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的日本税收，由于战前体制的破坏，生产急剧滑坡，物质供给绝对不足，通货膨胀日甚一日，百姓生活难、企业经营难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国家、企业和家庭经济收支皆为赤字”的状态下，税制紊乱，政策屡屡变更，税收没有保证。1948至1949年间，NHK几乎每周日晚上都安排一次《星期日娱乐》专题节目，播放社会讽刺小品，其中就有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亲临税务署指挥“征税大战”的一幕。这说明税收已构成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热点。

在推行道奇计划的1949年，日本的税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苛程度。在日本即将战败的1944年，军国主义统治者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强征暴敛，国家税收率一度达到国民收入的24.1%。而1949年的税收竟占国民收入的28.5%[1]，显然，日本国民是无法承受如此重荷的。

同年，美国政府向日本派遣了以夏普为首的税制使节团，旨在帮助日本政府建立一种“合理的、长久不变的”税收制度。9月15日，使节团发表了长达四卷的税制报告书，具体阐述了新税制的基本设想。即国家税收以个人及法人的所得税为核心，尽可能采用直接税，加强间接税制的整顿，中央到地方的征税机关须协调管理税收行政，避免重复征税等。

夏普税制强调的公平原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其税收的计算办法也可称无懈可击。但是日本政府却认为这种税制“不适合国情”，“实施时有许多难点”，“所得税负担过重”[2]，当时的财界也基本持同样看法。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复兴，一直采取扶植重点产业及大企业发展的倾斜政策，而财政扶持和倾斜减税又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如果按照公平税收的原则，倾斜政策就难以实施。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经济因战争“特需”的刺激迅速膨胀，恢复进程大大加快，这也为日本政府挣脱夏普税制的束缚创造了有利时机。1951年4月，大藏省发行了题为《税金问题的回顾与展望》的小册子，认为减轻所得税负担已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随着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经济的迅速回升，企业经营状态明显改善，所谓“真正意义的合理化”开始展开。为了让基础产业、输出产业部门通过设备更新，加快现代化步伐，政府决意在税收政策上对有关企业采取特殊优惠措施。在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同年进行的答询中，专门就税制改革问题向政府提出综合性建议，其中包括减免现代化机械设备进口税、固定资产税；引进对先进设备的特别折旧制度；在合理化的名义下减免各种积金的法人税；实行资产再评估等。[3]

结果，1949至1950年由夏普使节团一手推行的旨在“长久不变”的税制改革，未经一年，便在日本政府和财界的彼此配合下，一改再改，某些旧税制死灰复燃，一大批名目翻新的特别减税措施连连出台。到1953年前后，夏普税制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一个具有日本特点的“战后租税体系”基本形成。这个租税体系，除了降低夏普确定的所得税率并大幅度调整各种间接税外，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各种减免税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可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即企业资产再评估及折旧；现代化机械设备特别折旧，重要物产免税；贸易特别减免税制度；企业准备金与专款制度等。这些特殊税制，从侧面有力地支持了同一时期开展的产业合理化，加速了战后日本资本积累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