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合理化作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核心产业政策，始自20世纪20年代末，二战及战后初期停顿，40年代末再次全面推行，直至60年代中期。

追溯日本产业合理化的历史会发现，产业合理化一词并非日本的发明，其作为一种产业政策实施，也并非始于日本。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并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惩罚。在凡尔塞—华盛顿体制的束缚下，德国只能卧薪尝胆，专心经济重建，其重大举措就是开展产业合理化。在“相对稳定”的20年代，德国通过产业合理化运动，整治了战后破败经济，完成了新一轮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恢复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德国的做法及其成果很快引起欧美各国的注意，20年代后期，产业合理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时髦的口号和运动。

当时日本也嗅到了国际经济变动的气息。1927年金融危机以后，产业合理化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1929年9月，商工省大臣俵孙一向商工审议会提出如何开展合理化的咨询，这标志着战前产业合理化的开始。1930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首相滨口雄幸为首的产业合理化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临时产业审议会，“调查审议产业合理化及其他产业振兴的重要事项”[1]。随后，商工省设立了以商工大臣为首长的临时产业合理局，专门掌管产业合理化行政事务。

但是，日本的动作慢了一步。当日本政府决定推行产业合理化时，以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票暴跌为起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爆发，1930年，这股危机的狂飙已席卷日本。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本来应以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改变了方向，变成以企业内部“合理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为重点的危机对策。

大危机下的企业内部合理化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下进行的。资方为了渡过危机，想方设法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或拖欠工资，裁减工人，节省开支。官方统计表明，1929至1935年间，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增加10个百分点，工资指数却下降约10个百分点[2]，这是企业合理化下强化对工人剥削的铁证。因为这一增一降，几乎与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及资本投入无关。

这种消极型的企业内部合理化引起劳资间关系日趋紧张，工人阶级的反解雇、反劳动强化、反降低工资斗争此伏彼起。在实行“合理化”之前的1928年，日本全国各种工会组织的罢工、怠工斗争约400起，而在推行“合理化”的1930至1932年，斗争次数骤增至每年900起左右。[3]不难想见，当时的合理化留给人们的是怎样一种梦魇般的痛苦回忆。

与企业内部的合理化并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是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并强力推行的政策重点。1931年升任商工省事务次官的吉野信次认为：“近代产业虽然主要是通过自由竞争发展到现在的，但其种种恶害已日趋明显，维持完全的自由不可能把产业从目前的混乱中解救出来，产业需要全盘发展计划和统制的政策。”[4]吉野的这番议论是颇具代表性的，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财界都清楚地看到了如下两个事实：其一，市场并非万能，自由竞争正在给社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危机的频发，已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必然；其二，与欧美列强相比，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日本只有提高组织化的效率，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否则难免被各个击溃。

正是出于这种共识，日本政府于1931年4月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该法的核心内容是，重要产行业须按国家要求成为卡特尔，政府则从融资、原料进口、税收方面提供政策性优惠。1931至1936年，商工省先后指定26种行业为重要产业，并在这些行业中建立了卡特尔垄断组织。鼓励卡特尔的产业组织政策，加速了企业合并、兼并的资本集中过程，一方面使大批中小企业没落乃至破产，一方面使财阀资本迅速膨胀。30年代成为三井、三菱、鲇川、浅野等新老财阀大发展的时代。

由于推行上述“合理化”措施，更因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于1932年便率先摆脱经济危机，成为“1929年危机”的“轻灾户”。

但是，20年代末开始的产业合理化所带来的社会负效果也是极为严重的，财阀势力的膨胀和劳动阶级的贫困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军部法西斯和民间右翼势力日益猖獗，他们对外要打破华盛顿体制的束缚，推行其向东亚扩张的强权政治；对内则利用国内民众的普遍不满情绪，提出实行“国家改造”和“昭和维新”，甚至公言打倒政党和财阀，建立天皇、军部法西斯专政。为实现上述对内对外政策目标，他们强烈要求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垄断，发展重化学工业，以期积蓄实力，将来与英美决战。结果，由于军部激进分子和民间极右势力在30年代中期发动的一连串暗杀和兵变，终使政界屈服，财阀“转向”，并在全面侵华的1937年以后，全面建立起战时经济统制体制，这一体制的另一代名词，就是军部鼓吹的所谓“新产业合理化运动”。

可见，最初企图效仿欧美国家开展的产业合理化，因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变形，旋又因法西斯运动的兴起而名存实亡。

1937至1948年间，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统制经济时期。其中，前八年是为了支撑对外侵略战争而实行统制，后三年则是为对付极度的经济萎缩、供给不足“危机”而实行统制。总之，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产业合理化被迫中断。

1948年，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决定把扶植日本实现经济复兴作为占领政策的首要目标，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反共堡垒。翌年2月，美国政府又将约瑟夫·M·道奇派往日本，推行“经济稳定计划”。战后产业合理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开始的。

同年12月28日，第二次吉田（茂）内阁根据美国政府发出的“经济九原则”指令，对现行经济政策作了全面调整，并以经济安定本部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正式内定了《综合施策大纲》。大纲中提出了五项重要经济政策，除新物价体系、稳定工资、健全财政金融、缓和统制等项外，第三项为“促进企业合理化”。其具体措施是：（1）促进重要产业和出口产业改善设备与技术，严格遵守工资三原则，推进合理化。政府事业和公共事业也应根据独立核算原则，开展合理化；（2）对经济重建中重要企业的合理化所产生的退职金等整顿资金，将采取由复兴金融公库提供保证贷款的措施。关于设备更新、机械化及技术引进资金，其靠自有资金和发行企业债券所不能解决的部分，政府将提供贷款；（3）通过公共事业努力吸收失业者，并从财政和企业负担方面研究解决对策；（4）为促进企业积累，将提高折旧率，税法上也将采取特殊措施，重要企业以往非属企业责任的赤字，将通过价格或财政上的必要措施解决；（5）以优秀企业为重点，废除资材分配等妨碍合理化的统制，以促进竞争。[5]从这些内容看，大纲已提出了产业合理化的基本构思。但从其仍把复金贷款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看，难免与即将实施的道奇计划发生冲突。

1949年，是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道奇计划下推行的超平衡预算、停止复金贷款，减少财政补贴金、缓和统制及制定单一汇率等措施，不仅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稳定与“稳定中的危机”局面，也等于完全否定了以往实施的倾斜生产方式，制定和实施新的产业政策迫在眉睫。9月13日，吉田内阁根据通产省企业局拟定的《关于制定企业合理化政策》草案，正式作出《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定，并提出开展产业合理化的四项原则和十条意见。四项原则是：（1）确立以合理化为前提条件的、最适合未来产业结构的各项产业指导方针；（2）合理化原则上以迅速接近国际价格为目标；（3）企业内部的合理化，原则上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创造，旨在培养有利于合理化的环境、铲除合理化的障碍；（4）提高效率、积极采用推广先进技术。十条意见是：产业指导方针；合理化的目标；合理化计划的审查与劝告；提高效率与指导；奖励试验研究普及优秀技术；保证合理化资金；铲除合理化障碍；促进引进外资；开展产业合理化运动；设立产业合理化审议会。[6]可以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一决议，标志着产业合理化作为新的产业政策已经基本形成，余下的似乎只是如何完善、付诸实施的问题了。

产业合理化作为一项重大的新产业政策能否顺利展开，不仅受现实经济条件的客观制约，还必须有一整套与之配套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政策体系做保证，而这些基础条件的准备和出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事实上，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日本经济正处在道奇计划的萧条期，资本不足、市场狭窄的状况毋宁说反而加剧了。因此，虽然确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但还只是沿袭了裁减人员、增加劳动强度、促进资本集中等消极而陈旧的方法，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加强现代化经营管理等真正意义的合理化基本还未展开。[7]

使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的直接契机是朝鲜战争。战争一爆发，日本便成了侵朝美军的后方“兵站”，大批的特需订货，使多达1000—1500亿日元的库存滞货一扫而光，企业获取了巨大利益，工业生产在战争爆发后第一年便突破战前水平。朝鲜战争的“天佑”，使“道奇萧条”—变为“特需景气”，也使“朝鲜战争前终究不能实施的合理化政策，也进入了如果努力就可以实现的阶段”[8]。《钢铁合理化计划》《煤炭合理化计划》《电力开发计划》等一系列产业合理化计划，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陆续出台而进入实施阶段的。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抓紧了将产业合理化政策体系化、法制化的工作。在先期业已制定多种专项立法的基础上，国会于1952年3月正式批准通过了《产业合理化促进法》。

战后的产业合理化，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不断深化的过程，具体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期间，即所谓道奇计划时期。经济稳定和统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对外开放经济的体制转变，是这一阶段日本经济的总方针、总目标。当时的产业合理化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即在经济紧缩的背景下，开展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节省开支为重点的合理化，其结果虽然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却未能在企业技术设备现代化方面得到根本改观，总体上还停留在“表面上的初期合理化时代”[9]。

第二阶段始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终于1955年。对日本来说，朝鲜战争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天助神佑”，它一扫道奇计划下的经济沉闷空气，巨大的“特需”订货使多达千亿日元以上的库存滞货销售一空，企业收益状况大为改善。本阶段的产业合理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各种合理化政策、法令、计划接连出台，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其二，政策实施的重点由前期的企业内部合理化，转向重点产行业的合理化，电力、造船、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得到优先恢复和发展；其三，以上述四大产业为中心，掀起了战后第一次以引进为主要方式的技术改造与设备投资**。日本学者香西泰认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开展了“点”与“线”的合理化。[10]

第三阶段为50年代后半期。1955年，随着“数量景气”的发生，战后复兴的任务已告完成，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从这时起，“点”与“线”的产业合理化，开始由基础产业向新兴产业扩展，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汽车、家电、电子及机械制造行业迅速崛起，重化学工业的基础已经奠定。与此同时，在1955年兴起的提高生产率运动中，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为核心的企业内部合理化继续向纵深进展，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同期，国民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到60年代初期，日本已抛掉落后的帽子，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第四阶段为60年代前半期，当时日本经济的目标是，在对外经济方面，尽快实现贸易自由化，在对内经济方面，实现十年内国民收入倍增。为实现上述目标，产业合理化政策的重点，由以往的企业内部合理化和产行业合理化，转向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上来，进而在1964年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同年，推行15年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正式为产业结构政策所取代。

战后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典型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其主要政策措施如下：

指定产业发展优先顺序。即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以政令或省令形式不定期公布重点产业，国家则以此为准，通过各种形式保证有关产业的优先发展。

制定合理化计划。如钢铁、煤炭业合理化计划，电力开发计划、计划造船等等。通过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条块”经济部门的率先“合理化”、现代化，从宏观上确保产业结构及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并进而带动一般产业的合理化和现代化。

产业组织政策。千方百计放宽《禁止私人垄断法》的限制，鼓励企业间采取限产、限销、限价等自我保护的共同行动，鼓励支持企业联合、兼并、合并，使企业集团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

产业技术政策。在战后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前期，日本政府虽大力宣传技术改造的必要性，同时又认为直接引进外国技术是“最安全、最实际的办法”[11]。因此，总体上讲，50年代可称为日本在产业技术上的“拿来主义”时代，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蜂拥引进，大大缩短了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不过，从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开始注重自主技术开发，进入60年代后，其国产技术设备已占相当比重。

产业资金供给及企业资本积累政策。为推进企业的合理化、现代化，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投资融资、“协调融资”及外汇集中管理与分配使用制度、外资制度，积极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另一方面则通过名目繁多的减免税措施，有重点地向企业让税让利。这种做法又被称为“政策金融”和“政策税制”。

企业经营的政策指导。即一方面制定各种企业经营管理的法律、规则，以及工业品规格与质量标准；一方面通过行使监督、指导权，迫使企业在生产、劳务、财务管理等方面实行合理化。

产业布局政策。这是50年代后期引起重视，进入60年代后进一步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的重要问题。

纵观日本战前、战后推行的产业合理化，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的合理化存在着若干异同点。从相似点看，两度推出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共同背景是，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日本都处于明显落后的位置，都面临着一个实现经济赶超的历史任务；推出这一政策的思想前提，是看到了“市场的失败”，其主观认识上是要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并希冀通过这种人为的介入，纠正自由经济的某些弊端。从不同点看，战前的产业合理化，重点放在了企业内部合理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方面，其实施手段和方法是消极的；而战后的产业合理化是以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为重点，其政策对象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经营及企业间关系的狭小范围，而是从国民经济的整体观点出发，把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关联设施等也作为重要内容。战前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口号下，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维护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其实施过程伴随着对国民民主权利的进一步剥夺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其结果是建立了统制经济；而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出发点是废除统制经济。其实施过程中相对注意了保证工人阶级基本权利及扶助中小企业等问题，从而建立了一种既有“计划性的”调控又有竞争自由的产业发展秩序。这些差异的出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它既是日本国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与战后初期在国际正义力量的压迫下实行的民主化改革有关，此外，政策当局基于历史的教训和时势的要求进行自我调整也是重要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