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沦为战败国。长期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不仅导致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而且不得不接受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强制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战争赔偿。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生产不足、物资奇缺、恶性通货膨胀等国民经济严重失控的极其艰难的时期。为度过这一难关，战后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控制通货膨胀、增加生产的应急措施，但是由于积重难返，顾此失彼，在经济复兴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甚至在包括德、意等战败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各国中也是最慢的。[1]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重大转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战略性转变，亦即美国根据“纳税者理论”和“冷战理论”，把占领初期推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和“对日本的经济复兴及日本经济的强化不负任何责任”[2]的方针，转变为把日本扶植成强大的工业国，以充当东亚的反共堡垒。[3]缓和战争赔偿，增加对日本的经济援助，派遣道奇、夏普在日本进行财政、税制改革等，便是实施这一新的战略方针，稳定日本经济并加快复兴的步伐，使之早日复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具体步骤。

道奇计划的实施扼制了战后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却带来了“稳定中的危机”，复为经济复兴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日本政府苦于无计打开沉闷局面的时候，美国又送来一份厚礼，那就是因美国的军事介入而急剧升级的朝鲜战争。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日本来说称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天佑”。战争使日本成为在朝美军的后方物资供应基地，大批“特需”订货给日本带来了“从天而降的大繁荣”，道奇危机时数量巨大的库存滞货一售而光，企业生产和盈利额直线上升[4]，几十万失业工人也重新找到了工作。此后，特需景气因停战谈判一度受挫，但是随着谈判陷入僵局及战争转向长期化，特需收入继续扩大，并引发日本国内经济的消费与投资景气。

这样，在朝鲜战争的三年里，日本经济取得了战后从未有过的急速发展，矿工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增加了93%和90%，国民收入、实际工资、消费水准增加了31%—40%，进出口额分别增加了148%和22%。[5]如果同战前相比较（基准年度为1934—1936年），则1953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指数为：矿工业生产161；农业生产98；劳动生产率117；人均实际国民收入106；输入81；输出36。[6]显然，通过朝鲜战争，日本急剧地进行了新的资本积累，大体上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的任务。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借助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和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制定并开始实施以电力、海运、钢铁、煤炭四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同时还先后设立了开发银行、输出入银行以及各种公团、公库等政府金融机关，发放财政投融资，实施重要机械输入免税及合理化设备特殊折旧制度，进行资产评估等。《垄断禁止法》也从这时起大幅度放宽了限制。这样便在保证产业政策实施，推进经济复兴的同时，基本上建立了日本战后新的财政金融体制及其政策框架，为其后到来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战后型的日本资本主义体制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最后形成的。

朝鲜战争以来日本经济呈现的繁荣景象，是在根基肤浅的基础上实现的。即通过朝鲜战争→特需→外部需求的急速扩大，刺激了内部供给的急速增长，进而带来企业利润和个人所得的增加，并引起扩大再生产的新投资。整个经济变动过程中，表现出前期以特需景气这一“外需”为主、后期向消费投资景气这一“内需”倾斜的特点，但“特需”始终作为经济景气的主要动因发挥着作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规律的。甚至连当时的欧美各国也认为日本经济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其直接证据是日本的对外贸易收支不平衡。

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除1953年外，综合国际收支年年黑字。但若仔细分析具体内容就会发现，输入逐年增加，输出逐年减少，对外贸易收支自1951年起连年赤字，并且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特需收入几乎逐年增加，而综合国际收支却在逐年下降，1953年首次出现赤字并高达3.79亿美元，这意味着一年内国际收支恶化的幅度超过了5亿美元。由此造成外汇储备由1952年的11.4亿美元迅速跌至1954年6月的6亿美元左右。[7]

显然，造成国际收支恶化的直接原因，不在于特需收入的减少，而在于输入过猛和输出减少或停滞。[8]此外也不能排除1953年国内农业歉收而增加粮食进口，以及经济萧条下的西欧国家实行输入限制等客观因素。但是，日本之所以国际收支恶化并招致“虚假的繁荣”的酷评，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必须到经济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中去寻找。

其一，高物价体系的维系。战后持续的通货膨胀，使日本与西方国家间拉开了物价上的差距。朝鲜战争爆发后，世界由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出现了世界性的物价上涨，日本的高物价问题暂时被掩盖下来。但是从1951年下半年起，世界经济重新进入调整期，价格开始下跌。而日本恰值消费投资景气到来，高物价体系得以维持，与外国的价格差再一次拉开。1953年，除纤维产品外，日本产品价格平均高于国外两成以上。高物价削弱了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输出停滞和减少，同时因国际物价差所导致的所得效果，反而刺激了投机性输入的增加。

其二，产业基础与企业体质的脆弱性。本来，战前日本的工业发展与英美先进工业国之间就存在着差距，长期侵略战争及战后的被占领状态，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以1952年钢铁业劳动生产率为例，生产一吨生铁所需标准劳动时间，日本约为英国的2倍、美国的7倍。生产一吨钢的标准用时，也是英美的2倍和5倍。[9]再如印染业，当时英国从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到人均生产率，都是日本的一倍以上。[10]最能反映企业实力的是企业资产及资本构成，自有资本构成低，短期负债大恰恰是当时日本企业的特点。1953年前半期，企业自有资本比率只占36%，大大低于战前的61%和同期英、美的56%及60%，企业短期负债占41%，大大高于战前的19%和同期英、美的29%及12%。[11]毫无疑问，这样的企业是难以应付经济变动，立足于国际市场的。

其三，财政金融上的问题。如所周知，1949年道奇曾在日本推行了极其严厉的财政改革，并通过制定超平衡预算，定下了紧缩财政的政策基调。但是随着朝鲜战争后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所谓积极财政的思想再次抬头，以1952年度追加预算为起点，1953年度预算明显带有扩张性预算的特征。政府在编制预算的方针中声称，“现在没有必要固守财政综合收支平衡的方式，应该通过财政金融谋求有弹性的运营，即使某种程度地运用过去的储蓄资金也要扩大财政措施”[12]。结果，1953年度财政预算由1950年度的6645亿日元增加到10272亿日元，其中财政投资贷款的增长尤为显著，1952、1953年度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4%和26%。[13]财政投资贷款亦即政策金融，它不仅直接向民间提供投资资金，其本身也在创造有效需求，起到了助长经济膨胀的作用。与财政政策相呼应，金融方面也出现了放款过多现象。在膨胀经济下，企业利润增加，并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负债的实际负担反而减轻了。对企业来说，与其增加自有资本，反而不如依赖借贷有利。对城市银行来说，由于可以从日本银行借款，其借贷利率又低于对企业的放贷利率，因此对企业放款越多，自己的盈利也就越大。而作为通货发行与管理机关的日本银行则是以金融缓和为方针，对城市银行实行低存款准备率和低利贷款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支柱无非是依靠信用膨胀。这样就形成了企业依赖城市银行，城市银行依赖日本银行，日本银行依赖信用膨胀这样一种不稳定的机制。

进入1953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美国经济旋即进入萧条期。至此，日本政府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月发表的1953年《经济白皮书》写道，今后“世界景气的停滞倾向将进一步增强，势必导致输出竞争的激化。所以，现在必须考虑日本经济在没有特需以后应走的道路”[14]。接着，《经济白皮书》联系世界经济的新动向，将日本同欧美国家作了比较。指出：“这一期间，世界正在进步。终战（战败）八年来，正当我们一味地追求恢复生产的时候，欧美却把复兴的主要方向放在提高生产率上，美国正将其40%的民间投资用于设备更新与近代化，英国为产业的复兴而竭尽死力，法国的“莫奈计划”其实是现代化计划。……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在产业发展上的差距正在扩大。”[15]这些论断实际上已为其后不久展开的经济调整打出了信号弹。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使财界感到了压力，朝鲜停战前在经济形势判断上莫衷一是的争论逐渐趋于统一，甚至连一贯持乐观论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商工会议所也向政府提出了压缩财政规模的建议书。经济同友会则大声疾呼，日本经济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16]，督促政府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调整措施。

基于上述情况，日本政府终于对朝鲜停战后的经济形势及其问题作了全面研讨，其认识的重点在1954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可窥一斑。

第一，该书以“三个世界第一”的用语概括了1953年经济的特征。即工业生产、国民总生产及输入的增长率为24%、17%和38%，均居世界第一位。该书从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极大的观点出发，认定日本经济问题的焦点是国际收支恶化，而国际收支恶化即是日本经济的危机。

第二，指出国际收支恶化的原因在于国内存在着超过经济实力的膨胀机制。

第三，产业合理化没有充分展开，产品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弱，导致输出不振、输入剧增、贸易赤字的结果。

第四，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误。该书指出：“1953年初，或者更确切地说从1952年追加预算时起，如果不让前述的纯粹属于国内经济膨胀的因素扩大的话……在适合输入水准的国内经济规模下，战争诱发的景气就会‘自然死’，然而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结果打破了均衡，致使国内经济膨胀。”[17]关于金融政策，该书特别指出了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的放款过多控制不力，甚至推波助澜的问题。

最后《经济白皮书》明确断言，“现在是后退一步，打好基础的时期”[18]。并进一步预言，“从现在起，日本经济必须穿过缩小—正常化—发展这样三座关口”[19]。1954年的经济调整便是基于上述认识出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