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写道：“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2]“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斯密的说教是，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追求私利的行为必然会产生有利于社会的客观效果。

因此，斯密痛斥垄断，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说：“任何一种学说，如果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产业或要限制特别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入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即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标背道而驰。”[4]“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是再危险也没有了。”[5]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斯密等创立的自由经济学说堪称经典，但这种学说本身具有二重意义。它既是冲破封建制度和思想束缚的藩篱、为新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进步学说，也是在自由的幌子下让弱者撤除防御的强者经济学。而对后者的本质进行无情揭露并予以猛烈反击的是德国学者李斯特。

1841年，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问世。这是一部在国际自由贸易论及政府干预论等问题上公然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唱对台戏的巨著。

李斯特认为，在英国工业力量已独占世界鳌头的现实情况下，像德国这样工业明显落后的国家，若按斯密的说教敞开国门开展所谓自由国际贸易，无异于少年与壮汉角力，结果不言自明。他坚决反对德国跟在英国人后面吟唱自由贸易之歌，并警告说：“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使国家沦于奴隶的地位。”[6]

关于如何实现一国的工业化，李斯特反对放任及政府无为。他有如下一句名言：“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7]李斯特的观点是，比之于财富的积累，生产能力的培植更为重要，这就如同一棵结果之树比其生产的果子更重要一样。在德国，这棵工业之树的成长已不能静待自然的衍生，而要通过人工培植，这个植树人就是国家。“作为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须还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的前途。”[8]

显然，李斯特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在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后，作出上述阐释的。比之于亚当·斯密，他的经济理论对落后的德国来说，少了几分理想化，多了几分现实指导意义。

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高级使节团，历访欧美12国，找到了兴邦治国的途径。使节团副使、享有“日本的俾斯麦”之名的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即向政府提出了著名的《殖产兴业建议书》，内称：“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则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归根结底，未尝不在于政府官员之诱导与奖励……宜按国之风土习俗，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其方法，以此为今日行政之根本，保持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9]大久保是否知道李斯特的理论无从考证，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耳闻目睹的欧美实地考察中，同样领悟到事物的真谛，即经济上落后的日本要想奋起直追，国家不仅要“诱导”和“奖励”工业，还必须“制定其方法”，做“工业之树”的植树人。由此可以窥知，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阶段，明治政府就不是放任无为的态度。明治初期大办官营企业，自上而下地推行、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