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建立以后，便全面展开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到官办企业处理前后，国内各项改革已基本完成，私人资本主义成长的必要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具体表现为：（1）安定局面出现。自1877年平定西南士族叛乱以后，国内政局日趋稳定。（2）封建关系废除。明治维新后的十余年里，“奉还版籍”与“废藩置县”，取消封建身份制度与士族俸禄、地税改革等等，已经大体完成。（3）法律制度初步建立。近代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保证。明治政府在破除封建制度的同时，先后多次派政府重臣出国学习、考察欧美法律制度。到1878年止，日本已建立起大审院（相当最高法院）及地方司法组织，陆续颁布了刑法、治罪法等法律。特别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种植，允许农民弃田从工经商、华士族从业，允许米麦输出、棉织品免税出口，借贷利率等一系列经济立法的初步制定[15]，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不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日本宪法尚在筹议之中。（4）人才条件日见成熟。明治初年，选派政府官员出国学习考察，派遣大批留学生，高薪聘请外籍专家。在国内，除了通过官办企业为民间培养输送技术人员之外，开始全面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建立各类实业学校，启迪国民知识，培训专门人才，到1880年前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各种实业学校也已培养出一批建设骨干，外籍专家已经明显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专业人才已开始吸取前一阶段“殖产兴业”中的教训，纠正以往生硬模仿的错误做法，开始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经济建设。毫无疑问，这支人才队伍虽然人数有限，但却成为了近代经济建设的中坚。（5）民间经济有所发展。这一期间，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大力扶植下，私人经济发展很快，到1880年前后，各种民营公司已达1803个，资金总额2775万日元（1881年），职工6万多人（1882年）。[16]其中民营矿产量与官营矿产量的比率是：金35.3:64.7，银42.9:57.1，铜94.6:5.4，生铁74.3:25.7，煤80.3:19.7（1880年）。[17]尽管这些民营企业规模很小，人数一般不超过几十人，生产手段尚处在前机械生产阶段，但却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保护下，政商资本发展极为迅速。以三菱为例，到1881年前后，明治政府已向三菱贷款341.9万日元，发给补助金393.5万日元，赠送、拍卖船只折价为190.2万日元，共计925.6万日元。[18]由此，三菱的实力急剧增长，先后排挤了拥有雄厚实力的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垄断了日本的海运业。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已出现一批庶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们采取合资入股的形式，准备筹建大型工厂，其代表人物为涩泽荣一。早自1879年始，他就已在为建立大阪纺织厂而奔忙。当时的舆论也已发出打破官府垄断工业，要求自由放任主义的强烈呼声。[19]

面对形势的变化，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考虑官办企业的前途。1879年，担任劝农局长的松方正义便提出，官办企业“应该放给（民间），使之自为地进步”。“倘民智民力业已开进，已不拘于政府之诱导，而政府依然执各般事业，或欲扩张之，或以企望之所在课之于人民，以促其成功……或以开人民蒙昧为政府已任，由政府着手各般民业，好事贪功”，这“反而挫伤人民独立自为之气势，养成百事依赖政府之风习；或妨害民营之利，使国内生殖力大减，其弊害不可测”。[20]

这表明，到1880年前后，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已日臻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试验诱导”为己任的官办企业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除上述情况外，1880年前后的政府财政状况恰好构成了官办企业处理的契机；如所周知，初建时的明治政府，财政上可说是“一金无储”，但却肩负着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除了庞大的行政开支以外，兴办官营企业，发放劝业贷款，开发北海道、整理士族俸禄等，各项改革都需花费巨额资金。同时，为镇压各地叛乱和农民起义，侵略台湾、制造江华岛事件等又支付了大量军费。其中仅西南战费一项就高达4170万日元，占政府常年收入的9/10。[21]为解燃眉之急，明治政府只好大借内外债，滥发各种不兑换纸币，结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到1880年止，内外债总额高达3824.67万日元[22]，各种纸币流通量达15936.8万日元，而同期的国库准备金仅有7166.8万日元。[23]纸币价格与银币价格之比，由1873年的1.036:1000，上涨到1881年的1.696:1000[24]；米价由1873年每石4.80日元，上涨到1881年的每石10日元左右。[25]在对外贸易方面，几乎连年逆差，到1880年止，累计逆差总额达7847.7万日元[26]，造成正币大量外流。总之，到1880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宣布官办企业处理止，政府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全面整顿财政。由于官办企业耗资巨大，年支出占政府常年收入的5%，且经营不善，亏多盈少，连年依赖国家补贴，一直是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这样，官办企业处理作为全面整顿财政的对策之一，被自然地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大隈、松方等人的极力倡导下，明治政府终于作出决定，除保留军工、铁道、通讯等企事业外，其他工矿企业一律向民间下放（附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