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战争损失和战后经济复兴起点时，一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比较基准，即若统计战争损失额及损失率，则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达到的最高财富积累额及最高设备生产能力与战败时的相应数字作为一对比较权数；而在考察战后经济复兴的经济指标时，却是以全面侵华前的1934—1936年的平均指数、或1937年的经济规模为基准。两种比较基准的并存，容易使人产生混淆。为了认清战后经济的起点，辨明这两种比较基准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必要的。战后，远东委员会曾作出决议，规定日本的生活水准不得超过其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的规模。后又将该限定更改为其全面侵华前1934—1936年的平均水平。结果，1934—1936年的平均经济指标即被视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基准。因此，战败时与全面侵华前的经济比较应该是考察战后日本经济起点的主要依据。

尽管如此，战时最高经济规模与战败时的比较决非没有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反映战争损失状况，而且毕竟也能反映战前日本经济曾经达到的规模，而这些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起点是不无内在关系的。

鉴于上述理由，不妨把普遍公认的1934—1936年平均经济规模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下限基准，而把战时一度达到的最高经济规模作为经济复兴的上限基准。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战后经济的起点都易于辨明了。事实上，按照这两种基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分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2年及揭开经济高速增长序幕的1955年前后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