进的总体规模并不大，与同期的日本银行业新增贷款额相比，1951—1961年11年间，两者的比例为6:100。[18]其三，从引进外资的长期趋势变动看是不断上升的曲线，其绝对额也从50年代初的0.17亿美元升至50年代末的1.5亿美元，1961年更一跃达到5亿美元，但并非是均衡式递增，例如，1954年和1959年的外资引进额均明显比上年度为低，其原因与政府的外资政策操作直接相关，在外汇不足的时代，国际收支状况制约着景气变动，而外资政策同外贸政策一起，是被作为景气调节的重要手段使用的。其四，技术引进在外资政策中处于核心位置。无论是直接资金还是间接资金，其引进时几乎都围绕着技术引进进行。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技术引进的需要，才使直接、间接外资的引进成为必要。这似乎只是个两者先后次序关系的摆法问题，但孰前孰后却实在是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

日本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推行的外资政策，基本上说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最集中地体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引资实效显著。战后日本的经济赶超是通过重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启动，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则是靠新技术、新设备支撑，而相关的核心技术、设备乃至部分资金又是通过引进外资实现的。由于日本充分地利用和分享了世界科技成果，从而迅速缩短了与先进国间的差距，50年代中后期首先在钢铁制造、发电、造船等工业生产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继而在60年代前期又在化工、电子等生产领域取得飞跃性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跨入先进国行列。

第二，有效地避免了外资对日本经济的垄断。引资与发展本国经济是一对两难的矛盾，历史上因引资而导致一国经济被外国控制的事例不胜枚举，而日本却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