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震中心在东京、神奈川和千叶等城市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据官方统计，死亡和失踪者约13.3万人，负伤者10.4万人，烧毁房屋约44.7万户，财产损失总额约55亿日元。由于地震对工厂和公共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城市功能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先后颁布了维持治安令、非常征用令、延期支付令、日本银行震灾票据贴现损失补偿令，取缔暴利令，免除米谷进口税令，免除生牛肉及蛋类进口税令、临时物资供给令等。在灾后的混乱期，还发生了滥杀在日朝鲜人事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全家被宪兵杀害的事件。

在震灾对策中，震灾贴现票据对其后经济的运行影响深远，并成为引发192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地震发生后，为了救济受灾者，使其重建家园，帮助受灾企业恢复生产活动，日本政府授权日本银行在1亿日元的亏损额度内发行贴现贷款。据此，日本银行在灾后半年内向普通商业银行发放了4.3亿日元借款，而在从商业银行拿到大宗贷款的债务者中，包括铃木商店、久原商事等一批灾前就已破绽百出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搭上了灾后救济的便车，救灾贷款实际成了救济贷款。

按照政府的原定计划，震灾贷款的还付截止期是1925年9月，其后又两次延长还贷期限，到1926年末，仍有2亿多日元贷款无法收回，其中台湾银行的拖欠款占了一半。在台湾银行放出的震灾贷款中，3/4是贷给了铃木商店，总额7190万日元。

1927年3月14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审议追加预算方案时，大藏大臣片冈直温在政友会议员吉植庄一郎的严厉追问下，不慎走嘴说出“今天中午渡边银行已经关闭”一语，导致还在正常营业的渡边银行在储户挤兑下破产。接着，汹涌而来的挤兑风潮导致44家银行歇业，铃木商店的经营破绽曝光，台湾银行随之成为储户挤兑的对象。台湾银行与普通银行不同，它是“国策银行”，一旦破产，局面将无法收拾。为此，日本政府紧急制定了拯救台湾银行的法律，通过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紧急融资2亿日元，帮助其度过了危机。然而，拥有65家企业和近6亿日元总资产的大财阀铃木商店难逃厄运，在这场危机中永远地消失了身影。[11]

1928年1月，日本实行新的银行法。新法规定银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日元。在随后展开的银行整改运动中，小银行或者合并，或者被兼并，全国银行数由1926年的1417家锐减到1929年的878家。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加速向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和第一劝业等五大银行集中，1929年，五大银行在全国普通银行资本额、吸收存款额及贷款额三项指标上所占有的比率，分别为23%、35%和28%，与危机前的1926年相比，三项指标均上升了4至5个百分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