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期间，除了政府常设的行政职能部门外，还存在两个极为重要的咨询、审议机构，一为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简称“产合审”），一为造船业合理化审议会。

“产合审”是根据1949年9月13日吉田内阁作出的《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议，于同年12月24日正式成立的。1951年6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令》（政令第177号），进一步从法制上奠定了其“事实上的政府机构”的特殊地位。[10]

据《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令》和《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审议要领》等法令、文件，“产合审”是一个由通产大臣直接领导的由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的咨询审议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根据通产大臣的咨询，调查、审议产业合理化的一般方针、产行业合理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合理化的资金及其他有关重要事项，向有关主管省厅的大臣提出建议。“产合审”委员限定在130人以内，由通产大臣任命，任期半年并可连任一次，为政府机关非常勤。“产合审”的庶务由通产省通商企业局（后改称企业局）负责。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产合审”成立初期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

“产合审”的组织形式是部会制，即在通产大臣兼任的审议会会长领导下，设立若干个部会，部会长由通产大臣指定，部会下再根据需要设若干分科会，分科会中除“产合审”委员外，还包括由通产大臣任命的专门委员。根据审议会的规定，各部会的决议可作为审议会的决议直接递交有关主管大臣。

“产合审”成立初期，共设立了31个部会。[11]其中，综合部会和一般部会最为重要。据“产合审”审议要领的规定，综合部会的任务是审议产业合理化的一般方针，协调、综合各部会的审议事项。具体内容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企业合理化及其具体措施，资本积累及合理化的资金，民主化的法令与合理化的关系，行业间合理化方针政策的综合调整，产业形势及海外经济动态分析等等。一般部会的任务是审议劳动、生产管理、财务、资本、运输等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的一般性问题，是一个跨行业、业种的横向型部会。其任务是审议、制定本行业及业种的合理化方针政策，具体内容包括，制定目标原价及标准原价结构，标准原单位，所需原材料及其筹措预测，原材料选择及其质量提高，生产技术的改善，设备合理化及其现代化计划，工厂的集中及实现其适度开工率，设备增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合理化所需资金及企业自筹能力，本行业业种的其他具体的合理化措施等。[12]

“产合审”的成员包括官民两部分人。具体说，他们分别来自通产省、国家及民间金融机构、民间经济团体、大企业及学界。据1949年11月17日通产省通商企业局拟定的“产合审”委员会名单，当时“产合审”委员共118人，其中通产省官员18人，他们是：通产省政务次官、事务次官、官房长，通商企业、通商、通商振兴、通商纤维、通商杂货、通商机械、通商化学、通商钢铁各局局长，煤炭管理局局长，煤炭生产局局长，矿山局局长，电力局局长，工业技术厅调整部长，中小企业厅振兴部部长，东京通产局局长。这18名委员为“部会外委员”。其他“部会内委员”正好100人，其中除个别人来自政府特殊法人部门外，委员成分依次为大企业、经济团体、学界及金融界。[13]以最重要的综合部会和一般部会为例，在综合部会的10名委员中，5名来自大企业，2名来自经济团体，2名来自金融机构，1名为学者。在一般部会的10名委员中，经济团体及大企业代表7人，学者3人。[14]

“产合审”的构成除了前述的部会和委员、专门委员外，笔者还从石川一郎的私存档案中，发现一份“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干事会名单”手抄件，时间为1949年12月。名单中有经济安定本部调查课长大来佐武郎、复兴计划室长佐佐木喜一、生产局次长井上尚一、通产大臣官房总务课长斋藤正年等11人的名字。②在当时内阁决议（1949.9.13）、“产合审”规程（1949.12.24）及后来的产合审令（1951.6.1）中，都找不到这个干事会的依据，在迄今为止的日方研究文献中也未见到，它可能是一个由政府领导的统筹规划“产合审”人员选任、机构建设、职责划分等问题的临时班子，也可能是一个全面设计、协调和安排“产合审”活动的常设性组织。但这些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是日本政府安排成立的准常设政府机构，因此政府掌握着这一机构的人事任命、审议内容等主导权。显然，“产合审”不外是通产行政的一种补充。

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于1949年12月24日举行首次全会，会间通产大臣向“产合审”提出了题为“产业合理化应采取什么方针政策”的咨询。据通产省通商企业局企业第一课的一份统计资料，迄1950年4月27日，即在“产合审”成立后四个月的时间里，“产合审”以部会、分科会为单位，共召开了161次会议。③另据统计，1952至1960年度的九年间（内缺1959年度统计），共召开965次部会、分科会会议。[15]显然，逐一考察其审议的内容，既是一项浩繁无比的工作，也无多少实际意义。这里仅拟首先以钢铁、煤炭和综合部会为重点，具体考察“产合审”成立初期的审议情况，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产合审”综合部会对通产大臣咨询所作的三次答询，简要评述其在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1950年，日本工业生产面临的形势是，财政补贴将大幅度减少，统制急速缓和。而取消补贴金后，除纤维制品外，船舶、车辆和机械等主要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增加出口无望。这种状况破坏了实行倾斜生产以来建立的那种在高度经济统制体制保护下，以重点基础产业增产带动整个经济恢复的循环链。具体说来，就是在这一生产循环链中起龙头作用的煤炭、钢铁业生产随着统制及补贴金等优惠的废除，正在失去其自身启动的根据，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恶性循环局面，即国产煤炭价格居高不下导致高钢铁价格，进而又导致高机械、高造船价格，以致造成机械及船舶出口减少，生产规模缩小，钢铁业市场萎缩及生产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各个企业自身的行动是难以摆脱恶性循环的怪圈的”[16]。

有鉴于此，煤炭、钢铁问题很自然地成了“产合审”的审议重点。钢铁部会中专设综合、管理、贸易等四个班，分头进行审议，很快便定量地搞清了钢铁生产中的若干项重要指标，其中包括钢铁生产成本中人工费比例不到20%，焦炭原料费高达50%，炉前炭价格每吨15美元为美国的两倍等重要数据。据此，钢铁部会认为，钢铁生产通过降低人工费的合理化来实现成本下降是很有限度的，煤炭价格降不下来，钢铁的生产成本就无法下降，一旦全面取消补贴金并放开市场价格，钢铁业根本无法参加国际市场竞争。

1950年2月17日，综合部会根据钢铁部会的中间报告，讨论了钢铁业的合理化问题。会议肯定了钢铁部会的意见，认为煤炭价格过高是阻碍钢铁业合理化的症结所在。钢铁局管理课长石井甚至在会上忿然大吼：“照此下去，只会剩下煤炭，别的产业都得完蛋！”[17]会上，还讨论了钢铁业是否可以使用进口炭，扩大使用重油等问题。

4月10日的综合部会会议，专门听取了钢铁部会对其中间报告的说明。报告以统计数据为依据，认为在统制废除、煤炭价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钢铁生产成本将大大超过欧美市场价格。近年来无论怎样设法降低所能降低的生产费用，也无法与外国抗争。但是煤炭价格如能降至国际水平，则钢铁业即使不靠补贴也能出口。会上，还听取了资源厅官员关于煤炭价格何以居高不下的说明，得知除矿床开采条件更加恶化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设备落后，资本投入不足，人工费高达55%，已相当于战前的1.7倍。[18]因此，就改善煤矿设备设施、增加资金投入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4月25日，钢铁部会正式提出“关于钢铁及煤炭业合理化的问题点”的报告，建议综合部会将钢铁、煤炭、造船三大产业的合理化统一起来研讨。28日，综合部会专题讨论了这三大产业的合理化问题，并在参考煤炭部会提出的中间报告基础上，三易其稿，于6月24日向通产省提出《关于钢铁业及煤炭业的合理化》的报告。

报告书提出，钢铁、煤炭两大产业将通过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大幅度削减事业管理和人工费用，降低成本，以1953年为目标年度，届时确立两大产业的自立态势。其主要指标是，三年内生铁价格降低10%，作业费减少19%，棒钢价格减少4%，厚板钢材价格降低16%，作业费减少15%。到1953年度，普通钢材的年产量达到370万吨。煤炭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均下降18%，人均采煤效率提高42%。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报告书建议采取如下九项合理化措施。即保证资金供给和低息贷款；延长贷款还付期限和改善还付方法；减免租税和进口关税，采取机械化补贴措施；对进口机械技术采取特别措施；降低炼铁用煤炭的铁路运费；降低电费；适当进口廉价外国煤、焦炭；增加使用重油；建立主要工厂、煤炭的合理化调查与指导机构。[19]

7月29日，通产省以综合部会的这份报告为基础，制定《钢铁业及煤炭业合理化施策纲要》（简称《纲要》）。8月18日，日本内阁通过这一《纲要》。与6月24日的综合部会报告书相比，内阁会议通过的《纲要》没有对1953年度所要达到的具体生产、成本、价格等指标作数量规定，但却全盘接受了报告书中提出的关于促进钢铁、煤炭业合理化的九项建议。[20]

从这份《纲要》的产生过程看出，在日本政府的“设计”下成立、为回答通产大臣的咨询而展开活动的“产合审”，实际上也是一个收集、综合分析企业和产业界经济实况的场所，来自官民两个方面的“信息”在这里得到“交流”和“调整”，进而达成一种对形势判断及相应对策的某种共识。

以1950年间频繁的产业别部会审议活动为基础，“产合审”以综合部会长石川一郎的名义，于1951年2月23日向通产大臣递交了题为《关于我国产业的合理化方针政策》的答询报告书（第一次答询）。[21]

这份长篇报告由正文和资料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首先强调了产业合理化的迫切性，指出“我国产业应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推行合理化政策，以便在经济萧条再次到来之前彻底实现合理化。若今日漫然无为，将来必然饮恨无穷”。接着，报告书提出如下十项产业合理化措施，即促进产业机械设备的合理化与现代化，这是实现合理化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是“重点中的重点”；整顿产业辅助设施；降低燃料、动力价格，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建立合理利用劳动力的机制；保证合理化资金；企业内部统制；改善企业间组织合作，必要时应在不违背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修改禁止私人垄断法；加强中小企业对策；在一定期限内，重点推进电力、造船、煤炭、钢铁等基础产业的合理化，保证其所需资金。

报告书的资料部分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构成。总论阐述了产业合理化的意义、方式及其最近的进展情况，并特别指出：“战前的合理化，主要采用了强化垄断企业、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等与民主化背反的方法，而今天的合理化则必须以灵活运用自由竞争原理、限定劳动时间和保证工资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为前提进行”，采用“独特的解决方法”。分论中阐述了合理化的前提条件，合理化在生产成本及价格方面的目标，各产行业的合理化方针、政策、目标与效果，产行业间合理化的协调及其方针政策等。

第一次答询报告书是“产合审”成立以来各部会活动情况的总结及其审议意见的集成，它不仅从新的角度全面论证了战后产业合理化的性质、意义、必要性与迫切性，而且提出了实现合理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以此为基础，日本政府制定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并开始实施煤炭、钢铁合理化三年计划。

1952年4月，对日媾和条约生效，日本加入联合国并成为主权国家。根据这一变化，“产合审”于7月18日又向通产大臣提出第二次答询报告书[22]，题目仍为《关于我国产业的合理化方针政策》。

报告书的重点是综合部会提出的十条建议。即促进企业资本积累，修改税法、减轻企业的法人税、所得税，同时提高企业内部保留率；保证企业所需资金，加强日本开发银行等财政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积极运用外汇贷款制度，大力发挥长期信用银行的作用，保证机械设备现代化的资金供给；降低贷款利息；扩大进口机械设备的减免税范围；采取特别措施，降低进口原材料价格；改善原材料质量；促进开发国内资源；积极合作开发东南亚，向该地区派遣技术人员，提供资源开发所必要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对特定制品的国产化提供临时性优惠，对汽车、电视机、特种电子管、合成树脂涂料等生产行业实行临时性优惠措施，保证其实现国产化，如降低制品进口关税，减免法人税、所得税、物品税及固定资产税，提供补助金，长期低息贷款等；修改禁止私人垄断法。

与第一次答询相比，第二次答询的特点是政策性建议更具体；提出日美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东南亚问题；扩大了产业合理化的重点实施对象，即除了第一次答询中确定的钢铁、煤炭、电力、造船等“四大产业”外，又增加了若干新的将来有国际竞争力的产行业及其制品等内容。

1953年9月16日，“产合审”的第三次答询报告书发表（题目同前）。[23]鉴于产业合理化已经以企业和产行业为重点蓬勃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果，主要经济指标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经济正处于复兴向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报告书特别强调了以下五点：（1）进一步推进企业内部的合理化；（2）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3）促进产业组织的合理化；（4）整顿产业关联设施；（5）推动中小企业的组织化。

与前两次答询相比，第三次答询报告书虽然简短，但却更注重从宏观上前瞻性地把握产业合理化的进展方向，正面提出将产业结构问题作为下一步政策实施的重点，这意味着以第三次答询报告书的发表为标志，战后的产业合理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事实上，直到1964年“产合审”解散的十年间，产业合理化的政策运营基本是按照这次答询所确定的基调进行的。

1953年11月，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改组。按照第三次答询中提出的政策设想，产合审的组织机构由原来的各种“纵向型”产行业部会，变成了以审议企业间、产行业间及产业环境合理化为中心的若干“横向型”部会。[24]

注释

[1]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24页。

[2]详见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35页。

[3]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39—40页。

[4]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37页。

[5]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日译本，株式会社TBS，1982年，第241页。

[6]伊蒙·费依布鲁特：《大藏省——看不见的巨怪》中译本，见《日本问题资料》，1995年3期。

[7]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日译本，株式会社，TBS1982年，第354页。

[8]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石川一郎文书》K47—3。

[9]伊蒙·费依布鲁特：《大藏省——看不见的巨怪》中译本，见《日本问题资料》，1995年3期。

[10]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44页。

[11]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45页。

[12]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91—92页。

[13]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石川一郎文书》K47—1。

[14]②③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石川一郎文书》K47—1。

[15]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6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344—345页。

[16]冈崎哲二：《战后经济复兴时期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未刊稿），1994年3月。

[17]《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综合部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见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石川一郎文书》K47—1。

[18]《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综合部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见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石川一郎文书》K47—1。

[19]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藏《石川一郎文书》K47—2。

[20]《钢铁业及煤炭业合理化施策纲要》（1950年8月18日内阁决议），见前揭《石川一郎文书》K47—2。

[21]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66—74页。

[22]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97—99页。

[23]通产省编：《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72年，第107页。

[24]原文刊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2，1997年。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