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村山内阁成立之前,1994年4月8日,即细川内阁辞职的同一天,统一会派“先驱日本新党”分离,日本新党和社民联的40名国会议员成立新会派“改革”。13日,部分议员打出“日本新党有志议员俱乐部”的旗号,20日,这些人又组成新会派“青云”。25日,新会派“改革”解散,成立“改新”。5月22日,社民联解散,与日本新党合并。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的9个在野党为了加强实力,与执政党一决高低,村山内阁成立不久便酝酿合并成立联合政党。向村山内阁发动攻势的主力除公明党外,主要是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党派,其核心人物是原自民党总裁、首相海部俊树,干事长小泽一郎,总务会长西冈武夫,政调会长加藤六月等人。
1994年7月4日,新生、公明、民社、日本新党就筹建新党达成一致意见。7月25日,日本新党和民社党加强联合。8月31日,日本新党常任干事会确认在年内建立新党。9月5日,旧联合政权各政党召开首脑会议,会议提出了“谋求负责任的政治——建立新党”的基本理念。基本理念的主要特征是提出了“负责任的政治”和“坚持不懈的改革”的口号。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改革,行政、财政改革,确立地方分权,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并提出了“确立长寿福利社会的基础”“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以及“与一国和平主义和一国繁荣主义诀别”等口号。[17]9日,在新党协议会第二次召集人会议上,选举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为召集人会主席。22日,公明党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新·新党”。9月28日,新生、公明、日本新、民社等除共产党之外的各在野党共有225名众参议员(众议员186人,参议员39人)参加“新党筹委会”。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任“新党筹委会”实行委员长。
1994年10月30日,成立两年半的日本新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大会,党代表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新党解散”(12月1日正式解散)。11月16日新生党决定解散并加入新党。24日,在第二次新党筹备会上,根据公开征集意见,将“新·新党”改名为“新进党”,并决定了党纲、党章和当前重点政策。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以“自由、公正、友爱、共生”为基本理念,提出了“有志向的外交”“有活力的福利社会”和“能向世界传播媒介的文化国家”的构想。
12月5日,公明党召开第34届临时全国大会,公明党分别改组为参加新进党的“公明新党”和地方组织“公明”。8日,在第三次新党筹备会上,新进党选举党首,海部俊树、羽田孜和民社党委员长米泽隆争夺党首职位,结果,海部俊树当选为党首。未经投票,小泽一郎便当选为干事长。12月9日,民社党召开第40次临时全国大会,决定解散民社党。12月10日,“新进党”在横滨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原新生党(众议员61人、参议员13人)、公明新党(众议员52人、参议员12人)、日本新党(众议员26人、参议员2人)、民社党(众议员17人、参议员7人)、原自由改革联合(众议员15人)、原自由党(众议员5人)以及一些小党派,共有众参两院议员214名,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和党纲、党章。新进党已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
新进党为什么在横滨而不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据说是“为了强调有别于现有政党的清新感”,[18]可见用心之良苦。但是,新进党的成立,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据当时的舆论调查,自民党的支持率为36%,而新进党只有21%。[19]
新进党是战后日本第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建立的政党。要夺取政权,必须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公明、民社、日本新、新生等各在野党之所以能团结一致,组建新进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最终实现与自民党相对峙的两大政党制。
新进党刚成立不久,便设立了“明日内阁”(影子内阁),着手研究、制定政策,意在为夺取政权做准备。“明日内阁”的“政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首相,后改名为总理大臣)最初是海部俊树,1996年以后是小泽一郎。“内阁”还设有“副总理”,下设“综合调整”(相当于内阁官房)、“行政改革”(相当于总务厅)、“外交政策”(相当于外务省)、“安全保障政策”(相当于防卫厅)、“人权·秩序·地方自治”(相当于法务省·自治省)、“经济·财政政策”(相当于大藏省·经济企划厅)、“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政策”(相当于文部省·科学技术厅)等与内阁各省厅相对应的十多个机构。每个机构中设有“担当”“副担当”(相当于大臣、副大臣)、政务次官、政务审议官等。在国会,并非首相的新进党党首,在回答代表质询时,还发表了类似施政演说的讲话。
1995年是新进党飞跃发展的一年。1月6日新年伊始,新进党总部事务局60余人开始办公。在2月5日青森县知事的选举中,新进党众议院议员木村守男当选。4月,在岩手县和三重县知事的选举中,新进党推荐的候选人也大获全胜。另外,在一些中小城市的市长、市议会议员的选举中,新进党推荐的候选人也大都当选。
1995年6月30日,新进党公布了中期政策《21世纪改革构想》。该构想是以细川护熙为主席的“21世纪改革构想委员会”制定的,目的是确立经济结构改革和危机管理体制。该构想还提出了以“尊重市场机制和人的创造性的新自由主义”为政策理念。特别提出要在信息、金融、住宅三个方面重点实施放宽管制政策。并要求制定在紧急状态时授予首相以直接指挥各省厅权力的《危机管理法》。
在7月23日举行的第17届参议院通常选举中,新进党在比例区超过了自民党,议席数由原来的19席一跃而达40席(比例区占18席,选举区占22席),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一大党。12月8日,新进党党员发展到49万人。不过,根据1995年10月的舆论调查,新进党的支持率只有19%,而自民党高达43%。[20]可见,在日本的国民心目中,新进党还不具备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能力。
新进党虽然有一套看似完备的组织机构,但是并没有提出有别于自民党的纲领、政策。其建党宣言也过于抽象,内容欠具体,实际上是一个各党派的折衷方案。这些政党之所以走到一起,只是为了打倒村山政权。它们结合的原则只是“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在政策方面压根就难以统一。从支持新进党的群体来看,成分也很复杂,有支持民社党的工会和支持公明党的宗教团体,也有无党派阶层和旧自民党支持者。新进党提出的口号,实际上是个大杂烩。例如,新进党提出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地区的“共生”,在福利社会中个人的“自立”等等,是继承了旧新生党“自立与共生”的口号,而保障“信仰自由”则是为了迎合旧公明党的支持团体创价学会。尤其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新进党事实上的最高负责人小泽一郎的“日本自卫队应加入联合国部队”等主张,显然与加入新进党的其他政党不合拍。所以,新进党从建党时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新进党成立后不久,党内“亲小泽派”和“反小泽派”的矛盾便暴露出来,出现路线对立。1995年1月13日,反小泽派的爱知和男、爱野兴一郎等人成立“学习会”,同一天,旧民社党的川端达夫退出新进党。此后,又先后有山口敏夫、野末陈平、太田诚一、小林正等人退出,新进党因争夺主导权而陷入混乱,被舆论界称为“乌合之众”。
1995年12月,新进党以不算彻底的“一般投票制”举行了党首公开选举,凡18岁以上、交纳党费1000日元者均可参加竞选。通过选举,小泽一郎以112万票对56万票击败羽田孜当选为党首,米泽隆任干事长。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吸引已经远离政治的日本国民的兴趣,试图努力建立与自民党相对抗的势力基础。
但是,这次选举之后,新进党核心内部的鸿沟也加深了。不但羽田和小泽之间产生了隔阂,而且,曾有意参加竞选的海部俊树、船田元、鸠山由纪夫等人,也产生了离心倾向。选举之后,小泽进一步重用亲信,更加深了党内矛盾。
总之,新进党的成立为1994年日本政坛的动**画上了句号,也为日后的政治较量埋下了伏笔。新进党虽然打出了“负责任的政治”和“不断改革”的口号,但实际政策主张与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执政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从形成两大政党制的角度讲,新进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治将走向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时代,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从本质上讲,则意味着日本政党的“自民党化”和日本政治趋势的“总保守化”。大国主义路线抬头,改变战后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所推行的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以图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便是其中的主要表现之一。前自民党干事长、新生党代表干事、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是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
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上述政治理念。他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应毫不迟疑地摆脱对吉田路线的误解,树立新的战略。”这一新的战略,就是他所说的“普通国家”路线。所谓“普通国家”,按他的解释,是“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去做”。也就是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具体说来,他的“普通国家”的主张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一、主张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他说,作为普通国家,不能把安全保障问题“排除在国际贡献的对象之外”,日本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在安全保障方面做出与自己的国际责任相应的贡献”;二、主张改编自卫队,使自卫队“积极参与构筑(世界)新秩序”,要把过去的“被动专守防卫战略”改变为“能动的和平创造战略”,使自卫队能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三、认为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是日本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政策”;四、认为“宪法不是千古不变的法典”,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五、主张打破现状,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
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发行量达70万册,尤其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引起共鸣和好感。但在原保守阵营内部也遭到反对。前副首相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称: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是“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搞得不好有可能导致日本走向依靠军事实力的方向”。[21]前首相宫泽喜一则担心小泽的主张“会突破以往执行的路线,实行军事国家所需要的装备”,其结果“会引发一场(日本实行)核武装的争论”。[22]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表示:日本“没有必要使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不赞成日本在国际上“做出与国力相应的军事贡献”。[23]
自民党的分裂和新党的诞生表明,在长期“一党优位制’下,自民党靠”自我净化“式的”政治改革来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是行不通的。
所谓政治改革,从广义上讲,一般应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选举和政治资金问题等这些政党之间竞争规则的改革;二是与国会或政府发展方向相关的改革;三是行政机构的改革;四是政治主体的改革。但是,日本通常所说的政治改革是指第一层意思,即选举制度改革、《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和防止政治腐败等与政党政治的具体规则有关的问题,不可能触及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
政治改革的口号是在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事件”下台后,1974年三木内阁提出以来议论了近20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政治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招致自民党腐败最大原因的政治资金问题。但是,“廉洁”的三木不但一无所获,反而导致引火烧身,被迫下台。三木之后的福田、大平、中曾根等历届内阁,不但政治改革毫无进展,而且政治腐败愈演愈烈,及至海部内阁,政治改革问题才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
进入1990年代,自民党派系斗争加剧,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竹下派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政治改革看法的不同。小泽等人极力主张政治改革虽另有其目的,但自民党政权的崩溃和“新党”的诞生确实是在政治改革这面大旗下决出其胜负的。
政治改革是非自民党政权细川联合内阁的旗帜,也是内阁中各党政策方面最大的一致点。因此,能否实现政治改革,便成了细川内阁的一块试金石。内阁成立伊始,细川首相便以政权的命运作赌注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并最终通过了“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守倾向的加强。自民党分裂之前,“新保守主义”势力就在兴起。早在海部内阁时期,小泽一郎就主张,日本必须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以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为此,必须抛开社会党左派,把公明党和民社党拉过来(吸收、合并),也就是借政治改革之名,行扩大保守党之实。在小泽看来,“政治改革”是一块金字招牌,它既顺应了自民党内部“良心派”净化政界的要求,也满足了在野党批判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愿望,最终达到扩大保守势力的目的。
自民党的分裂、社会党的退势和“新党”的诞生,标志着日本政治格局中原有的保革之争,已被两大保守势力之争所取代。后来的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分化组合更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不但改为“社民党”,而且也改变了性质。从前一些所谓“中道政党”也大多为保守势力所融合,甚至追随新保守主义,这意味着日本政治向着“总保守化”迈进。
桥本内阁之后,自民党又处于政权的中枢地位,在多党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又形成了“后自民党时代”,开始了自民党的“新一党优位体制”。看来,日本要实现美国式两党制还需要相当的时日。
注释
[1]森田实:《政界大乱》,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第27页。
[2]同上书,第26页。
[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66页。
[4]森田实:《联合政权—我的细川内阁论》,日本评论社1993年版,第76页。
[5]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56页。
[6]森田实:《联合政权—我的细川内阁论》,日本评论社1993年版,第33页。
[7]政府大幅度增加对政党的补助金,目的是想防止议员为筹集政治资金而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一向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日本共产党的政治资金一向依靠其党费和党报、党刊等事业活动募集,坚决反对政府向政党提供补助金。日共认为,政府的政党补助金实际上是来自于全体国民的纳税,而国民向违背自己意愿的政党提供税金的做法是不妥的。同时,“天上掉馅饼式”的巨额政党补助金有可能会宠坏政党,养成不断向国民勒索、强求的风气,而且会围绕补助金的分配问题强化政党负责人的权力。
[8]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77页。
[9]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78页。
[10]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81页。
[11]日本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94年版,第246页。
[12]1994年7月27日《朝日新闻》。
[13]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4]《自由新报》,1994年7月19日。
[15]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16]草野厚著:《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7]同上书,第97页。
[18]羽田孜语,草野厚:《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1993—》,文艺春秋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19]1994年12月22日《朝日新闻》。
[20]1995年11月1日《朝日新闻》。
[21]1994年5月25日《朝日新闻》。
[22]1994年5月25日《朝日新闻》。
[23]日本《诸君》杂志199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