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政策的展开(1 / 1)

1954年的经济调整自1953年10月1日日本银行宣布实行高利率制度始,于1954年10月告一段落,为期约一年整。以下本着相互联系的观点,从金融、财政、产业、贸易四个方面简要考察分析一下这次调整的内容、方法及其特征。

加强金融政策力度。其操作手段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大藏大臣等政府首脑和日本银行总裁等,通过谈话、演说、声明、通牒等方式,多次向财界及一般国民说明经济危机的实态,表明实行金融紧缩的态度和决心,以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取得必要的心理效果;进行窗口指导,日本银行先后两次向城市银行发出削减和控制对商社贷款的劝告(第一次劝告曾希望削减计划内贷款30%);动用高利率政策,朝鲜战争期间,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一直实行低利率贷款政策。1953年10月恢复使用高利率政策后,1954年1月进一步强化,规定低利率的适用比率由原来的100%降至30%。1954年3月再次修改利率,使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的贷款利率,由原来的低于城市银行的放贷利率,一下子变成高于城市银行放贷利率2%,从而使日本银行的贷款变成了罚款性的贷款;限制输入的金融措施,对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输入优惠制度做了大幅度修改,其中涉及到取消非必须输入品结算票据优惠待遇(共23种类),提高输入品保证金担保率(由10%提高到20%),提高输入贷款利率并缩短还付期限(由1.6钱提高到2.1钱,3至4个月缩短到1个月),全部废除专项外汇贷款制度,基本废除一般期票和工业期票制度等;鼓励输出的金融优惠措施。如降低输出外汇贷款利率(由5厘降至3.5厘),提高政府对输出品的担保率等(提高到10%至15%)。[20]从时序上看,上述政策的实施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54年五六月为界,前期主要通过不断强化高利率制度和大幅度修改输入优惠金融制度,推行金融紧缩政策;后期则在坚持紧缩方针的同时,逐步地、部分地缓和金融限制。在整个调整过程中,政策操作的力度是有所变化的。

实施紧缩财政。财政和金融一样,可以通过控制资金流量,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经济调整的1954年,紧缩财政首先是通过该年度财政预算实现的。政府在编制预算的方针中强调,“在财政经济的运营上,果断采取紧缩重点化方针,坚决压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规模,切实保证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21]。根据这一方针制定的1954年财政预算的特点是:压缩财政总支出规模。在所谓一兆日元预算的口号下,总支出额为9999亿日元,比上年度减少274亿日元,首次实现了自朝鲜战争以来财政支出的负增长;大量削减财政投融资。由于这笔财政开支可以直接向民间提供资金,增加社会总需求,推动助长了经济发展过热,因此成为预算方针中所指的紧缩重点。在1953年度的财政支出中,财政投融资的增长惊人,比上年度增加了495亿日元,增长率达30%。1954年压缩财政投资贷款的结果,使新批准的贷款额从1953年度的3379亿日元降到2865亿日元,减少了514亿日元,大体相当于1952年度的水平,从而坚决煞住了财政投融资迅猛增长的势头。[22]实际上,负责向民间提供政府财政投融资的日本开发银行,除保证政府指定的电力海运业的资金供给外,对其他行业的贷款率仅为上年度的40%,原则上停止对新建工程的贷款;调整税制,在保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降低直接税率,同时为抑制奢侈性消费,增收物品税、酒税、食糖税、汽油税和骨牌税等;经费分配重点化,对外关系费增加,对内关系费减少,对内经费分配中,改变了过去面面俱到、平均分摊的倾向,重点加强了社会保障、治山治水费用的开支;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不过,即使在调整期,中央及地方的一般财政开支水平是相对稳定的,公务员薪金在一般性支出中所占比率甚至有所提高。

推进产业合理化。战后日本的产业合理化运动,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前开始的,其实质是通过技术的引进、改造及产业组织的整顿充实,根本改善产业结构的落后面貌,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进入1954年经济调整期,合理化政策的实施重点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政策当局反复研究推敲的基础上,在同年8月相继发表的经济审议厅《新政策大纲(草案)》和通产省《新通商产业大纲》中体现的。这两个“大纲”及通产省《关于整顿和加强重要产业》规定的新时期合理化运动的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设备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为增强企业体质及其国际竞争力,进一步缓和《垄断禁止法》的限制,促进同一产业企业间的组织协作乃至合并。[23]这表明产业合理化运动在1954年调整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由此前的相对重视“量的扩大”,转变为强调“质的提高”,由相对重视企业的“技术上的合理化”,转变为强调企业或产业间的“组织上的合理化”。这种政策指导方针上的重大转变,对于日本战后重化学工业体系的确立乃至实现经济“起飞”,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振兴输出的权宜性措施。1954年经济调整的直接原因是由国际收支的急剧恶化引起的,因此调整期间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为振兴输出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引人瞩目。鉴于日本产品国内价格高,国际市场无竞争力,输出业者缺乏自信、态度消极的现状,为迅速打开输出停滞局面,日本政府于1953年9月开始实行输出补偿连锁制度。当时,船舶和成套设备等被视为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前景看好的品种,但是现实还缺乏竞争力,输出不仅无利可图,甚至会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决定实行上述品种输出与食糖输入的补偿连锁制。即鼓励船舶和成套设备制造业不惜亏本扩大输出,时称“出血输出”,同时给予食糖输入特权,使其补亏为盈。当时国际市场的食糖价格为每吨90美元,而在日本国内售价高达140—150美元,价格差益在50美元以上,这对输出业者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力。1954年1月至11月,食糖补偿连锁制度先后实施了四次,受益最大的是船舶业和成套设备输出,同年二者的输出合同额分别猛增到1.3亿美元和2亿美元,均比上年度增加了3倍左右。[24]易货贸易制度也是为了振兴出口,这种制度与补偿连锁制度相似,当时规定适用对象为钢材、鲸油、硫安、硫黄等输出品,食糖、香蕉、菠萝等补偿输入品。此外,由于当时实行国家外汇统制管理,还采取了根据输出成绩分配输入品所需外汇的办法,适用对象包括棉纱、布、人造纤维浆料、电线、小五金、小麦粉及罐头等一般品种。这些为紧急扩大出口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改善外贸收支不平衡方面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这些做法有利也有弊,因为补偿连锁制实质上是二重汇率的重演,必然导致对外信用的下降,与贸易自由化的方向也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这种保护输出的特殊贸易制度本身容易助长经营者及输出业者的依赖、怠惰心理,为产业落后状态提供温床,从而抵消长期以来为企业合理化和现代化所做的努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日本政府从1954年下半年起便逐步修改上述制度,到年底,补偿连锁制完全废除,易货贸易制度经大幅度修改后,有350种物品被排除出适用范围。至此,调整时期昙花一现的特殊贸易政策基本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