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财政政策经常因政权的更迭而变化，并且带有很深的政府主管大臣财政理念的烙印。民政党内阁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以推行紧缩财政闻名，而多次出任政友会内阁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以推行“积极财政”著称。前者是古典派财政学的忠实信徒，后者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凯恩斯式的反古典派财政学的实践者。因此，“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一直是学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素材。

战后紧缩性财政与扩张性财政的基调变换多次发生，但对照鲜明的是井上、高桥担任大藏大臣的时期。

1929年7月，滨口雄幸民政党内阁成立伊始，即宣布财政紧缩、清理国债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为经济政策的三大重点。在大藏大臣井山准之助的主持下，1929年度的中央财政预算被削减5%，制定1930年度预算时，预算额比上年度再减少9.3%。[1]财政紧缩是与即将出台的恢复金本位制政策配套实施的，日本政府的设想是，财政紧缩带来的需求减少效果，会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把居高不下的国内物价拉下来，在此基础上恢复金本位制，将使财政运营和金融管理双双实现“健全化”。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生产和贸易急剧萎缩，企业经营大面积亏损，国家税收减少，之后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是扩大军费开支、增加军需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财政紧缩政策已不合时宜。随着政府的更迭，财政政策也发生了逆转。

民政党内阁垮台后，高桥是清连任犬养毅、斋藤实和冈田启介三届政府大藏大臣职务四年之久，他推行的是与井上截然相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高桥上任后，在“匡救时局”的口号下，政策上连出三招，一是禁止黄金出口、停止金本位制；二是提高29种物品进口关税，使从量进口税率比1931年提高了4.2%，其中生铁等重化学生产原料和机械、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由30%提高到42%[2]；三是推行财政扩张政策，1932年度预算规模达到20多亿日元，一下子比上年度增加了34.7%，其增支主要用于军费和救济农村。

财政支出的扩大，使财政收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对此，高桥的做法是大量发行公债。与以往的做法不同，高桥财政下的公债不是由社会认购，而是完全由日本银行认购。高桥的政策思想是，如果按照常规由社会认购公债，如由普通银行和大藏省存款部认购，不但达不到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效果，还会引起利率提高，只有增加货币流量，才会激活经济，改变危机局面，等到经济状况好转以后，再把日本银行持有的公债向社会发售，实现货币回笼，进而取得经济稳定效果。这一政策实施后，日本银行通过财政渠道扩大了资金供给，社会资金供给不足的局面得到改观，银行贷款利息也随之多次下调，企业经营状况趋于好转，国民经济于1932年爬出危机的低谷，1933年工业生产恢复了较高的增长率。

对于高桥的财政政策，日本学者褒贬不一。三和良一认为，高桥的公债政策既保证了包括军费在内的创造需求的财源，又扩大了刺激景气的资金供给，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3]桥本寿朗评价说，高桥的经济政策是“先于凯恩斯的凯恩斯政策”[4]（凯恩斯的名著《货币与利息的一般理论》是四年后问世的），“是在重建金本位制失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后世界体系发生转变、国际制约弱化的情况下，后发的弱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需求管理政策”又是“无意识地”实施的。[5]然而，货币供给量只有与实体经济相符时，货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状态，流动性过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高桥财政是通过扩大日本银行认购公债和扩大货币发行的方式实施的，因此也就无法避免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过重，其负面效果迟早会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