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货币经济，货币通常可表示为一种资本存量并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投入再生产过程；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离不开货币资本即资金的持续性投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因其自身固有的种种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而每次危机的爆发不仅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破坏，而且会引起社会的动**不安，乃至引发战争和革命。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发展与稳定两大基本问题。战后日本经济赶超期同样面临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这就是，在经济发展上，日本因长年战争拉大了与欧美先进国家本来就有的差距，必须奋起直追，同时又因资本积累不足，面临着资金长期短缺的困扰；在经济稳定上，日本必须吸取战前的历史教训，努力延缓或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

财投从资金供给方面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反映在对基干产业的重点扶持、对弱小产业的救助、对夕阳产业的转移以及对道路、港湾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整备等诸多方面。在经济赶超期，财投对基干产业发展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

所谓基干产业，一般指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最大的基础产业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日本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整体上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10至15年，煤炭、钢铁、电力、造船等四大产业均属于资本收益率最低的产业。且不说其现代化设备投资所需的巨大规模是民间无法承受的，仅从投资的效益原则考虑，其投资风险也足令投资者望而却步。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出发，甘冒风险，率先向这些产业大规模投资的正是政府的财政投融资。在1947至1948年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时期，财投资金在上述四大产业设备资金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分别高达98.1%、73.4%、92.9%和84%。[12]到50年代前半期，财投资金更集中地投向电力和海运业，煤炭、钢铁业则退居第二、四位。对此，日本学者指出，当时政府资金重点投向了资金需求量大、资本收益低的战略部门，并且，这种资金供给量的变动与资本收益率的变动之间呈现了一种逆向关系，即资本收益率越低，获得的财投资金越多；反之则越少。[13]

如此大力度的财投资金操作及其他相关政策的推行，使基干产业在较短期间内大为改观。50年代前期财投资金依赖率高达50%的“计划造船”的实施，使日本造船业迅速完成现代化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于1956年创造船舶下水量和出口量的两个世界第一，其后便长期独占世界鳌头。与此同时，钢铁等基础部门也于1955年前后“完成修复并实现现代化”，“战时经济的落后性初步改变了面貌”。[14]

由此看来，如果说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复兴与高速增长是通过基干产业的复兴与发展启动的，那就可以说财政投融资是使基干产业得以率先复兴、发展的重要启动力。

财投的作用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直接性资金供给，还在于它同时具有一种“诱导功能”。据《经济白皮书》披露的情况，“50年代中期向基干产业贷款时，已普遍实行协调融资方式，出现了城市银行追随政府开发银行向特定企业贷款的情况，两者所提供的融资大体保持1:1的比例”[15]。进入60年代后，随着“间接行政”向“诱导行政”的转变，财投进一步改变了其“量的直接补充”方式，将重点放在“质的提高”方面，其“诱导功能”的作用更显突出。

财投之所以具有这种“诱导功能”，除了政府及金融管理当局的指导外，重要原因是其本身能准确地向民间展示政府的产业扶持重点，而政府支持的事业可给人一种安全感，这种心理效果在具有浓厚“官强民弱”观念的日本尤其不可忽视，即使从经营的角度考虑，经过通产省和开发银行的双重审查而获得财投资金的企业，对商业银行也是具有魅力的，因为它意味着政府方面已代行完成了极为烦琐的融资调审，至少也可节约若干必不可少的费用。有些企业之所以“自豪地在本公司文件袋上印着‘日本开发银行客户’字样”[16]，无非是借以宣示本身的实力和可信度，期待获得更多民间贷款的广告效果。这个事例也是财投诱导作用的有力佐证。

此外，在实行协调融资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日本银行作为最高金融监督管理机关，经常居间斡旋，促使商业银行追随政府的财投共同行动。最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川崎制铁千叶工厂的建设过程中，日本银行的态度也并非以往所说的那样消极，因为日本银行不仅支持开发银行向该公司融资，而且在其斡旋下，促成了以第一劝业银行为首的协调融资团。[17]

下面再考察一下财投与实现经济平衡、稳定之间的关系。

赶超期的日本经济总体上说是一种短缺经济，资金不足（特别是外汇不足）与过剩投资之间构成一种矛盾，经济发展因这一矛盾的制约呈现走走停停的局面。在1949至1964年的15年间，日本经济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循环周期。[18]这些循环周期的形成，除了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基本因素外，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其中，财投是政府实现其宏观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时期，日本经济受“特需”刺激而出现繁荣局面，甚至在朝鲜战争结束、欧美进入调整阶段而转向萧条的1953年，日本仍通过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而将“繁荣”局面延至年底。但是，同年10月，由于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后退一步，打好基础”，实行经济紧缩，当时的主要措施便是实行高利息政策和压缩财投规模。在1954年度的财政决算中，一般财政支出大体维持了与上年度相当的规模，财政投融资却比上年度减少516亿日元，降幅15.3%，从而有力地煞住了进口过猛、投资过大之风，仅一年时间，便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迎来了“战后经济最好”的“数量景气”之年。这次调整，又被称为“人为把握景气变动”[19]的最初的成功尝试。

在1955至1957年6月的数量、神武景气时期，财投显示了逐年增长之势，而当1957年夏政府决定延缓实施财投计划16%，翌年的财投计划再降低财投增长率（与上年度比，财投增长率由21.4%降至7.2%）时，日本经济遂转向萧条。

同样，在岩户、奥林匹克景气的始点上，财投曲线上扬，在两次景气从高峰转向低谷的前后，财投曲线恰好呈下降趋势。

上述四次经济循环周期中财投与景气变动间所展现的惊人一致性绝非偶然，它如实地反映了财投对加速经济发展与促进经济稳定的两面作用。日本学者在评述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时，往往用“库存循环”或“库存调整”来强调经济循环的特点，有些学者甚至指出：“与其说财政金融操作是根据景气变动变化的，毋宁说景气变动正是通过财政金融操作的变化而推进或延缓经济增长的结果。”[20]在研究传统的危机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特征时，这种观点是值得寻味的。

不过，随着经济赶超任务的基本完成，影响经济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1965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结构转型期”。经济基础的变化，相当程度地影响制约了财投的操作方式及其实施效果。这种情况从伊奘诺景气及其后的景气变动与财投的变动曲线间展示的非一致性中，也可窥知一斑。

最后还应指出，尽管经济赶超期的财投曾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并不能否认其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财投运作中既出现过对煤炭等“费用递增”产业过度保护的失当[21]，也曾为权钱交易提供过温床，1954年的造船业行贿受贿丑闻即是一例。因此，围绕缩小财投规模、排除“官主导”的议论始终未断。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讨的问题。[22]

注释

[1]如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采用了“财政投资性贷款”的表述方法。此外，还可见到诸如“财政贷款”之类的泽法。

[2]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2页。

[3]大内兵卫、内藤胜编：《日本财政图说》，岩波书店，1965年，第116页。

[4]参见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9年，第87页。

[5]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20页。

[6]参见拙著《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114—117页。

[7]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系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第51页。武田隆夫、林健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财政金融》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50、55页。

[8]竹原宪雄：《战后日本的财政投融资》，文真堂，1988年，第184页。

[9]远藤湘吉：《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175、179页。

[10]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175页。

[11]远藤湘古：《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119、136、161页。

[12]通商产业省编：《产业合理化白皮书》，日刊工业新闻社，1957年，第53页。

[13]安藤良雄编：《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49页。

[14]通商产业省编：《产业合理化白皮书》，日刊工业新闻社，1957年，第68页。

[15]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1954年，第14页。

[16]桥本寿朗：《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政府、行业团体和企业》，见日本《社会科学研究》第45卷第1号，1994年。

[17]参见冈崎哲二《战后经济复兴期的政府与企业间关系》（论文手稿，1994年）。

[18]笔者将1949—1954年的日本经济视为—个循环周期。详见拙文《从战后复兴到高速增长的道路——1953、1954年经济调整的再探讨》，爱知大学《经济论集》，1990年。

[19]远藤湘古：《财政投融资》，岩波书店，1974年，第122页。

[20]武田隆夫、林健久编：《现代日本的财政金融》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9页。

[21]参见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改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8页。

[22]原文刊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的金融体制及其变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