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田首相的辞职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

羽田内阁辞职后，原本是想重新把社会党拉入多党联盟，以便重建稳定的联合政权。社会党当时也倾向于回到联合阵营，它之所以投对羽田内阁的不信任票，也只是迫使羽田内阁辞职后，再建立一个社会党拥有更大发言权的非自民党政权，尤其是社会党书记长久保亘坚持“反自民党”的立场，一直采取否定自、社大联合的态度，摸索重建联合政权的途径；另一方面，作为下策，社会党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同自民党合作。总之，当时的社会党掌握着左右政局的主导权，哪方给的实惠多就与哪方合作。

鉴于自民党尚不能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权，便暗中与社会党谈判，6月28日，自社两党首脑会谈时，自民党政调会长桥本龙太郎明确表示：“如果建立（自、社两党）新政权，原则上可以接受，细节问题再商量。”不久，自民党同意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作为两党合作的前提条件，经过一番紧张的“连横合纵”和幕后交易，社会党欣然同意与自民党合作。

1994年5月29日，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表示：社会党“不再回现政权，羽田内阁若不辞职，则要求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9]这一表态看起来虽然有些暧昧，但实际上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建立自、社联合政权的方向。但是，社会党内部部分议员反对建立村山政权，6月19日，社会党书记长久保在朝日电视台仍公开表示要回归羽田联合政权。6月23日，先驱新党做出决定：若以村山出任首相为前提条件，则准备加入自社联合政权。先驱新党的这一决定，一下子加速了自、社大联合的步伐。6月28日（一说6月27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公开表示，同意推举村山为下届总裁。6月29日，自民党同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推出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相候选人。但在投票之前，小泽等执政党方面又推出刚刚脱离自民党的原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海部俊树为首相候选人。自民党前总裁退党，并成为对立阵营的首相候选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于是，自民党总裁接待室里历代总裁的照片中，海部的照片从此被撤了下去。

这样，国会第一轮投票结果，村山富市得241票，海部俊树得220票，双方均未超过过半数的253票，于是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投票结果，村山在众议院获261票，海部只得214票。村山以多数票当选为日本第81任首相。30日，村山内阁（1994.6.30.—1996.1.11.）成立，于是，在“五五年体制”下势不两立的自民、社会两党，加上先驱新党，取代非自民的细川、羽田内阁，组成了以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政权。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出任副首相兼外相，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担任大藏大臣。自民党在下野一年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政权中枢，虽然不是单独执政，但毕竟从在野党又变为执政党。事实上，自民党以其第一大党的实力，在内阁中占有明显优势，仍起着主导作用。

对自、社联合政权，日本舆论哗然，新闻媒介认为社会党与自民党联合纯属“野合”。这是自1947年片山哲内阁以来，时隔47年后社会党重登首相宝座。这也是自1993年8月细川政权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本出现的第三个联合政权，所不同的是，下野的自民党这次又成为执政党之一。

应该说，村山政权的诞生，也有其一定的原因，并非完全出于偶然。细川联合政权是在“反自民”的大旗下纠合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各政党之间“同床异梦”，很快导致分道扬镳，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新生党的小泽一郎。

小泽从一开始就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打得火热，形成所谓“一·一阵线”（即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结成联合阵线），左右内阁事务和政策。小泽的打算是，拉拢公明党，摧毁高举护宪和反安保大旗的社会党左派分子，确立新生（后改为新进党）、自民两大保守党体制，并加强日美安保体制，扩大自卫队力量，把日本改造成一个“能够做出国际贡献”的“普通国家”。日本新党出身的细川护熙，最初也主张温和的多党制，与第三势力的先驱新党和社会党步调是一致的，但担任首相以后便倒向“一·一阵线”，想甩掉先驱新党和社会党，显然这是中了小泽的离间之计。所以先驱新党和社会党就从“反自民”立场改为“反小泽”立场，这便是村山政权诞生的导火线。

在羽田内阁从上台到下台以及村山内阁上台的整个过程中，在非自民执政党方面，虽然在通过各党合作以巩固权力基础这一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存在根本分歧。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极力排斥社会党，而羽田孜始终想把社会党拉过来。另一方面，社会党也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右派为中心，倾向于细川内阁时代的联合执政党；一派以左派为中心，对自民党更有亲近感。村山政权的诞生，就是自民党和社会党左派撮合，并使之成功的结果。以收复政权为当务之急的自民党，肯于将首相宝座让位于第二大政党的社会党委员长，显然是作了大幅度让步。

从细川内阁辞职（1994年4月8日）到村山政权诞生（1994年6月30日），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日本政局发生了羽田政权的昙花一现、先驱新党脱离联合政权、社会党脱离联合政权等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当中，一直贯穿着新生、自民两党为了取得政权而展开的争夺社会党之争。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社会党毕竟还是一个拥有70个席位的大党，谁能争取过来，谁就可以在国会成为多数派。

年届70的村山富市，出身贫寒，一生平凡无奇。1945年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回家乡大分县组建渔民工会。1963年当选大分市、县议员，1972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1年任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1993年9月，原委员长山花贞夫因社会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而辞职。为人正直、廉洁，性格随和的村山富市，受到党内左派和中间派的支持，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但村山从未在内阁担任过任何职务，几乎没有处理国际事务、决策或立法方面的经验。

成立于1945年的社会党，在近50年的历史进程中，除1947年的短暂执政外，一直处于在野党地位，有“万年在野党”之称。社会党党纲中规定的三大任务是：一、保障国民政治自由，建立民主制度；二、排斥资本主义，推行社会主义，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三、反对军国主义，团结各国人民实现永久和平。几十年来，社会党一直保持着日本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并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向海外派兵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进行斗争，在客观上对自民党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年体制”。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党缺乏现实性的一贯政策，使该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大幅度减少。村山登上首相宝座之后，社会党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使社会党面临一个是否需要彻底转变党的方针政策的难题。

村山联合政权的诞生，意味着社会党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失败后赢得政权的同时，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本色，与多年的冤家对头自民党完全走到了一起。村山联合政权成立不久，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这主要表现在非武装中立问题、自卫队问题、《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和关于国旗、国歌问题。社会党在野时的防务政策是：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主张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解散自卫队，实行“非武装中立政策”。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该党在安全防务问题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但基本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村山上台伊始，便连连声称：非武装中立政策过去在保卫日本和平和推行轻武装政策上曾发挥过作用，但“在冷战体制崩溃的今天，它的政策作用已经完结”；“自卫队是自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实力组织”，是“宪法所允许的”；“《日美安全条约》是确保日本安全所需要的”，本届政府对《日美安全条约》重要性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变化”，“日本要继续坚持日美安保体制”。此外，村山首相在把太阳旗定为国旗，把《君之代》定为国歌等问题上也改变了社会党原来的立场，认为国旗、国歌“已在国民中扎下根，应予尊重”等；[10]在向海外派兵问题上一改以往反对的态度，表示支持，并在执政中积极推行；在关于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与自民党的态度也达成一致。这意味着社会党与自民党，从更大范围讲，与日本保守势力相对立、相抗衡的政治地位的消失，从而社会党的历史作用宣告终结。

社会党这一基本路线的改变，从近期看，是为了维持其政权。因为社会党和自民党联合成立内阁没有政策基础，因此被原联合执政党方面批评为“野合”。在联合政权中占据首相位置的社会党，如继续主张“自卫队违反宪法”，那么在野党就会追究社会党与自民党观点有分歧，可能使联合政权面临危机，村山为避免授人以柄，防止对手在社会党和自民党之间挑拨，不得不改变政策，向自民党政策靠拢。在细川联合政权时，社会党的立场是：“作为党的立场，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但是从阁僚的角度则认为自卫队符合宪法。”然而，村山担任首相之后，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显然就行不通了。而且，社会党委员长担任日本首相后，也便成为日本海陆空三军自卫队的指挥官。这一地位的改变，也使它难以坚持过去的观点。但是，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从根本上讲是客观形势发展变化所迫，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实际上，社会党在其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长期伴随着社会党的发展。在“五五年体制”形成后的10年时间里，它的社会支持率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1960年代中后期，它的社会支持率降到20%—30%左右；到1970年代中期，它的社会支持率进一步降到10%—20%这个区间。社会党的这一发展趋势，客观上为自民党的一党长期统治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党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上的原因。如前所述，社会党从成立时起成分就比较复杂。由于立场和观念的差异，成立后不久就矛盾重重，不久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实现了两党的统一。但是，统一后的社会党，并没有消除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充满着激烈的党内斗争，这就使得社会党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走下坡路。

第二，社会党虽然把自己定位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但事实上它还是一个“议员政党”。1970年代，在人口有1亿多的日本社会中，社会党党员仅有4万人，到1990年代也不过12万。在党员有限的条件下，社会党主要依靠党外的工会组织，而日本工会组织是独立的政治组织，内部派系林立。因而，复杂的工会组织在支持社会党的同时，也给社会党党内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和斗争。

第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作为革新力量的主要代表，社会党在长期斗争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这固然是十分可贵的。但脱离现实的理想一方面会陷入空想和乌托邦，另一方面导致党内斗争体现为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由于在这种斗争中，意识形态成为斗争的工具，所以各派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就在斗争中教条化，从而使社会党所坚持的理想空想化；而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又进一步加剧了党内斗争，于是社会党在意识形态教条化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因而，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导致社会党的政策主张陷入严重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以至脱离现实，脱离选民。教条化使社会党失去了团结和联合其他在野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使社会党内部时刻都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的状态。

社会党的衰败只是实力上的变化，而社会党的蜕变则是性质上的变化。和社会党实力上衰败一样，社会党蜕变表面上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实际上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它一方面与自身实力严重衰败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社会党本身的右倾化有关。1960年代初的反安保斗争中，在左派力量的主导下，社会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自卫队、《日美安保条约》、日本的国旗和国歌、修改宪法等问题上与自民党针锋相对，从而树立了革新政党的形象。但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比较全面地实现现代化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党左派力量开始削弱，右派力量相应地在逐渐上升。到1980年代中期，社会党在其提出的《日本社会党新宣言——爱、知、力的创造》中，已明确表现出放弃马克思主义，否定阶级斗争的倾向。社会党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社会党发生全面蜕变的前奏。在这一时期，社会党虽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基本政策上还没有什么松动，依然与自民党针锋相对。

社会党的全面蜕变是在自民党下台后出现的。1993年的选举，对自民党的打击是致命的，同样对社会党也是致命的。这次打击后，社会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势力开始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新成立的各保守政党。

首先，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日趋淡化，国民中保守意识逐渐增强，从而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据日本首相府1994年初所进行的调查，认为“按现状坚持日美安保体制与自卫队相配合保卫日本安全”的人占69%，认为现有防务力量比较适当的人占66%。[11]日本舆论认为，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政策脱离现实，近年来社会党在大选中屡屡受挫，原因之一就是“非武装中立政策在国民中已失去往日的号召力”。

其次，作为社会党阶级基础的工人运动明显衰退。1970年代以前，日本劳资关系紧张，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得到工人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曾根内阁通过行政改革，对国营铁路和其他国营企业实行民营化，劳资关系趋于缓和，使工人运动大大削弱，从而动摇了社会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党后援团体“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和社会党内部右倾思潮滋长蔓延，要求社会党改变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1992年5月，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决定：“承认国家自卫权，制定防卫基本法，确立自卫队的法律地位和依据。”此后，该联合会会长山岸章一再敦促社会党改变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政策。在社会党内部，上层人士大都主张改变政策。据《朝日新闻》对社会党142名众参两院议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在做出答复的94张问卷中，赞成村山关于“自卫队符合宪法”，或认为村山有关讲话是“不得已”的人占91%。[12]由工会总联合会支持的“民主”派等右派，也极力主张社会党修改安全防务政策。

另外，冷战格局的崩溃，使自民党和社会党在政策上的障碍减少，形成了社会党易于主张自卫队符合宪法的环境，出现社会党内的左派和中间派全面支持村山的局面，这使其转变路线变得容易起来。在1994年9月3日举行的社会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该党中央提出的《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追认了村山首相在国会上的答辩内容，这标志着上述讲话内容已成为社会党的新政策。

众所周知，社会党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曾在牵制自民党长期政权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这一维持近40年之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尤其在防务政策方面，“非武装中立”一直是社会党的一贯基本方针，是该党在安全和防卫政策上的理论支柱。社会党改变政策以后，在安全防务政策方面，除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之外，日本其他各政党已不存在根本分歧，“革保”界线越来越模糊。就社会党而言，已失去其历史作用和存在意义，具有50年光荣“护宪”传统的“日本社会党”已不复存在，社会党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曾引起党内外诸多人士的非议。围绕自、社大联合问题，社会党内意见不一，争吵不休。社会党原委员长山花贞夫和原书记长赤松广隆等人一度打算退出社会党，但由于山花等人优柔寡断，迟迟未见行动。正在这时，日本连续发生天灾人祸。1995年1月17日发生了死亡6000余人的“阪神大地震”，随后，3月20日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因此，山花等人的“离党事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到5月10日，山花等人终于脱离社会党。舆论界认为，社会党阁僚为保住大臣席位，采取在党内反对《自卫队修正法案》的立场，但在内阁却采取承认自卫队法修正案的立场，因而成为“双重人格、双重标准”的政党：“在反对党时代，社会党无所不反对；一旦加入联合政府，却无所不全面赞成。”不过，客观地讲，既然与老对手自民党握手言和，社会党也便只有转变政策这一条路，别无选择。

但是，与前两届联合政权相比，村山内阁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在国会内拥有稳定多数议席。日本国会内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较量，最终决定胜负的一般不在政策方面，而是依靠“数”的力量，谁拥有多数议席谁就会在表决中取胜。由自民、社会、先驱新党联合的村山内阁共拥有众议员295人，参议员163人，只要三党内部不发生分裂，在野党的倒戈攻势就难以实现。加之社会、自民两党又占据着众参两院议长和多数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有利于控制国会。第二，联合执政三党领导人合作关系较前两届联合政权紧密。前两届联合政权虽然在“反自民党”的统一目标下走到了一起，但“同床异梦”，矛盾重重。尤其是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和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相勾结形成的“一·一阵线”，在幕后操纵联合政权，引起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强烈不满，最后导致分道扬镳。社会、自民、先驱新党联合政权虽也有矛盾，但在从原联合政权手中夺取政权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三党之间都有相互利用的一面。就自民党而言，虽有假借社会党“东山再起”的打算，但一时还难以独掌政权，必须“先抬轿子后坐轿”，虽说没有当上首相，但已有13人进入内阁并占据重要职位，总比在野要好。就社会党而言，参加联合政权，一可以摘掉“万年在野党”的帽子；二可以稳定党内局势，增强党内左、中、右势力的向心力，因为社会党委员长毕竟当上了多年梦寐以求的首相，并有多人入阁，这对党内各派都具有吸引力；三可以为翌年参议院和下届众议院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保住并扩大社会党的地盘；四可以借党首出任首相之机顺势转换党的政策。就先驱新党而言，通过参加联合政权可以提高身价，巩固内部团结，增强实力。第三，由于社会党大幅度地修改了其基本政策，先驱新党本来就与自民党没有根本分歧，所以联合政权政策趋于一致，有利于三方合作与协调，各方能够向相互理解的方向发展。

村山内阁强调内政外交政策上的连续性。村山主张新联合政权要尊重现行宪法，继续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经济政策要以公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为基点，利用日本的经济实力与技术，为冷战后新国际秩序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向世界表明日本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没有实现核武装的意图。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基本上继承以往政权的政策，坚持日美安全体制，保持日本外交的连续性，努力消除各国对新政权的疑虑。主张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以“对话与协调”为基础，开展有日本特色的和平外交。

村山内阁重视改善日美经济关系，以纠正贸易不平衡问题。主张日本努力扩大内需，放宽限制，促进美国对日进口，缓和两国的矛盾。同时主张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明确表示对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战争责任，“要以谦虚的姿态进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认真考虑日本怎样才能成为令这些邻国信赖的国家”。1994年8月23日至30日，村山首相访问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目的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密切同印支及东盟的关系，确立与“东南亚新时代”相符的伙伴关系。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村山主张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反对孤立朝鲜，主张推动美朝会谈，通过对话解决朝鲜研制核武器问题。

为了表示对过去战争的人道反省，村山内阁决定政府出资1000亿日元，建立“亚洲交流中心”，以支援从亚洲地区来日本学习的留学生和青年的相互交流。这项长达10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从1995年度开始实施，并以日本投降50周年为契机，在亚太地区开展“未来导向型事业”。

对毫无思想准备就登上首相宝座的村山来说，上任后虽然处理了一系列国内外和党内外的重大问题，但上届内阁遗留下来的提高消费税、规制缓和、行政改革等棘手问题以及诸如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等突发事件的发生，确实使村山感到应接不暇，力不从心。所以执政一年之后的1995年7月，由于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村山一度产生将首相宝座让给自民党总裁、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的想法。只是由于自民党未置可否，加之大藏大臣武村正义的反对，此事才不了了之。

但是，村山政权始终面临着原联合政权在野党的强大攻势。加之并非首相之器的村山在处理阪神大地震和冲绳驻日美军强奸日本少女等突发事件的迟缓，遭到在野党和社会舆论的批判，村山政权颇感举步维艰，1996年1月5日新年伊始，村山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宣布：“今天，我决定辞去首相职务。担任首相之重任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一年半，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努力推行了税制改革、年金改革和政治改革。去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6000余人失去了生命，此事至今在脑际缭绕。”[13]

村山联合内阁的下台与细川、羽田两内阁有所不同，并不是在野党直接倒阁的结果。由于社会党改变了方针政策，主动与自民党“接轨”，在村山内阁中，自民、社会两党议席大大超过半数，任何法案都能够通过，应该说村山政权比人们预想的要稳定。那么，为什么村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下台呢？按照村山本人的说法，原因有三：一、景气开始回升，正是人心一新的大好时机；二、重建社会党是当务之急；三、自身能力有限。

不过，从根本上讲，村山内阁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注定它不可能是一个长期政权。成立之初，自民、社会、先驱三党事先并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协商。如前所述，自民党只不过是在内阁成立前夕才大体上认可了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政策，但并没有涉及细节问题，三党联合只是一种“应急之举”。正如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森喜朗所说：“自民党有可能在新的选举制度下处境不利。但是，我们不可能与以宗教团体为基础的公明党搞联合，那么剩下的只有社会党了。”[14]所以，“五五年体制”下势不两立的自民、社会两党联合从一开始就遭到旧执政党方面的激烈批判。他们认为，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当初都是批判自民党而上台的，如今又同批判对象自民党联合，这种联合难道不是欺世盗名的“野合”吗？另外，村山首相在未经党内正常手续就擅自改变社会党在《日美安保条约》、自卫队、日本国旗等问题上的主张，对此，村山也受到来自党内外的批判。因为这些主张都是与社会党命运息息相关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政策的改变，意味着社会党失去作为政党而存在的意义。

不过，在自民党看来，与社会党联合也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例如在《安保条约》和《日韩条约》等问题上，社会党与自民党之间虽然还有分歧，但当时社会党已经摈弃了过去的教条主义想法，双方在向一起靠拢，因此，在自民党尚不能单独执政的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建立一种超越“五五年体制”的体制，也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自民党国会议员、村山内阁自治大臣野中广务认为：“与前面的八党派联合内阁相比，现在的三党联合更容易勾通……自社两党摆脱原来的隔阂，不断协调、磋商，把政权维持下去。希望先驱新党继续发挥调节的作用，结束“五五年体制”，打开一条新的政治道路。”[15]

野中所言，确有一定道理，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然要比八党派组成的联合政权容易勾通。当年细川内阁为了确保过半数势力，必须联合八个党派，其唯一的共同目的就是为了打倒自民党一党统治，一旦这一共同目标达到，在政策上就很难再达成一致。村山内阁则不同，自、社两党已经控制了国会半数以上，在数量上并不需要先驱新党。又由于社会党自身政策上的转变，两党有了共同语言，所以联合政权比预想的要顺利。但是，一直力主政治改革的先驱新党，虽然说在自、社两党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在规制缓和、行政改革等政策方面也不时与自、社两党发生冲突。

对接任首相的村山来说，在与自民党联合问题上也还是有顾虑的。但同细川政权时代的小泽一郎和市川雄一等的人的专横跋扈相比，自民党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村山还希望通过与自民党联手来改造社会党。因为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通过与有执政经验的自民党联合，可以改变社会党的形象，表明社会党并不是专门在意识形态上与自民党搞对立，还是可以在政策上相互竞争的。

从社会舆论来看，村山内阁成立3个月后的1994年9月，《朝日新闻》所作的舆论调查表明，村山内阁的支持率为40%，比刚成立时增加了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36%，减少8个百分点）。但在与自民党联合的问题上，49%的人认为“不好”，大大超过认为“好”的19%。支持村山内阁的理由不是对其政策有好评，而是大都认为村山本人“和蔼可亲”，可见，对村山内阁的评价，主要源于首相个人的人气。但是，一年多以后的1995年10月，支持率降至34%，不支持率上升到47%，[16]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村山内阁辞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