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几无正面研究日本产业合理化的成果可能有各种原因，但理论束缚或为一大现实思想障碍。因此，多角度分析产业合理化的本质实属必要。

“合理化”一词源自德国，率先提倡“合理化”政策、开展全民性“合理化运动”的，是20年代曾任德国政府复兴部长和外交部长的沃尔德·拉蒂诺（Wahher Rathenau）。但若追溯这一名词的出现，则至少要上溯到20世纪初。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行为理论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其诸多著述中反复强调，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一种由亚洲式宗教统治的不合理的社会，近代社会则是尊重科学与效率、法律与理论的社会，是按照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原则行事的合理的社会。[12]他同时认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13]在其他场合，韦伯还阐述了理性社会是官僚制社会、“合理化”即“近代化”的观点。[14]韦伯公然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辩护自不待言，但他的“理论行为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精神障碍”导致“经济行为”“阻滞”等论断却是切中时弊的。德国社会矛盾的发展，终于使它铤而走险，走上了内部矛盾外部解决、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尽管无从考证韦伯的“理性主义”“合理化”论究竟对德国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是在一战结束后的20年代，确是由德国率先开展了“合理化运动”。

日本于20年代末“引进”合理化概念时，政府和财界形成的一种共识是，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证明，自由经济已行不通，国民经济需要国家权力出面干预。商工省官员吉野信次认为，“所谓产业合理化，就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特许局事务官岸信介专程赴欧洲考察产业合理化归国后，只强调了两条合理化原则，即“降低成本”，“否定自由竞争”。[15]战前被日本官方奉为产业合理化运动启蒙思想家的太田正孝观点更明了，他认为，“产业合理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再不能像以往那样生产者和消费者恣意妄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绝路。……按照现在的资本主义方式走下去，已得不到使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力量”，“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修正，别名合理化运动”，而这种“合理化运动的目标，就是对生产、流通和消费实行某种意义上的统制”。[16]

战前的产业合理化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侵华战争的升级而一再变形，并随着二战中日本的失败而销声匿迹，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日本政府得以从新的角度认识到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的意义。通产省在1957年发表的《产业合理化白皮书》中指出，产业合理化的基本点是：“企业以最小费用获取最大收益；从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最有效地利用一定的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保持构成要素间的平衡及以此为基础的国民收入，追求经济上的合理性。”[17]在通产省的有关文件中，还可见到如下内容，即“现在的企业合理化虽然要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但却不能走减少工资→合理化→降低成本→生产增加→利润增加的路线，而是必须采取保证实际工资→合理化→生产增加→成本下降→利润增加的方法”[18]。这表明政策当局在战后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下，其思想意识和行政观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基于上述认识上的变化，日本政府对战后产业合理化的内容做了以下四方面的界定，即企业内部的合理化，企业外部条件的合理化，行业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把技术设备的现代化作为合理化的核心。

与上述政策当局的观点相对照，劳动阶级的态度因时因地而不尽相同。在德国，工人阶级主流曾响应合理化主张，采取了与政府、企业合作的态度。与此相反，在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曾做出产业合理化“有助于资本改善其经济，不能支持、也不应该支持”[19]的决议。在战前的日本，除少数御用工会外，工人阶级主流坚决反对合理化。而在战后重新开展产业合理化时，工人运动出现了坚决反对与支持、合作两种立场的分裂。

具体看一下反对产业合理化的代表性观点。

早在1930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泽广巳就曾著书揭露了产业合理化的本质。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名言：本来，从机械本身看，它可以缩短劳动时间，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劳动日延长；它可以使劳动简单化，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劳动强度增加；它本身意味着人类战胜自然，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人类处在自然的奴役之下；它本身可以增加生产者的财富；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生产者贫困化。[20]据此，有泽给产业合理化所下的定义是：“所谓产业合理化，就是增加剥削程度的诸措施。”[21]

战后，仍有许多进步学者对产业合理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户木田嘉久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不外是进入全面危机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阶级防卫运动，是直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化的政策支持下，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垄断资本的超剥削方法。”[22]

从上述关于产业合理化的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应该怎样确认产业合理化的本质，认识其历史及现实的意义呢？

首先，从阶级分析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具有以国家权力为背景、强化剥削和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本质，是所谓“泰罗制”及“科学管理法”的延续和发展。每当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往往也就是资方在“合理化”的名义下，向劳动者转嫁危机之时。对劳动者而言，“合理化”意味着劳动强化、工资减少和失业将至。对力量单薄的中小企业主而言，它甚至也是个意味着企业将被兼并或破产的不详之词。至少战前的合理化已经深深地留下了这种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泽、户木田等人的批判，正确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本质，击中了要害，富有革命性意义。

其次，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角度看，产业合理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也相对存在合理性。资本主义是个尊重科学、讲求效率、强调资本积累的社会，正因如此，它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物质繁荣，这是以前的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一直视“自由放任”为准则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垄断阶段后，不断暴露出其固有的破绽，连统治阶级自身也公开承认自由放任已行不通，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产业合理化正是适应这种时代要求出台的。这一政策既有强化劳动等消极的侧面，也存在着强调现代科学技术，追求国民经济发展整体平衡等积极的侧面，特别是在战后推行的产业合理化政策过程中，以所得分配等为代表的社会公正问题也逐渐引起重视。因此，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没有必要一口否定产业合理化的正面意义。

第三，从政策论的角度分析，产业合理化虽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兴起的，却不能因此断言它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政策本身只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手段和方法，它确实会因政策制定与推行者的政治立场而染上某种色彩，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本身固有的方法手段上的、技术上的特有价值。正如前述马克思的精辟论断那样，机械作为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只有当其被资本家所利用时，它才成为强化剥削的工具，但机械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它作为科学进步的产物，同样也能成为劳动者征服改造自然、为自己谋幸福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也绝不会在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同时，将进行生产的工业机器一同砸烂。事实上，关于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列宁早就做出了令我们现代人顿彻顿悟的精辟分析。

泰罗制（又译“泰勒制”）是20世纪初风靡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它将近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经营管理结合起来，通过推广标准化操作、定额劳动、现场监督、奖惩工资等手段，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利润（或“剩余价值”），列宁曾痛斥它是一种“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23]。但是，列宁在指出资本主义的泰罗制所具有的“榨取血汗”的阶级实质时，并未把这种制度中蕴含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一并否掉。他在1918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的一切宝贵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和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24]。从这段较长的引文中，60年前的列宁怎样辩证地分析泰罗制，肯定其科学和进步的一面，怎样把在俄国“试行”和“适应”泰罗制、“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提到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高度，已经跃然纸上，无需多余的解释。

令人回味的是，“泰罗制”“科学管理法”和“产业合理化”等所固有的这种可以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而适用的中性特点，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代言人也颇知其妙。在日本，曾在人事院担任要职并享有“日本的泰罗”之名的上野阳一就是一例。上野认为：“产业合理化的原理与技术，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必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也好，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也罢，生产管理的原则别无二致。资本主义利用生产管理的原则，将带来资本主义的繁荣；社会主义利用生产管理的原则，也会带来社会主义的繁荣。”[25]

由此看来，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的产业合理化是一种科学态度，以往在理论上存在的某些禁区应该彻底打破。

历史是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在对日本战前、战后的产业合理化政策进行如此的考察之后，重新审视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20世纪世界风云的变幻，真可谓感慨万千。

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变化惊天动地。本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该制度所固有的国内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其结果是酿成了人类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因此，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社会主义从无到有、蒸蒸日上构成本世纪前50年的基本特征。

然而，当后半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却看到了另一番情景，本已呈现“垄断、腐朽、垂死”等种种衰兆的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衰而不亡，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发展，而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转向”为代表，社会主义遇到了重大挫折。

这近百年的历史变化向人们昭示了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复生”互为对方提供了一个深刻但却有益的启示。这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放任为准则的市场经济及其资本主义制度，如不进行调整和改革，终必为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所毁灭；同样，在现实生产力水平制约下，发展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如果不能在这方面取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将陷入困境。

从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看，毋宁说资本主义较好地接受了社会主义这个“先生”的教示，正如前文论述的日本所推行的产业合理化政策那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效仿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种种“计划性”的干预，避免了大的经济波动，基本实现了社会稳定。

反观社会主义的进展，毋宁说教训是深刻的，原因不一而足，但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文革十年“政治挂帅”的失误姑且不论，仅在经济建设上就不知干了多少违背科学、不讲“合理性”的蠢事。直到今天，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理配置资源等种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经济改革的任务尚任重道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发展方面，现在是虚心接受资本主义某些教示的时候了，而日本的产业合理化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实例。当然，中国的产业合理化须根据国情进行，要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既是一次“补课”，也是一个“创新”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是只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必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21世纪，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