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以后，为了加速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日本政府以产业合理化的名义加强了产业政策操作，不仅对当时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政策思想和手段还直接影响到其后的战时统制经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政策的实施。

产业合理化政策是一战后从德国学来的。德国战败后，国民经济一度陷于崩溃，但是由于开展了全民性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到20年代末期完成了新一轮工业生产技术的更新改造，奇迹般地实现了战后经济复兴。日本注意到了德国的变化，1927年金融危机过后，把产业合理化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1929年7月，浜口雄幸内阁首次把产业合理化列入经济政策的重点。1930年1月，成立产业合理化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临时产业审议会，浜口首相任会长，农林、商工两大臣任副会长，委员由大藏大臣等内阁成员与数名财界巨头担任，干事会成员则清一色地由各省选派的一名局长组成。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官主导、政财结合的机构。1930年6月，商工省内增设专门掌管产业合理化行政事务的临时产业合理局，商工大臣兼任该局长官，事务官由商工省局级官员兼任，并聘请大河内正敏、中岛久万吉等财界、学界名人担任顾问。

产业审议会的职责是“调查审议产业合理化及其他振兴产业的重要事项”[6]，具体事项包括：哪些产业企业应该统制，方法如何；为促进产品规格的统一和单纯化，改善生产技术及其管理方法，提高效率，应采取哪些措施；为实行产业合理化，应怎样改善产业金融；如何普及推广使用国产品等。

但是，当日本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制定产业合理化实施方案时，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在大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已无法按部就班地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只能择其重点，解决燃眉之急。临时产业合理局的官员认为，要摆脱危机，除了企业自身加强科学管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外，政府必须介入，加强对产业的重点统制，促进企业的联合和合并。商工省工务局长兼临时产业合理局第二部部长、1931年升任商工省次官的吉野信次认为：“近代产业虽然主要是通过自由竞争发展到现在的，但其种种弊害已日趋明显，维持完全的自由不可能把产业从目前的混乱中解救出来，产业需要全盘发展计划和统制的政策。”[7]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临时产业合理局拟定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于1931年4月被批准实施。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是：其一，重要产业须按国家要求组成卡特尔，其前提条件是保证同行业有2/3以上企业加入，或加入卡特尔企业的生产、销售额在同行业中的比例超过2/3。政府在融资斡旋、原料进口等方面对加入卡特尔的企业予以关照，同时有权审查、批准或否决卡特尔内企业在追加投资、生产减量、市场分配、价格垄断等诸方面的共同行为，并可强制未加入卡特尔的同业企业服从卡特尔的协议。其二，政府有权指定重点产业。1931至1936年，商工省以公告形式，先后宣布26种行业为重要产业，其中包括钢铁制造业、煤炭开采业、机械制造业、石油精炼业、水泥制造业、化肥制造业、棉花化纤纺织业等。该法颁布后，企业合并、兼并的资本集中过程加速，全国建立了以财阀企业为核心的数十个同业卡特尔组织，财阀的势力急剧膨胀，成为产业合理化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注释

[1]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00页。

[2]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05—106页。

[3]三和良一：《概说日本经济史》（近现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31页。

[4]桥本寿朗：《现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36—37页。

[5]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2世界大恐慌期》，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110、104页。

[6]加藤尚文编：《日本经营史料大系》3（组织·合理化），三一书房，1989年，第99页。

[7]吉野信次：《日本工业政策》，日本评论社，1935年，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