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外学者们，曾就官办企业处理的原因做过一定的研究和探讨，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见解[7]，但缺乏本质的理解。

导致官办企业拍卖的内在原因，是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而自由竞争则是促使企业谋求高额利润的外在压力。如前所述，官办企业的创设是“试验”和“诱导”，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却违反了资本主义企业“利润至上”的基本原则。

这一时期的官办企业，分辖于工部省和内务省。工部省的企业包括铁道、机具制造和十余家矿山，其中大部分是接管幕藩的工矿企业，只有少数企业是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内务省的企业包括各种农牧试验厂，缫丝、棉丝、制绒工厂，以及一些农产品加工厂，这些企业是由明治政府一手兴建的。据记载，由于经营思想上没有把“盈利”放在首位，这些企业往往不管成本高低，销路如何，便盲目地开展生产。结果，多数企业得不偿失，产品积压，资金无法回收。林薰在回顾工部省辖企业的经营状况时说，那些企业，“因无现金收入，常为支付工资、购买材料所苦恼，便再向大藏省申请营业补助费”[8]。而当时政府的态度却是：“因为是为劝奖而干，所以有些损失也没办法。”[9]明治政府的这种大包大揽的做法，反过来又助长了企业的依赖思想，使企业的发展内无动力、外无压力，不是在自身的经济活动中求生存、求发展，而是年年向国家要补助。

其次，企业管理者及工人素质的低下，也是影响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大生产及其管理，当时对日本人说来还是新事物，当时的政府官员及企业的领导者，“非士族社会之武夫，则理论性质之学者，本来缺乏实践经验”[10]，由这批“外行”组织、管理生产，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从内务、工部两省到所属各企业都聘请了一些外籍专家、技师指导生产，但也因种种原因，结果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另一方面，企业雇用的工人，不是来自士族家庭的子女，就是刚刚走出稻田的农民。不仅如此，这些工人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往往不能保证职业的稳定性，致使企业难以保持高比例的熟练工人队伍。前田正名在考察缫丝厂时发现：“制丝红女自13岁起，以七年合同受雇之，最大年龄者十五六岁。但七年中，因种种原因，完全守约者不多，如因父母患病、自己生病、婚嫁等辞职者不胜枚举。自13岁工作起，一年尚不熟练，二三年始见熟练，至十七八岁年龄时，已当婚嫁之期，遂陆续辞职不再工作，此乃最使雇主头疼之事。”[11]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当时堪称先进的生产设备，无法充分地发挥效益。如进口的舒伦（音译）纺织机，在西欧是每分钟转动五次，而在日本只有两次，若增加到三次，工人便不堪其苦。[12]

至于产品，不但成本高，且质次量少。原属工部省的赤羽造兵局，曾为开凿隘道特制过机械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制图和铸形费就已超过了进口美国钻的价格，造出的五台钻机，因质次价高，只勉强售出一台，余者只好长眠深库。[13]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日本的国内销售市场本就狭窄，再加上外国商品依据不平等的协定关税制度，不受限制地大批涌入日本国内市场，国内产品根本无力与之竞争，许多工厂产品积压严重。

此外，工厂选址不当，各种事故（如火灾），以及工人的怠工、暴动等等，对企业的经营效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官办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收益甚少的状态。如工部省的兵库造船所、品川玻璃制造所、赤羽工作分局，内务省的千住制绒所、新町缫丝所、富冈缫丝所、爱知纺织所、纹龟制糖所等企业便是如此。[14]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