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历来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准则。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理论曾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教条。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矛盾的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暴露无遗，经济危机的频发，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所谓“千古不变”的资本主义体制。特别是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后，似乎已敲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丧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本已呈现“垄断、腐朽、垂死”衰兆的资本主义，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所谓“小阳春”现象。除了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力飞速发展等原因外，西方各国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因。其干预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前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换言之，这种干预就是经济政策。毫无疑问，经济政策研究已构成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这种研究中，日本是只值得重点解剖的“麻雀”。

近代历史表明，日本作为一个日本史上“早产”、世界史上“晚产”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发展自始与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推动密切相关。在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即原始积累阶段。国家不仅扮演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助产婆”和“保姆”，其本身也曾兼任过“产妇”。明治中期以后，虽曾出现过“自由经济”时代，但一转即逝。进入20世纪后，日本经济急剧走上资本垄断和国家垄断的道路。到1931至1945年的15年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从规模到深度皆可谓登峰造极。可以说，抛开国家干预即经济政策的研究，就不可能写就一部日本近代经济史。

1945至1955年是日本战后史上的复兴时期。这个堪与明治维新相比的重要时期，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新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十年中，日本经历了丧失国家主权到恢复主权和独立的过程，通过一系列改革，对战前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总清算。仅从经济领域而言，十年中不仅完成了萎缩及通胀经济向稳定及增长经济的转变，而且基本完成了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财阀垄断经济向民主经济、统制封闭型经济向自由开放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复兴期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不只在于经济量的简单恢复，更在于经历了一场“制度创新”，由此构筑的有别于战前的“战后型经济体制”，为其后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转折时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明显，甚至可以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其结果往往会调整或改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日本战后复兴期的经济政策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实例。显然，把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也有助于深入解剖战后资本主义再生的原因。此外，由于日本所处的“欠发达”经济位置和“东亚资本主义”的人文地理特征，其经济赶超的途径及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重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便是基于上述思考立为选题的。

历史的发展本身未必为后人展示清晰的轨迹，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即在于此。复兴期的经济政策包罗万象，错综变幻，要理出其运作及变化的头绪，首先须考虑研究方法即如何“切入”的问题。论文在进入正文考察之前，分别在序章和第一章做了如下处理和说明。

序章指出，经济政策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体系，它内含着无数个相同或不同次元的政策体系，这些体系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互为主从的关系，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根据经济政策的性质和作用，可将其划分为调整型政策和改造型政策两种类型。前者是在现行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约束下推行的，它只能引起事物的量变，起着维持、完善现存制度及体制的作用；后者则突破了现行制度、体制的框框，并通过本身的长期化、凝聚化、法律化，改变旧制度并形成新制度，进而通过这种“制度创新”，引起部分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改造型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式，也是判断经济领域是否发生“改革”“变革”还是“革命”的基本依据。

把经济政策划分为上述两种类型，也就明确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并且在战后复兴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它必须被放在重点研究的位置。

序章对经济政策思想和经济计划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做了定位。即思想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它直接影响了复兴期的经济决策，经济计划虽属干预经济的“软措施”，但一般展示了与作为“硬措施”面目出现的经济政策相同的方向。因此在进行政策研究时，也必须把两者纳入研究范畴。

第一章题为“制约复兴期经济政策的诸因素”。设立此章的目的在于，尽管这里探讨的是政治过程对经济过程、即国家权力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发展中的作用，并强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并不意味着赞同所谓“政策万能”观点。相反，论文同时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意义。这种制约复兴期经济政策操作的客观“存在”，包括日本国内的和国际的、战前的和战后初期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各种因素。本章从战前遗产和战后初期的经济环境两个侧面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从劳动力、国民财富、生产设备能力等“有形积累”，到人口素质、组织技能、政策经验等“无形积累”，日本的“积累水平”与战后复兴的基准年度（1934—1936年平均）相比并无大差别，甚至可视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笔巨大的战前“遗产”对战后复兴的作用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战后初期的经济环境极其严峻。战败的直接后果是丧失主权，国家处在外国军队占领之下，海外殖民地归还宗主国，加之贸易限制继续，战争赔偿即行，生产急剧下降，物资供给绝对不足，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现实“环境”的制约，成了经济复兴的矛盾主要方面。

打破现实“环境”的制约，把战前遗存下来的巨大“潜能”变成“显能”，既是经济政策操作的依据，也是其政策即期目标。

复兴期经济政策的特殊性在于政策主体的二元性，因此，论文对该时期经济政策的考察，是沿着美国政府及其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这两条主线并行而相互联系地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