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考察是在第四章至十章进行的。

第四章考察了复兴期的10个“经济计划”，论证了计划与政策间的表里关系。即计划源于对现实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对未来的展望，受过去及现实政策实践的影响，并一定程度地反过来规制政策行动。这一时期“经济计划”的特征是：数量多，计划的“趋势加速”，随机性，对美趋从性，落后性，以及均未作为正式计划实施等。关于计划的意义，直接影响了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为正式经济计划的出台积累经验等。

第五、六章考察了复兴期的产业政策，重点是1947至1948年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和50年代上半期的产业合理化。

通过对倾斜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实施过程的实证考察，论文对这一政策的评价持客观而审慎的态度。一方面指出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适应当时日本国情的产业政策，也是一种被动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其意义或许只在于揭示了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绝不意味其方法可以照搬。另一方面指出它并非是现代产业政策，因为从其政策对象看，对煤炭产业的扶持，虽具有以基础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却违背了产业结构优化原则；从政策手段看，是以物资、物价、资金、劳动的全面统制为前提，这种对市场机制的否定在正常的经济发展状态下本不足取；从政策思想和目标上看，限制技术更新，是以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实现增产的数量第一主义。

第六章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产业合理化的由来与本质，政策的形成变化过程，产业合理化时期的产业行政与“官民合作”方式，产业合理化的政策体系及其实施效果。以此为基础，指出了产业合理化在日本战后产业政策史和经济发展史中的位置。

从产业政策史的角度分析，在优先发展基础、重点产业及倾斜配置资源的思路和完成经济复兴的即期目标等方面，产业合理化与倾斜生产方式间存在着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类似点。但是，从产业合理化强调生产技术与设备的现代化，着眼于培养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立国”的观点出发，它的特点更在于一种对“质”的追求，而非量的实现。其政策扶植对象并非仅以是否为重点产业划线，还要看经营效益上是否属于“优秀企业”。其扶植手段的变化则在于放弃水平式财政补贴，大力推行有偿财政融资和倾斜税制。因此，从本质上说，产业合理化已构成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的原型。

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复兴期制定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在高速增长时期全面推行，迄今仍有重大影响，所不同的只是深度和广度。从经济现代化的意义上看，复兴期的产业合理化虽然还停留在“点”与“线”的规模上，但却决定了战败后的日本经济不仅实现了量的恢复，而且发生了质的改造，从而在经济的自然恢复力“基本耗尽”的同时，又为经济起飞储备了更大能源，正式揭开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

产业合理化本身是一种“无色的”“技术性的”“手段性的”存在，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科学价值和普遍意义。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色的”政策。日本的产业合理化便显示了以微观领域资源分配的某种“不合理”来换取宏观经济的“合理”，以短期经济的“不合理”来谋求长期发展的“合理”，以社会公正的某种“不合理”来换取经济上的“合理”等种种特征。此外，正如“保护费用递增产业”煤炭业的衰落那样，日本在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事与愿违的失败教训。

第七章为复兴期的贸易政策，追述了战后贸易体制的变动及对外贸易的展开过程，指出日本涉外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消极对待外资（外国投资领域限制和控股比例限制）。后者反映了维护经济自主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构成对外经济壁垒状况长期不能改变的一个原因。

第八章为复兴期的财政、租税、金融政策。本章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战后十年财税金融制度及其政策运作的过程，重点分析了财政投融资和租税特别措施的结构与作用，从而阐明日本政府在资本积累及产业资金供给方面所进行的大力度、倾斜性政策操作的实态。

第九章为复兴期经济循环与调整，重点对“1954年经济调整”进行实证考察，作为主要收获，一是指出这次调整或曰“1954年经济危机”处于战后经济循环第一周期与第二周期相交位置。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循环始自道奇计划时期，其标志是巨额库存滞货的出现，它表明危机已在流通领域发生，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特需景气”的出现才中止了流通危机向生产危机的蔓延。“1954年危机”是继道奇“危机”和“特需景气”之后出现的，它意味着前一循环周期的结束和新的循环周期的开始。二是指出“1954年危机”的基本动因虽然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直接导火线却是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人为的经济调节所致。这种调节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但也缓冲了危机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更大破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特将“1954年危机”称作“经济调整”。三是这次经济调整的意义在于，它是战后以来首次由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效果显著、影响深远的成功的调整。其直接效果是进一步理顺了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关系，使调整翌年出现了无特需收入的国际收支平衡、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无超贷现象的资金供给等所谓“三种理想的发展”[5]，从而完成了经济复兴到高速增长的历史性过渡。这次调整在战后经济政策史上的意义还在于，它重新恢复了道奇计划后一度动摇的“平衡财政”原则并使之贯彻到后十年，揭开了以政府贴现率操作为主手段的金融政策新阶段。此外，正如其后的经济发展所呈现的“走走停停”局面那样，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收支的晴雨表反复进行的“紧缩”或“缓和”的宏观政策操作，可以说直接源于1954年经济调整的经验。

第十章为复兴期的政策思想及其论战，考察了国际上经济学流派及战前日本经济学在战后的影响，复兴期不同阶段中日本经济学者的政策见解、思想论战及其与经济决策的关系。指出日本的经济学及其政策思想同其文化上的多元性一样，兼容并包，呈现出较强的混合性和实用主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