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中，煤炭、电力和钢铁业一样，作为传统的基础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战后日本的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三大产业又是限制经济复兴和发展的瓶颈产业，扩大这三大产业的生产，提高其产品质量，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战后初期，煤炭业作为“唯一能够开发的”国内资源，在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时期被作为国家政策扶持的头号产业。倾斜生产虽然取得了煤炭增产的直接效果，但那是建立在高成本、高政府财政补贴和低效率的人海战术之上的。因此，进入产业合理化时期后，煤炭业仍然被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之一。1950年6月24日，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综合部会以12家大型煤矿的合理化计划为基础，向通产大臣提出《关于钢铁业及煤炭业的合理化》报告书，建议以实现井下采掘作业的机械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煤炭业合理化的基本目标。在同时提出的煤炭业合理化三年计划方案中，还列出了计划期内实现产煤成本及煤价降低24%、人均日产煤率提高42%、煤炭月产量提高25%的具体目标。这一建议经政府反复调整，最后成为正式计划实施。继煤炭业合理化三年计划之后，1952年又开始实施竖井开采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掀起了竖井开采及相关技术引进的热潮。

50年代中期，日本的煤炭总产量达到4000万吨，1954年因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还曾首次出现了产大于销的情况。尽管如此，由于“数量景气”的发生，煤价很快又反弹上来。1955年，通产省联合有关省厅共同制定出综合能源对策，确定煤炭业下一步合理化的目标是“把煤价降到可与重油及进口煤匹敌的程度”，同时为保证目标的实现，制定了为期五年的《煤炭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和以1955年为初年度的煤炭业合理化五年计划。“临时措施法”规定的内容是，整顿现行煤炭生产体制，实现生产向高效率煤矿集中，严格限制新矿开发，推进以竖井开采为重点的井下生产机械化，通产大臣有权制定煤炭价格，并可根据煤炭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调整煤价、实行生产限量。[11]煤炭业合理化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煤产量由1954年度的4300万吨提高到1960年度的5100万吨，人均月采煤量由13吨提高到18.4吨，核心目标则是真正把产煤成本及煤炭价格降下来。但是，这一计划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1955年后的长期景气局面导致煤炭需求大增，掩盖了高煤价问题。1957年以经济企划厅长官河野一郎名义发表的“构想”，则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煤主油从”政策，煤炭业的合理化再次因增产优先政策受挫。

但是，此时的煤炭业已属强弩之末，随着世界性的石油开采浪潮的掀起，石油这种新能源以其大量、廉价、运输便捷、用途广泛等种种优势，压倒了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资源日趋枯竭的日本煤炭业。在日本财界的强烈呼吁和60年代初贸易自由化潮流的冲击下，日本的能源政策不得不由“煤主油从”转为“油主煤从”，煤炭业作为夕阳产业，真正到了落日黄花的境地。1962年11月，日本政府决定修改和制定包括《煤炭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在内的11项煤炭业法律，政策目标则转向如何安全地实现煤炭业的关停并转。

煤炭业在战后一直是重点扶持的产业，从其发展结果看，却又是个因“费用递增”而终归“失败”[12]的产业。不过，从历史的观点看，不能由此否定煤炭业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贡献，也不能说煤炭业合理化计划毫无效果，在战后经济复兴和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政府扶持下的煤炭业是最先恢复生产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扩大再生产道路的产业，它像一只蜡烛，燃尽了自己，但却照亮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前途。

电力是能源供给的又一重要产业部门，在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的50年代里，它和钢铁、煤炭、造船一起构成国家重点扶持的四大产业，这种扶持同样也是在日本政府的精心策划下有计划地进行的。

电力事业的合理化是从整顿发送电体制开始的。1951年，根据《电气事业改组令》，九大民营电力公司成立。翌年，电力行政由公益事业委员会移交给通产省。1952年11月，通产省批准电源开发调整审议会的建议，实施电源开发长期计划。其前期的五年计划重点是增加水力发电，并完全实现了预期目标。即截至1956年的五年间，共向电力事业投资10063亿日元，增加发电能力599万千瓦（其中水力发电343万千瓦，火力发电256万千瓦）。后期的五年计划改变了“水主火从”方针，大力推广火力发电，计划期间电力总投资18063亿日元，新增发电能力1120万千瓦（其中水力发电438万千瓦，火力发电682万千瓦）。1960年12月，根据日本政府的《收入倍增计划》，通产省重新对电源开发计划作了调整，新的电源开发八年计划除了继续鼓励火力发电外，还提出了发展原子能发电的设想，计划期间的新增发电能力为2722万千瓦。[13]随着上述计划的顺利实施，进入60年代后，日本战后以来电力供给不足的局面得到根本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