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频发和阶级关系的紧张，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于是扩大资本输出便成为摆脱其困境的途径。1913至1932年，日本的对外贸易规模增长一倍以上，贸易结构也出现了若干变化。在外贸的对象区域及国别方面，与战前相比，进口：欧洲所占比重由30降到10，北美由19增至28，亚洲由47增至51，非洲等其他地区增加了10个点左右。出口：欧洲减少9个点，美国增加9个点，亚洲增加13个点。[10]可见，日本外贸的地区结构已由战前的亚洲、欧洲、北美（主要是美国）三个重点地区，变成了亚洲和北美两个重点地区。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从欧洲的机械类进口减少，从美国的同类进口显著增加。从亚洲各国进口工业原料及农产品同时出口机械及工业品的状况没有变化。

在贸易收支方面，一战后多数年度入超，造成正币储备急剧减少。其中对欧洲贸易仍然是连年入超，唯独对英国贸易出超。对美贸易开始连年出超，之后随着机械类进口增加而出现入超。对亚洲贸易总体上始终保持出超基调。

一战以后，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日本的对华出口压力增大。为此，日本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在中国投资设厂，以便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压倒中国民族工业，占领中国市场。这样一来，日本不仅与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了正面冲突，而且与其他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了。有关统计表明，迄20世纪初，日本的对华投资还微乎其微，但1914年已占外国对华投资的14%，继英、俄、德之后列第四位。此后，日本投资急剧增长，到1931年，其对华投资已占外国对华投资的35%，与最大的对华投资国英国并驾齐驱。[11]

从日本对华投资的区域看，1914年以前重点是中国东北，官民合资的“满铁”堪称代表。其后加快了在中国内地投资的步伐，重点城市是上海、天津、武汉和青岛。20年间，日本对华资本输出额由3.85亿日元猛增到17.48亿日元，扩大了4.5倍。[12]

从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分布看，在东北是掠夺煤铁资源并组织重工业生产，在内地则主要向盈利较大的纺织业部门投资。一战后，日本的“在华纺”与中国的“民族纺”竞争激烈，民族纺在工厂数量、设备能力和生产规模上始终占据优势，但使用国产棉进行粗纺生产，利润较低，部分采用精纺的公司也因依赖日本的商社进口印度棉而提高了生产成本。“在华纺”多使用印度进口棉进行精纺生产，其原料进口为同系财阀商社承担，因此盈利水平较高。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是在日本和欧美资本强力挤压的缝隙中艰难地发展生存的。

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及利润的扩大，刺激了垄断资本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欲望，日本政府则利用和制造各种机会，为垄断资本的经济扩张保驾护航。1927年和1928年，日本政府曾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向中国山东出兵，激化了中日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一战后日本经历了三场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经济政策的操作促进了私人资本垄断和国家资本垄断，产业结构急剧向重化学工业倾斜，但却未能起到社会安定的效果。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对外关系的紧张，成为其后日本内部矛盾外部解决、进而铤而走险走上武力侵华道路的重要动因。[13]

注释

[1]桥本寿朗：《现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47页。

[2]山崎隆三编：《现代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85年，第32页。

[3]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20页。

[4]山崎隆三编：《现代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85年，第31页。

[5]山口和雄：《经济学全集12日本经济史》，筑摩书房，1972年，第254—257页。

[6]以下数据资料引自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70—71页。

[7]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06页。

[8]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59页。

[9]山口和雄：《经济学全集12日本经济史》，筑摩书房，1972年，第269页。

[10]参照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8-1表和第11-4表。

[11]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密涅发书房，1980年，第138页。

[12]长冈新吉等：《近代日本经济史》，日本经济评论社，1980年，第142页。

[13]原文刊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4年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