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进程”[28]。开始把主要征自农民地税的国家收入（1868年至1880年间，地税占国家岁收的78%左右），大量地用于兴办企业、发放贷款等“殖产兴业”上。随后，又通过官办企业处理，将所有权转向民间资本家（主要是政商和士族新贵）。如附表所示，明治政府在处理这些企业时，其价格和条件非常低，几乎等于白白奉送。如院内铜矿，政府投资和库存资产共计77.6万日元，处理价仅为10.9万日元，以29年分期还付；纹龟制糖所投资额为25.8万日元，处理价仅为994日元。这种廉价处理的优惠政策，像磁铁一样地引导民间资金的流向，使商业高利贷资本、社会游离和闲散资金纷纷流向生产领域，同时也促成了商人、特权巨商、士族新贵向近代财阀、大资本家的转化，进而刺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

这些企业由私人经营后，大多数“一扫官营时代的弊风”[29]，效益普遍提高。以小坂矿山为例，该矿在官办时代，年利率为9.5%，拍卖给藤田组后，年利率很快升至31.5%。[30]

由于明治政府渐次退出民用工业的经济实体，从而改变了以往扮演的企业所有者、直接经营者的角色，改为全面实行宏观扶植、自由经营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敞开了大门。特别是当1885年前后财政整顿完毕、近代货币金融体系初步确立后，日本迅即出现了近代第一次产业热潮。在纺织业方面，1882年，由涩泽荣一发起，筹资25万日元建成的大阪纺织厂正式开工；该厂委任在英国学习纺织技术多年的山边丈夫为技术指导，购入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并首次使用蒸汽动力，实现了拥有1.05万纱锭的大规模生产，堪称当时第一流的企业。该厂吸取了官办企业的经验教训，全面加强经营管理，实行昼夜操作，附以高额分红刺激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结果连年盈利，成为私人企业兴起的先声。继大阪纺织厂后，一批近代纺织企业应运而生。到1886年，2000纱锭以上的洋式纺织厂已达18家，大阪纺织厂则已发展到拥有3.16万纱锭的规模。[31]1887年到1890年间，纺织业的投资高达1500万日元，占同期各种企业投资总额的40%。[32]在铁道铺设方面，私营铁道从无到有，1889年时，总长达到672英里，超过了总长为541英里的国有铁路。到1892年，私营铁道迅增至1322英里，为同期国有铁道（总长为557英里）的两倍多。[33]在矿业开采方面，从1885年起，私营采矿量全面超过官营，在社会采矿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金53.5，银81，铜100，铁54.2，煤82.6。[34]总之，这股伴随着股票投机的兴业热潮，从铁道、纺织、矿业，一直扩展到其他行业和领域，乃至“一个公司成立，旁边又成立一个公司，甚至还没有调查有无利益可图，就先办起公司，刚刚说是开办公司，就收到许多订购股票的申请书，其数额超过预定股额，而且不等开办手续完备，申请书就有了价格，热狂地进行交易”[35]。如所周知，日本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是财阀（或称大资产阶级）势力强大，垄断国家经济。这也是明治政府一贯推行的重点扶持、保护政策的结果。官办企业的处理，正是实施这一政策的重要步骤，致使财阀势力急剧膨胀，成为明治政府制定、推行内外政策的社会经济基础。日本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军事工业的相对发展。自明治之初，发展军事工业就已被明治政府作为实现“强兵”的重要手段；军事工业以外的官办企业的处理，使明治政府得以集中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加速军事工业的发展，并由此把国家直接掌握军事工业、私人经营民用工业的经济体制固定下来。此后的军事工业，被整顿为两大陆军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以及这些工厂的属厂，其技术设备和规模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到甲午战争前期，日本已经形成了独自的军工体系，并能用国产钢材研造村田步枪、各种火炮、铁甲战舰等先进武器，使得经济发展尚很落后的日本，军工生产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次世界大战战败。

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36]日本资本主义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史实表明，明治政府是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的权力。较之于其他落后国家的政府，明治政府的“明智”不只在于它能够建立官办企业，还在于它建立官办企业的目的一开始就是明确的：为了率先进行工业试验，积累经验，为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条件。[37]

注释

[1]《大隈侯昔日谭》，第18—19页。

[2]《大久保利通文书》第5卷，第561—565页。

[3]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第2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版，第284页。

[4]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4页。

[5]《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3卷，第383—384页。转引自史密斯：《明治维新与工业发展》，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116—117页。

[6]高桥龟吉前揭书，第284页。

[7]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财政说”“民间产业兴起说”“阴谋说”“阶段原因说”等。见揖西光速《日本经济史大系》近代上，第5章2节，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

[8]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版，第281页。

[9]继任内务卿职的伊藤博文语。揖西光速前揭文，第313—314页。

[10]河濑秀治：《劝业论》。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大隈文书》策2卷，1959年版，第279页。

[11]前田正名：《上州出张记忆书》。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大隈文书》第5卷，1962年版，第357页。

[12]三瓶孝子：《日本棉业发达史》，第51—53页。史密斯前揭书，第121页。

[13]高桥龟吉前揭书，第281—282页。

[14]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44页。石塚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160—161页。

[15]见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明治史要》，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

[16]山口和雄：《日本经济史》，筑摩书房，1976年版，第127、147页。

[17]石塚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259页。

[18]高桥龟吉前揭文，第298—299页。

[19]如《近事评论》1879年4月18日载文指出：“防遏有司干涉，振兴民间事业，实为今日之急务。”田口卯吉在1880年批评政府说：“政治之制造，确实妨碍民间同种行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兴业之目的。”又说：“应该停止劝奖保护政略，把政府事业限制于适当领域。日本人民业已足能与外人竞争，业已足能经营制造商业，何劳政府自为之？”（见石塚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126—127页。）

[20]《松方伯财政论策集》第9章。见高桥幸八郎《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上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版，第172页。

[21]盐泽君夫、后藤靖：《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77年版，第253页。

[22]史密斯前揭文，第147页。

[23]史密斯前揭文，第188页。

[24]楫西光速前揭文，第323页。

[25]史密斯前揭文，第154页。

[26]堀江保藏：《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第108、194页。见史密斯前揭文，第50页。

[27]官办企业的处理是分期分批进行的，从1880年11月起，到1896年止，前后经历了16年左右的时间。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29]楫西光速前揭文，第334页。

[30]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48页。

[31]古岛敏雄：《产业史》3，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32]守屋典郎前揭书，第105页。

[33]楫西光速前揭书，第6页。

[34]石塚裕道前揭书，第259页。

[35]守屋典郎前揭书，第9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

[37]原文刊于《南开学报》1985年5期，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