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赶超期的财政投融资活动，客观上受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经济发展战略及现实经济体制等多组变量的制约和影响。对这些变量，这里只作间接论述，而拟正面进入财投自身活动的考察。

首先，关于财投的数量变动。据表6-11可知，1946至1965年20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国民总支出规模扩大了69倍，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规模扩大32倍。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在国民总支出的比率，由1946年度的24.3%降至1951年度的13.7%，其后逐年稳步下降。到1965年度，稳定在11%左右。这表明1949年推行道奇计划时确定的平衡财政原则基本得到贯彻，它是战后经济赶超期日本财政运营的基调。

表6-11 战后日本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投融资（1946—1965）（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武田隆夫、林健久、今井胜人编：《日本财政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50、95页统计表。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2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644页。本表中若干项比率为笔者设定并测算。

相比之下，同期的财政投融资活动波动性明显。总的趋势则是“财投”在中央政府年度综合开支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如以各年度的一般财政支出为基准（指数为100），则财投对一般财政支出的比率是，40年代后半期为20左右，50年代为30以上，60年代前半期为40以上，1965年以后，“财投”与一般财政支出之比已上升并保持着50比100的规模。

很显然，战后20年间，一般财政支出规模的逐渐缩小与财政投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恰好构成一种逆动关系。仅此足以提醒人们，在考察日本的财政政策时，应把财投作为重点分析对象。

表6-12 财政投融资原资的构成（1946—1965）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86—87、118、133、159页。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2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677—680页。

其次，关于财投资金的构成即原资筹措。这个问题不仅与一国的经济稳定密切相关，仅从财政学的角度来看，其资金筹措的途径、手段和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操作性借鉴意义。

由表可知，财投资金源于七条渠道，即一般会计拨款，美国对日物资援助回头资金会计，产业投资特别会计，资金运用部资金，简易保险资金，剩余农产品资金，公债与国外借款。其中，剩余农产品资金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只在两个年度中使用过，故分析时略而不计。

财投原资的筹措方式在经济赶超期经过多次变动，具体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大的调整。

第一阶段自1946年8月复兴金融部开始贷款业务，到1949年3月“复金”停止贷款，历时两年余。此间财投原资依靠一般会计拨款和“复金”公债收入两条渠道。其中公债收入占原资总额的87%，问题是“复金”公债的68.8%是由日本银行购买的。由于日本银行并不具备认购如此巨额公债的资力，只能通过扩大信用、增发纸币，结果导致“复金通货膨胀”，延长了经济不稳定状态。

第二阶段始自推行道奇计划的1949年初，终于1954年度。这也是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重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走向正常化的重要时期。此间复兴金融公库解散，新设美援回头资金会计和产业投资特别会计。1953年，正式实施财政投融资制度。同期的财投原资主要来自美援回头资金、资金运用部资金和一般会计拨款。此外，国外借款从无到有，也成为财投资金的新来源。

第三阶段从1955年度到1965年度，此间财投原资结构的变化是，一般会计拨款停止，美援回头资金会计被取消，财投原资的筹措被定型为依靠资金运用部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国内外借款等四大支柱，这种原资筹措结构迄今仍无大变。

通观20年间财投原资的构成，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显然居于原资筹措主来源位置，其资金供给量占原资总额的60%左右，如将1952年起独立的简易保险资金也包括在内，其比率高达70%以上。资金运用部资金是以巨大的国家权力为背景筹集的，由于国家掌握着这项庞大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因而实际上也就将其自身置于一种特殊的超级国家银行的位置。可以说，这既是日本式财政运营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创造，它成为日本政府得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重要依据。

最后，关于财投的运营特点。这主要从财投的运营方针及财投对象入手进行考察。自不待言，其方针和对象前后曾发生过重要变化。

在1947至1948年的“倾斜生产方式”时期，经济政策的重点是优先恢复生产，方法是以煤炭等个别基础产业的增产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财投作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承担了向煤炭、钢铁、电力、海运、化肥等基础产业倾斜地供给资金的任务。问题在于运营上忽视了对原资的保护和经营核算性，在“数量第一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凡属政策上划定的倾斜产业及企业，一律予以资金供给上的优惠，因此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运营状态。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决定的。

1949至1954年，日本经济走向稳定，在产业合理化政策下，财投的运营方针发生显著变化。财投重点对象虽然仍是煤炭、钢铁、电力和造船等基干产业，但已重视对原资的保护和资金投放的效益性。在选择具体的融资对象时，已不仅看其是否属于重点产业，还要严格审查其经营状态和能力，挑选“最优秀的”企业了。[10]

1955年后，随着经济复兴任务的完成，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重化学工业化全面展开。由于前述的煤炭、钢铁等基干产业经过前期扶植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民间随着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也掀起设备投资的**，财投的运作方针及对象亦进入新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反映了一种从“数量的补充”向“质的加强”的变化。这表现在：其一，财投领域由窄变宽。过去的财投主要集中于电力、造船、煤炭、钢铁等所谓四大产业，此后的十年间则转向多产业，形成多重点。机械、电子和石油化学等产业也被增加进来。其二，财投对象由以往的以大企业为主，变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统计数字表明，1946至1949年度，财投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资金供给为41:0，1955年度两者首次持平，为14:14，其后便一直保持这种大体平衡的比例。[11]这也意味着该时期的财投已具有某种社会政策的意义。其三，间接性财投比重增加。财投的资金投向面对民间（含大企业、中小企业及改善国民生活设施资金）、国营及准国营事业、公共事业和地方公共团体等四大领域。1946年起的20年间，财投对民间的资金供给，除个别年度外，大体稳定在财投总额的50%左右。相比之下，对道路、港湾、水电供给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却逐年增长，该项投融资在财投中所占的比率，1955年度以前为0，此后由1955年度的1%跃至1965年度的10%，11年间增长九个百分点，绝对额增加45倍。这表明，在经济赶超时期，尽管日本政府在社会基础建设投资方面仍嫌力度不够，但也并非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