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历史前提、实施过程、调整期经济变动和现实效果四个方面对1954年经济调整的阐述，还仅限于对调整过程本身的议论范围，然而这次短期经济调整的深层意义和长远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看调整与战后经济“起飞”的关系。当1954年的经济调整全面展开之际，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战后复失的完成，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大放慢，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3%至5%左右。[39]悲观论者们没有想到，一个被称为“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正在到来。越过经济调整及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1954年，日本经济迎来了所谓“战后经济最好”的1955年。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国际收支大为改善，顺差5.35亿美元，实现了无特需收入下一般贸易收支均衡的夙愿。第二，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同年，国民总生产增长10.8%，工业生产增长12%，农业生产增长19%，国民收入增长10%左右，而以往经济规模扩大时期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现象并未发生，全年物价平稳。第三，经济大发展之年，没有出现放款过多现象。据此，《经济白皮书》把1955年经济高涨局面称为“数量景气”，并宣布“日本已经不是战后了”，已经进入新的时代。[40]

“数量景气”的到来决不是偶然的，它与经济调整有着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调整所取得的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物价下跌、放款过多现象消失等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好转的成效，以“三种理想的发展”为特征的“数量景气”就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1954年的经济调整，就没有翌年的“数量景气”。

如果按照经济循环论及经济发展阶段论的观点来考察，就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次经济调整在战后经济发展史上所处的位置。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大体经历了复兴、高速增长、稳定增长等阶段。不难看出，1954年经济调整既是消费投资景气与数量神武景气两个经济循环周期的连接点，也是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两大发展阶段的衔接点，无论短期经济波动的分析，还是长期经济波动的考察，这次调整都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换言之，战后日本经济由复兴到“起飞”的过渡，正是通过这次调整实现的，调整直接开启了经济“起飞”的门扉。“起飞”一词形象而生动，但飞机起飞时须耗费大量能源，这就需要起飞前备足燃料，并对各个系统乃至所有零部件做认真检查和维修，此外还需要掌握飞行气象资料。1954年的经济调整，如同经济起飞前的一次全面检查和加油，同年世界性景气恢复则为起飞提供了良好的“气象”条件。

其次看调整在战后经济政策史上的意义。日本的战后十年中，如果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另当别论，大的经济调整共发生两次，即1949年的所谓道奇计划和本章所及的1954年调整。那么，这两次调整之间有何联系和不同呢？

在进行比较时，应指出两次调整在稳定经济与平衡财政思想，调整政策手段，以及经济紧缩、抑制通货膨胀等现实目标上的相似点，同时两者都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但是，两次调整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从调整的动因看，道奇计划的实施，与其说是为了使日本经济走上正常化道路，勿宁说是实现美国的战略调整所采取的必要一环。而1954年调整则是为改善国际收支恶化状况，整顿经济环境，为经济起飞打好基础。从调整政策的实施主体看，前者是在占领体制下，由占领当局制定和监督实施的，表现出很强的对外依从性或服从性。后者则是由日本政府独自制定实施的。从政策手段及操作特点看，前者是以财政、税收政策为重点，实施过程中手段僵硬。后者则以金融政策为重点，实施过程中具有灵活性。从调整的效果看，前者虽然实现了控制通货膨胀等现实目标，却带来“稳定中的危机”，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何时能摆脱困境是未知数。后者不但实现了改善国际收支的现实目标，而且改善了社会经济环境，为经济高速增长准备了必要条件。最后还须指出，两次调整的前提条件也是不尽相同的。实施道奇计划时，日本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紧缩性的调整无异于给体质衰弱的患者做大手术。相比之下，1954年经济调整时，日本经济经过朝鲜战争时期的迅速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实力，如果说这次调整是第二次手术，那么无论患者的承受能力和恢复力还是医师的技术和经验，都是不能和前者同日而语的。

再次，在战后财政金融政策史上，1954年的经济调整也构成一个小分水岭。战后财政政策的历史，可以1965年为界，前后划分为“均衡财政”和“国债财政”两大阶段，而“平衡财政”阶段又可以1954年为界，细分为形成期和展开期。[41]即由道奇制定、在朝鲜战争期间一度偏离的平衡财政路线，经过1954年调整，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同样，1954年调整后，金融政策也有明显转变。在此之前，日本银行的金融调节，主要依靠高利率政策，此后则因为前述的原因，变成以官定利率的操作为主，并开始公开市场操作。[42]此外，放款过多现象虽屡有发生，但已经具有同以前不同的性质。[43]

总之，1954年的经济调整在战后经济政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通过调整，进一步理顺了制约发展的各种经济关系，取得了“将库存循环作为短期循环来观察，依靠金融紧缩来压缩库存，以克服国际收支恶化的智慧和经验”[44]，从而使得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政策操作变得相对单纯化、简单化了（至少到1965年为止）。也就是说，这次经济调整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而又明显落后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即资本不足、生产落后→引进先进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国际收支恶化、赤字增加→实施紧缩政策的调整、迫使企业提高效益、扩大出口→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再次出现投资、引进技术**。实际上，1954年至1965年间，日本经济正是按照上述模式经历了三个循环周期，结果使它在60年代后期跻身于经济大国行列。[45]

注释

[1]长冈丰“战后复兴期的成长与循环”。见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论究》第30卷2号。文章指出，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日期是：英国1946年，法国1947年，意大利1948年，西德1950年，日本1951年。

[2]《投降后初期为了日本占领及管理对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基本指令》。见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第31页。

[3]《罗亚尔声明》。见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第64—67页。又见《日本经济——战后20年》，经济评论临时增刊，1965年，第205页。

[4]据统计，日本1951年4月的工业生产，较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4月增长52%，其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纤维、化学业分别增长107%、69%、55%和55%。见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56—57页。主要企业平均分红率由1950年度上半期的9.7%增加到1951年度同期的23.4%。见有泽广巳主编《昭和经济史》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8页。

[5]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21页。

[6]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21页。

[7]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79页。

[8]关于1953年国际收支恶化的原因，1954年《经济白皮书》认为与输出的减少无关。但是笔者认为，白皮书作者在经济诊断上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另一个证据是，1953年的日本经济是增长经济，增长经济下输出反而减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9]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92页。

[10]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95页。

[11]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96—97页。

[12]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175页。

[13]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79页。

[14]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3年度），至诚堂，第1—2页。

[15]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3年度），至诚堂，第45页。

[16]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230页。

[17]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24页。

[18]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38页。

[19]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42页。

[20]松久弘、山冈喜久男编：《增补战后日本经济政策史年表》，劲草书房，1969年版，第255—330页。

[21]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编：《现代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卷，大月书店，1979年，第88页。

[22]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35页。

[23]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5（第2期自立基础确立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89年，第100—107页。

[24]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210页。

[25]白石孝：《战后日本通商政策史》，税务经理协会，1983年，第136页。

[26]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84页。

[27]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4页。

[28]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82页。

[29]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5页。

[30]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37页。

[31]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54页。

[32]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73页。

[33]经济企划厅战后经济史编纂室编：《战后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337页。

[34]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83页。

[35]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8页。

[36]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261页。

[37]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263页。

[38]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200—201页。

[39]中村隆英：《日本的经济政策论争》（战后篇），《经济讨论》321号，1981年10月。

[40]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6年度），至诚堂，第2—4、42页。

[41]高桥诚：《战后二十年的财政政策》，见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编《战后二十年的经济政策》，劲草书房，1968年，第15页。

[42]经济企划厅战后经济史编纂室编：《战后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341页。

[43]土方保：《战后金融政策与金融结构》，见《经济评论》临时增刊《日本经济——战后二十年》，第80页。

[44]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下卷，日本经济新闻社，1970年刊，第149页。

[45]原文刊于日本爱知大学《经济论集》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