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的近七年时间为美国对日军事占领时期。论文第二、三章分别对占领前、后期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进行了实证考察。这种“两个阶段”的分期是根据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确定的，以1949年初的道奇计划为界，前期占领的总方针是非军事化、民主化，为此目的所推行的所谓战后改革，广泛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后期的占领方针是以经济稳定、自立和复兴为重点，同时又是前期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某种程度倒退的过程。

第二章探讨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特点与变化，占领前期的经济改革（农地改革、劳动改革、解散财阀与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财政金融制度改革），赔偿政策及其对日本经济复兴的态度。鉴于国内学界对该时期的经济改革等问题已多有阐述，这里仅拟叙述论文中关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的观点。

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是否发生过转变及何时转变问题上，中外学者间存在分歧。笔者的看法是，这种转变确曾发生，但它是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国内的反纳税负担和日本国内进步运动的压力，是政策转变的初始原因。这种转变的迹象首先反映在增加对日援助和缓和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1948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亚尔的声明，标志着美国政府决策层在对日占领方针的转变上已经取得认同，但在如何转变，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上尚未形成总体规划。例如，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问题上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本国政府的步调不一致便发生在罗亚尔声明之后。前者出于削弱竞争对手和“对抗社会主义的最为有效的替代手段”[1]考虑，主张“排集”，以避免“通过革命暴力的流血来扫除经济力量集中的事态”。[2]后者的判断却是“排集”“损害了日本的产业制造能率，延缓了日本自立的进程”[3]，不利于占领目标的实现。结果，前者臣服上命，“排集”半途而废。是年，美国政府先后派遣陆军部长斯特莱克和道莱帕，国务院企划部长凯南，联邦储备制度委员会要员扬格等分别率团赴日考察，回国后递交了庞大的调查报告和政策性建议。以此为基础，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8年10月7日做出决定，即《关于对日政策的劝告——极秘NSC13-2号》文件。决定的核心内容是，“今后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复兴”[4]。两个月后，对日占领当局又向日本政府发出《日本经济安定计划》的指令。这表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已由1948年初的认识、方向性转变，发展到同年底的完成总体协调而付诸全面行动的实施阶段。

第三章考察了道奇计划、夏普税制改革和美日经济合作问题。这里着重叙述关于道奇计划的分析和观点。

以往的研究普遍把关注点放在道奇通过什么紧缩手段使日本经济“一举稳定”，以及这种稳定是否为“真正的稳定”问题上。

笔者在分析中强调了两点，一是道奇计划使日本由“通胀经济转向稳定经济”，但其政策手段并非一味地“紧缩”，而是有“紧”也有“缓”。超平衡财政、强化税收、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属于经济紧缩措施，并构成道奇计划下经济政策的主格调。但增加美国对日经济援助，维持财政补贴和扩大商业银行金融贷款等缓和措施却不甚为人重视，甚至被笼统地打入紧缩措施名单。这不只是实证研究方面的疏漏，而且可能导致理论上的错误结论。道奇计划的实施过程体现了一种政策与策略的辩证法，无论是“紧缩”措施还是“缓和”手段，都不外是实现经济稳定的首要目标。正因如此，推行道奇计划的“紧缩”之年，日本经济才得以在实现“一举稳定”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工业生产的较高恢复增长率。道奇的这些旨在使日本经济稳定的做法，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为政策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二是道奇计划构成了战后日本统制、封闭型经济向自由开放市场经济转换的出发点，它直接促进了旧体制向战后型新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战后型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进程。其证据是，仅在推行道奇计划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便废除了物资、物价领域的大部分统制，十余家政府统制公团相继解散，市场经济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开始恢复机能。与废除国内经济统制的举措同步，道奇计划期间，不仅为日本制定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统一汇率，使日元成为国际上可兑换的货币，而且实际也把外贸进出口及外汇管理权交还日本政府，解除对民间贸易的限制。从而在货币和制度两个方面，为日本经济重新与国际经济的“对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些史实表明，道奇计划不仅对实现经济稳定的短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构筑战后型日本经济体制并把日本经济重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