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革命的过程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程[14]，这一转化是通过资本输出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实现的。通过甲午、日俄战争，日本将台湾、朝鲜、库页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且在中国东北（日本当时称“满州”）享有特殊权益，从而一跃成为殖民帝国。

朝鲜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日本觊觎的首要对象，也是中日两国争夺的焦点。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上同时向唐朝称臣的三个国家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之间发生内战，日本出兵支援百济攻打新罗，唐朝应新罗请求出兵增援，663年，唐、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一战中彻底击败日军，换取了半岛近千年的平安。1592至1598年，丰臣秀吉两次派遣大军侵略朝鲜，并扬言征服中国400州县，献北京给天皇作厚礼，中朝联军抵抗日军的战斗惨烈无比，终因丰臣突然病亡而双双收兵。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一时被压制，也只不过是“内治”和“外征”何者优先的分歧，及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初见成果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发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在打败清朝后控制了朝鲜，打败俄国后把朝鲜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即事实上的殖民地，最后在1910年干脆把朝鲜并入日本版图。

这一时期日本对朝鲜的经济统治和殖民掠夺主要是通过以下形式进行的。首先是彻底垄断朝鲜的对外贸易，当时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剥夺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并在开放城市和港口建立了日本人居留地，日本商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对外贸易。1894至19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年间朝鲜出口贸易的80%—90%、进口贸易的60%—70%是与日本进行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稻米和生金，进口商品则主要是日本的棉布。[15]其次是资本输出，在朝鲜大规模铺建同时具有重要军事和经济意义的铁路，1897至1900年修建的京城至仁川的铁路是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日本政府投资180万日元，日本民间投资只有47万日元。1901至1904年修建的京城至釜山铁路是以民间资金为主，但日本政府的投资也多达378万日元。其后，日本又在朝鲜修建了南北贯通的京城（汉城=首尔）至新义州的铁路，从而建立了军事上控制朝鲜的枷锁、经济上掠夺朝鲜财富的吸血管。最后是直接性殖民掠夺，大量移民到朝鲜经营土地。1908年，日本政府特批成立东洋拓殖股份公司，这是一家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国策公司”，政府出资30%，事业内容是经营朝鲜的土地，赚取土地收入。到1914年，该公司占有的朝鲜土地为：水田46642町（1町=100公亩），旱田18753町，加上其他土地，共70243町。公司的土地经营收入也与年俱增，1908年为15万日元，1916年达到82万日元。[16]东洋拓殖公司对朝鲜土地资源的掠夺还只是其殖民掠夺的一部分，据统计，到1915年，日本移民在朝鲜占有的土地面积已超过20万町，其中耕地面积17万町，占朝鲜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4%。[17]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开始了整整50年苦难的殖民地岁月。与甲午战争后朝鲜一步步变成日本殖民地的经历不同，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依据《马关条约》进行的，因此一开始就肆无忌惮地血腥镇压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用刺刀建立了台湾的殖民地秩序。

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是直接统治，其统治机构是台湾总督府。为了把台湾经济纳入日本的殖民经济体系，日本政府采取的殖民经济政策是，第一，官民合资成立台湾银行，强制台湾人民使用台湾银行券，从而完全控制了台湾的金融，并将其纳入日本货币圈。第二，从军事和经济掠夺的目的出发，修建纵贯全岛的铁路干线。第三，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安排台湾的经济结构，使台湾成为食糖生产原料的产地，从而导致台湾经济的畸形发展，并加深了对日本经济的依赖。20世纪初期，由于台湾总督府采用了财政补助金的刺激手段，日本私人资本纷纷到台湾建立糖厂，先后成立了台湾制糖、明治制糖、东洋制糖、盐水港制糖等多家大公司，加强了对台湾的资本掠夺。第四，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在财政税收上不断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搜刮。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台湾总督府的财政开支相当部分依赖国内财政拨款，为了现地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一面加强对台湾人民的剥削，一面实行鸦片、樟脑和食盐等专卖，结果从1905年以后，总督府的财政已经独立而不再需要国内拨款。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督府的这种现地财政收支平衡中，包括对日本企业的巨额财政补贴。有关统计显示，1901至1906年，台湾总督府仅对台湾制糖一家公司的财政补贴就高达256万日元。[18]可见，日本对台湾的惨酷掠夺又以这种形式转移支付给了私人资本。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被日本和俄国瓜分。根据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签订的密约，两国以长春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长春以北的“北满”铁路继续由俄国经营，以南的“南满”铁路和各支线、以及由大连和旅顺为中心的“关东州”地区则让与日本。由此，日本获得了对关东州、南满铁路及沿线附属地的统治和矿业开采权，并拥有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对于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肆意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径，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除了予以追认外无计可施。

日本在中国东北采用了所谓“三头政治”的统治方式，即陆军管辖下的关东都督府、外务省派出的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简称“满铁”）三大统治机构，它们分别行使着维持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的职能。

东北的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及其资源条件是台湾无法比拟的，因此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掠夺规模更大。其主要手段和方式为：第一，于1906年建立南满州铁道股份公司，初期计划投资2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1亿日元。“满铁”名义上是股份公司，实际上政府拥有决策权和命令权，使用“股份公司”之名而避开国营名义的主要原因，是防止英美刁难。“满铁”是殖民侵略的急先锋，其投资除了铁路事业外，还涉及到商业及煤铁矿开采等几乎所有领域，初期活动最积极的财阀是三井。第二，大肆掠夺东北资源，当时最主要的商品是大豆和豆饼，同时加快了对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的开采。日本向东北出口的主要商品则是棉纱和棉布。第三，大量移民，到1914年，东北的日本侨民已经达到16076户[19]，其主要集聚地是关东州及“满铁”沿线城市。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东北采取排他性殖民统治，英美在东北的权益受到排挤，而日本对英美的一再交涉毫不让步，于是昔日的同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从而埋下了二战时日本向英美开战的种子。[20]

注释

[1]中村隆英：《明治大正期的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46页。

[2]据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在1895年8月15日的“明治二十八年财政计划意见书”，文中所谓“既定使用额”的分配情况是：5500万日元冲销甲午战争临时军费，5000万日元陆军扩军费，13000万日元海军扩军费，500万日元国营制铁所经费，5000万日元备用军费。见中村隆英：《明治大正期的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87页。

[3]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70页。

[4]历史事实上，其后的日本先后对俄国、德国和法国进行了报复，即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兵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及其在太平洋上的三个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兵夺取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

[5]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40—141页。

[6]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68—69页。

[7]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42页。

[8]参照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2—4页统计算出。

[9]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72页。

[10]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7页。

[11]安藤良雄编：《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178页。

[12]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42页。

[13]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0页。

[14]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岩波书店，1934年，第12页。

[15]详见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67页表。

[16]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9页。

[17]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90页。

[18]桥本寿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111页。

[19]安藤良雄编：《日本近代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91页。

[20]节选自拙著《日本近现代经济史》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