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经济调整的现实效果，可以从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来考察。

一是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这主要是通过基本消灭与国际市场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及改变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表现的。价格差的消灭主要依据两种因素。首先，从欧洲开始的世界性景气回升，使1951年下半年以来不断下跌的世界物价，在1954年里保持不变或有所上涨，为日本商品接近国际价格提供了有利时机。其次，1954年经济调整使国内生产规模相对缩小，物价下跌，特别是与输出有关的商品价格，年内内销品下降率为9%，输出品下降率为5%。[28]内外销商品间一直存在的二重价格现象基本消失。国际国内市场价格的一升一降，使1953年时还高于国际市场20%的国内物价，到1955年3月仅比美、英高出1%和2%。[29]与国际间物价差的消失，也为其后放手推行“贸易第一主义”铲除了一大障碍。

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经历了如下过程。调整使经济由景气转入萧条，导致市场疲软，产品销售难。内需的“不振”，迫使流通部门不得不到外需上寻求出路，而政府的输出优惠政策恰好为扩大外销开放了绿灯。在这种既打又拉的调整政策下，1954年的对外贸易根据历年和会计年度两种统计方法，输出比上年增加4.76亿美元或3.57亿美元，输入减少1.39亿美元或4.75亿美元。同年特需收入虽然减少了3.13亿美元或1.71亿美元，仍然实现了综合国际收支1亿美元或3.44亿美元的黑字。[30]这意味着仅经一年调整，国际收支实现了3亿美元（历年）或6.57亿美元（会计年度）的改善。

1954年世界贸易的回升也是日本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有利因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同年世界输出额仅比上年增长3.7%，而日本的输出增长率却高达29%。显然，根本原因只能从日本经济内部寻找，换言之，它不外是经济调整的结果。

二是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首先，财政金融的运营走上正常化的道路。关于财政金融在调整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再赘述，这里强调的是，由于制定紧缩预算及实行财政税收政策的一系列调整，道奇以来财政收支必须平衡的政策思想再次成为财政运营的指导方针。同样，金融运营取得明显的改善，与上年度增发186亿日元、增长率2.6%相比，年内银行券发行量减少39亿日元，实现了0.7%的负增长。[31]值得提出的是，经过调整，银行放款过多现象基本得到解决。1953年9月，全国银行贷款率平均104.9%，11大银行贷款率为117.4%。超贷资金主要是依赖日本银行的贷款筹措的，当时城市银行对日本银行贷款的依存率是，全国银行平均14.8%，11大银行为21.9%。显然，这是一种不正常且不稳定的运营。但是，调整后的1955年3月，全国银行的放款率降至95.4%，11大银行降至102%，对日本银行贷款的依存率也分别降至8.5%和13.2%。[32]其次，推进了合理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对一般企业来说，经济调整带给它们一种“像战前那样的危机来临感”[33]以及生产停滞、投资减退、利润减少的客观效果，要想在萧条期谋生存求发展，唯一出路是加强企业自身的调整和改造。结果，经过调整期的考验，从生产方面看，企业的设备效能、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都有较大提高。如造船业，1954年实施的第十次造船计划同第五次计划相比，所用工时减少30%—40%，节省钢材10%。再如轴承加工业，也取得了提高加工精度30%、降低工作噪音20%的成绩。[34]从经营方面看，企业改变了以往过分依赖银行的态度，更加注意充实自有资本，依靠自己的实力，慎重地扩大事业规模。在第三次资产评估时，企业显示了很高的积极性，评估率由上次评估时的75%提高到99%。此外，调整期企业内部普遍进行了精简管理机构、节俭开支的行政、财政整顿，在调整的前半期即实现一般经费开支比上年同期减少15%。[35]产业卡特尔加速重建，是调整期合理化运动的显著特点。战后初期的经济改革，解散了财阀，制定了《禁止私人垄断法》和《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并成立公正交易委员会监督实行。朝鲜战争期间，上述法律经过两次修改，有关限制开始缓和。进入1954年经济萧条期，产业卡特尔特别是商业部门的企业大联合加快了步伐。1954年7月，不二商事、东京贸易、东西交易三大商社合并，成立新三菱商事。稍后，旧三井系统的商社大合并也得到批准。同期，硫安、煤炭、纤维、机械制造方面的企业合并或联合也在加紧进行，并一直持续到1955年。最后，调整对国民消费的影响。在调整时期，国民是经济萧条的最终承受者，失业的增加，收入增长的迟滞，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使国民消费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即消费水平停滞和储蓄率提高。据统计，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1953年为25%，1954年降至9%，消费增长率由1952、1953年的16%和12%，降至1954年的2%。[36]人均储蓄与收入的比率，由1953年的5.1%增加到6.5%[37]，这种增长是在收入增长比上年下降14%的前提下实现的。消费上的这种变化，起到了直接为通胀经济降温的作用，并且为扩大再生产增加了本源性资金。

1954年调整为期仅一年，成效是值得评价的。但是同其他事物一样，旧的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新的矛盾也还会产生。经济本身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次调整既不能一举成功，更不能一劳永逸。1954年经济调整也是如此，它依然留下一系列问题。

其一，部分解决而未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是企业体质的脆弱性。企业自有资本构成低、外部资金依存度高的状况没有因调整而根本改变，现代化企业与落后企业间技术及组织规模上的差距没有缩小，毋宁说正在拉大，企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的老大难问题也只是在个别产业的部分企业中得到了改善，产业合理化—工业现代化的路程还很漫长。

其二，暂时解决但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例如，国际收支虽然出现顺差，但那是在有6亿美元特需收入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考虑到国际经济景气回升及农业丰收的有利因素，那就更不容乐观。放款过多现象的消失也只能视为经济紧缩期的一时性效果，并没有根本避免它在经济高涨期死灰复燃的制度保证。

其三，经济膨胀期被掩盖、调整期表面化的问题。这表现在雇佣状况恶化与失业的增加。随着经济萧条的深刻化，从流通、纺织部门开始，大批中小企业破产或裁减职工，年间离职人数超过110万人，离职率达14%，为战后以来最高点。纯失业人数47万人，失业率为5.1%。[38]看来，调整对中小企业及一般国民来说不啻一场恶运降临，这也是自由竞争体制下追求经济合理性与维护社会公正的两难命题。

其四，调整后出现的新问题。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调整后金融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已经不再灵验。这是因为，在1954年调整中，高利率政策作为日本银行金融调节的主要手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迫使城市银行一方面节制从日本银行的贷款，甚至全部还清以往的贷款；一方面努力增加自有资金，增强经营的独立性。结果，日本银行放款过多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由于城市银行经营独立性的加强，高利率政策丧失了以往的有效性，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的金融调节能力大为降低，此后的金融调节必须依靠别的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