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垄断资本的空前发展相对照，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佃农无产者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愈加激烈。

1918年7月，由于日本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引起米价急剧上涨，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米**”运动。这场运动是以同年7月23日富山县鱼津町渔民家属阻止大米外运为导火线爆发的，其后的两个月间，日本全国37个市134个町139个村发生民众示威或暴动，混乱局面一度导致政府更迭。

进入战后经济危机频发期，战时骤然膨胀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也进入调整阶段，而危机与调整的最终承受者则是下层民众。战争期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250万人左右，到1919年，非农业就业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在危机和慢性萧条的20年代，资方摆脱危机的常用手段是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降低工资及解雇，由此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据统计，1914至1931年间，劳资纠纷逐年增加，1916年发生108起，参加斗争的总人数为8000人，1920年发生282起，3.6万人参加，1930年达到高峰，发生906起，8万多人参加。[7]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目标是提高工资、反对降低工资、要求按期发放工资以及反对解雇等经济上的要求，并且是以前两项要求为主。当时影响较大的工人运动有东京市电、钟渊纺织等大企业的罢工斗争。

工人运动多由工会组织发动，到1931年，日本全国共有818个工会，会员37万人，组织率为8%，在当时的工业国中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是政府的镇压和组织内部不团结。当时全国性工会组织有左翼的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中派的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和右翼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三大工会中，左翼工会在1928年被政府勒令解散，其后多次重建但屡遭镇压。右翼工会主张与资方合作，并在“九一八事变”后表态支持战争。中派工会则在事变后发生了主战派和反战派的分裂，从而弱化了组织工人运动的能力。

农村贫困是20年代日本社会最为尖锐的问题，特别是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蚕茧、稻米等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农民入不敷出，生活更加贫困。在东北农村，甚至出现了农家少女卖身求生的惨景。有泽广巳主编的《昭和经济史》写道，“据闻东北某村妙龄少女1/4被迫卖身，以至于村公所设立了卖身洽谈处，挂有‘卖身者请来此洽谈’的招牌”[8]。

贫困农民为了改善生活处境，开展了以减轻租税为主要内容的斗争，1920年408次35万人，1925年2208次135万人，1931年3419次81万人。[9]农民运动多由农会组织，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农会数保持在4000左右，全国性农会组织有左派的全农全国会议，中派偏左的全国农民组合，中派偏右的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以及右派的日本农民组合。这些全国性农会组织，不仅相互对立，而且内部不断分裂，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组织作用，致使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只能孤立、分散地进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运动。30年代以后，农民斗争次数有所增加，但参加斗争的人数和规模反而出现了萎缩现象。

无产阶级政党和农会在天皇制的压迫下始终处于弱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帮助贫苦农民摆脱困境，这就客观上为民间右翼势力和下级军官在拯救农村、改造国家口号下发起法西斯运动留下了土壤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