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过明治40余年的发展，确立了其东亚唯一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尽管其国家的干预性一直很强，毕竟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与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动一样，日本也被逼到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这种选择包括对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的再审视，以致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昭和维新”“国家改造”运动中，日本朝野围绕着市场经济与“计划”或“统制”经济问题展开一场讨论。其深刻背景是：一战期间各交战国普遍实行了有效的战时经济统制；192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所加剧的对自由市场经济信念的动摇；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实施及其巨大成功等。

1932年1月，商工大臣中岛久万吉在《社会政策时报》的显赫位置发表文章，内称：“恕我直言，在中外竞争的舞台里，为使我国的经济地位在将来得以巩固，必须实现迄今业已实行的经济国家主义。即必须实现国家一业制度（Single Industry System）。比如，钢铁、造船业的目标就是在全国分别形成唯一的企业大联合，有关的企业金融背景也将由国家控制，并且，此种单一的企业联合机关须服从根据国家立场制定的年度计划，在其生产、输出政策的指导下行事。”[10]

小岛精一在同年出版的《日本经济计划论》中则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二三年间，资本主义备尝苦恼，现已陷入极端衰弱状态，到了必须放弃独自的救济之策而试投计划经济新药的时刻。”“事态至此，吾等已无需议论计划经济的当否，当务之急是更进数步，有组织地提出计划经济的具体方案。”[11]

相比之下，当时声名大噪的山本条太郎鼓吹的计划经济论内容更具体。他在《经济国家的提倡》一书中写道：“政府的所有机关、所有设施的机能，都应集中在产业国策的建立与伸展上……内阁是推行产业国策的参谋总部，首相的任务是参谋总长、军令部长。”政府官员“所有人等，其首要资格须是产业官，是产业驾驶员。”[12]

类似议论不仅限于政府和学界，军部从未来战争必定是总体战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实行计划或统制经济。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与满铁经济顾问宫崎正义策划的对中国东北的经济统制便是一例。石原上调陆军参谋本部后，又与宫崎正义、古贺英正等组织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向军部和政府施压。

昭和初期的这场大讨论，与同期急剧展开的统制经济互为表里，彼此策应。结果，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建立起全面的战时计划、统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