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野内阁辞职后，与竹下内阁一样，又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鉴于后继总裁的先决条件是不涉嫌“利案”丑闻，要给人以廉洁、正派的形象，所以在自民党五大派中，与“利案”有瓜葛的竹下、安倍、宫泽和渡边等派都宣布不推荐本派候选人。这样，58岁的海部俊树被推举为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由于海部得到竹下、安倍和旧中曾根派中大多数人的支持，投票结果以279票的压倒优势当选，随后组成第一届海部内阁（1989.8.10—1990.2.28）。这样，在金钱和女人方面都还算干净的“低年级政治家”海部俊树粉墨登场，这也是一年之内更换的第三任内阁。海部的任期，形式上是到当年10月，但由于没有竞争者，在10月31日的党大会上再次当选为总裁，任期到1992年10月。

海部俊树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1960年以后连续10届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内阁官房副长官和文部大臣等职，能言善辩，号称“日本政坛一流的雄辩家”。海部自称与数字“29”有很深的缘分，一生中有不少与“29”相巧合的事情：他于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大学毕业，29岁时在第29届众议院选举中当选为议员，在人生历程中第二个29年（58岁）出任首相。29年前，他在母校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时曾说，“29”总给他带来好运气，他要争取在29年后当选为日本首相，如今此话果然兑现。[6]

政治改革是海部内阁成立后首先打出的一张王牌。

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对“利库路特事件”的批评，在竹下政权末期便成立了以后藤田正晴为会长的政治改革委员会，开始正式研究政治改革问题。该委员会在竹下内阁辞职后、宇野内阁成立前的1989年5月22日，公布了《政治改革大纲》。

宇野内阁成立后，立即成立了以小林与三次为会长的第8次选举制度审议会，审议会成员中，包括舆论界头面人物多人。因为在鸠山、田中内阁引进小选区制时的失败，舆论界群起而攻之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次先把舆论界拉过来。该审议会于1990年4月26日向海部内阁提交了引进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提案《咨询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选举制度的改革。所以可以说，海部内阁时政治改革的举动，是以上述政治改革大纲和该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为依据而展开的。

海部内阁成立约半年后的1990年2月28日举行大选，由于在上次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所以对这次选举仍忧心忡忡。但结果获得275票，总算还说得过去。大选之后，第二届海部内阁（1990.2.28—1991.11.5）成立，并乘大选胜利的余威，在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推动下，开始推行政治改革。但随后海湾危机爆发，海部内阁只好一面应付海湾战争，一面处理政治改革问题。

6月29日，自民党总务会决定向众议院提出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小选区选出300人，比例代表选出171人，共计471人，投票采取两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三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定法修正案》《政党资助法》）。

对上述三法案，各在野党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对，就是在自民党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法案，早在鸠山内阁和田中内阁时就提出过，在野党一直坚决反对，因为如果采用小选区制，对第一大党自民党绝对有利，而对在野党则十分不利。自民党的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某些选区，对某些派阀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但是，由于小泽一郎的极力坚持，海部还是采取了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动。7月10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自民党总务会方案，并在8月的临时国会上，向众议院提交了相关法案。

但是，9月30日，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委员会，慑于在野党的强大压力，以审议时间不充分为由，否决了上述法案，从而以“审议未了”的形式成为废案。“诚实”的海部看到这一结果，声称“决心要打破僵局”，暗示要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是，海部的举动遭到自民党各派的反对，宫泽、三塚和渡边三派联手反对海部连任，甚至一向支持海部的竹下派也准备“抛弃海部”。于是，海部放弃连任首相的打算，于10月5日决意辞职，宣布不参加下届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海部宣布退出竞选之后，竹下派曾一度想推出前干事长小泽一郎竞选总裁，小泽一郎如果接受出马请求，再有另外一两个派阀支持，小泽有可能当选总裁，但小泽以身体健康欠佳等为由予以推辞。于是，竹下派最后决定支持宫泽出马。1991年10月27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宫泽以压倒优势当选总裁。[7]随后宫泽内阁（1991.11.5—1993.8.5）成立。

宫泽喜一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考入大藏省，在东久迩宫内阁和吉田内阁时曾任大藏大臣的秘书，33岁辞去大藏省职务进入政界，任参议院议员。1962年43岁时担任池田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1967年开始当选众议院议员，以后在数届内阁中历任大藏、通商产业、外务等重要大臣及副首相要职，有丰富的从政和外交经历，是自民党内资深才高的政治家。但因其特有的“官僚气质”和“自鸣清高、孤芳自赏”的性格，迟迟未能登上首相宝座，直至历经36年国会议员生涯，72岁高龄时才如愿以偿登上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宝座，可谓“大器晚成”。

日本的政治家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注重政策的“理念追求型”，一类是玩弄权术的“权力追求型”，政界的主流是“权力追求型”，而宫泽属于“理念追求型”人物，却又不得不陷入权力之争中，这也许正是宫泽久久不能登上权力顶峰的原因所在。这一方面是由于宫泽长期担任与制定政策有关的职务，但主要还是宫泽的性格不太善于搞权力之争。像他这种性格的政治家居然能登上整天沉溺于权力斗争的自民党的顶峰可以说是非常例外的。

在自民党五大派中处于第二位的宫泽派，一向被称作“鸽派”的代表，继承了自民党的“保守主流意识”，多主张“宽容与忍耐”。宫泽与财界关系较深，所以财界对他出任首相颇为满意，在野党也表示接受。

由于宫泽派人多势众，宫泽本人又长期担任党政重要职务，所以成立之初曾被认为是“重量级内阁”“务实内阁”，重要阁僚多由具有实干精神和实际能力的各派骨干担任。自民党元老之一、竹下派领袖金丸信出任自民党总裁，更为宫泽内阁增添了分量。

宫泽的基本政策理念是承认现行宪法，推行国际协调路线，也就是一方面以现行宪法体制为基本框架，一方面加以渐进式的改良，以便能够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宫泽内阁成立以后，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一定的业绩，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实力内阁”，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稳定政权。但是，刚上任不久，宫泽内泽就陷入一场“金权政治”的困扰之中，发生了众议员阿部文男受贿案。

阿部文男在担任北海道和冲绳开发厅长官期间，利用职权向共和公司提供修筑公路和建立体育设施等的信息，并对政府金融机构施加影响，为该公司提供低息贷款，从中收取贿赂。事发后，共和公司曾向10余名政界要人行贿的内幕也披露于报端。1992年1月13日，阿部以受托受贿罪嫌疑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日本警方逮捕国会议员这还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事给宫泽内阁以不小的冲击，在3月8日参议院的宫城县补选中，自民党候选人因此而落选。

在阿部事件尚未了结的情况下，“东京佐川快递事件”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佐川快递公司是一个庞大的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在日本可以说赫赫有名，家喻户晓。东京佐川快递公司是该集团的骨干，有雇员近4000人，营业额占佐川集团的20%。1980年代中期，东京佐川快递公司总经理渡边广康已是与政界有广泛交往的知名人物。1992年2月14日，渡边因向政界要人行贿被捕，罪名是“特别渎职罪嫌疑”。

渡边被捕后，佐川事件迅速升级，核心人物便是竹下派人士金丸信等人。在审理过程中，渡边供认曾捐出22亿日元给12名政治家，其中5亿日元交给了金丸信的秘书。金丸信对此事供认不讳。1992年8月27日，他在记者面前承认，他在1990年2月曾接受渡边5亿日元“政治捐款”，并说：“今天，我猛然醒悟，接受那些捐款是违反有关政治资金规定，违背政治伦理的行为。”为此，他做出决断：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世会”会长的职务，以表明对此事件负有责任。

金丸声明辞职后，仍表示“将以一名议员的身分，继续支持宫泽内阁”，意思是并无退出政坛之意。司法方面对金丸受贿5亿日元一事，只是决定对金丸罚款20万日元，而且罚金可以通过银行汇付。但10月14日金丸还是被迫辞去了众议员职务。

78岁的金丸信辞职后“告老还乡”，花了3亿日元重修住宅，安逸地度过了1993年元旦。然而，此时东京地方检察厅仍在暗中调查金丸的另一桩大案——偷税漏税案件。3月6日晚，东京地方检察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及其秘书生原正久因涉嫌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这条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新闻界连篇累牍地竞相报道金丸案件。

据调查，金丸信在1987年至1989年间，与他的前秘书生原合谋，隐瞒了18.5亿日元的收入，并且购置了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减价金融债券，从中偷税近10.5亿多日元。[8]这种债券在购买时预先扣除银行应付利息，一年期满后银行却照债券面额金额兑现。由于是以无记名方式买卖的，购买者可自行保管或转让，深得蓄意隐瞒财产的人们的欢迎。

3月6日以后，检察部门共派出专业搜查员及检事150人，对金丸的住宅、办公地点和相关企业进行了搜查，共听取了1500余人的证词，收押了有关资料7000件，达900箱之多。3月13日和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所得税法罪对金丸提出起诉和“追加起诉”。起诉事由要点包括：金丸信于1987年至1989年的3年内，共隐瞒所得收入18.5亿日元，逃税额达10.5亿多日元。经查实，金丸信的私人财产总额不少于100亿日元。这些收入的来源包括，东京佐川快递公司及18家大建筑公司的“政治捐款”。作为回报，这些建筑公司可以得到承揽公共事业的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投资由政府拨给，承揽者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利润）等好处。[9]

金丸信生于日本山梨县的一个酿酒商之家，早年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后因病返乡承袭父业。1953年弃商从政，多次出任政府要职，历任建设大臣、国土厅长官、防卫厅长官、副首相以及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副总裁等职，长期充当日本决策人物的“高级谋士”和“智囊”，被称为权倾朝野的日本政坛“教父”。金丸原属田中派，田中病倒后，金丸遂与儿女亲家竹下登另起炉灶，重立山头，组成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经世会”（即“竹下派”），控制着自民党的人事和内务。

金丸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党内派系纷争，素有“首相制造器”“内阁遥控器”之称，在内阁及党内人事安排上有近乎决定性的发言权，宇野、海部两内阁都是在他和竹下的支持下上台的。宫泽内阁也得到以金丸为会长的竹下派的全力支持，所以宫泽上台伊始，便请金丸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把一切党内大权交付金丸。金丸退出政界，对自民党和宫泽政权都是一个沉重打击。

金丸落入法网后，日本国民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政府和自民党的腐败。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金丸要求保释的申请，金丸缴纳3亿日元保释金后出狱，结束了23天的拘留所生活。但是，这时日本自民党已经处在分裂、瓦解的前夜，自民党政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金丸事件给自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党的分裂。

1992年5月7日，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新党“自由社会联合”，这一党名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主党的“自由”和社会党的“社会”两层意思，其用意是，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基轴，一方面又纳入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不久即改名为“日本新党”，自任党首，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4个议席，超过民社党，与日本共产党持平。

1992年10月14日，金丸信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决定不再参加下届议员竞选，这意味着金丸完全退出日本政治舞台。从此，竹下派分裂加剧，展开了争夺竹下派会长之争。10月21日，支持小泽一郎的竹下派成员召开誓师大会，决定拥立大藏大臣羽田孜为新会长，此举引起派内支持小渊惠三副会长的势力的强烈反对。10月22日，小渊派在小泽一郎缺席的情况下，拥立小渊为后继会长。28日，小渊就任竹下派新会长。对此，推举羽田孜的小泽派表示反对，提出“无效”，并宣布脱离竹下派，成立“改革论坛21”，竹下派走向分裂。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从此结束了竹下派控制自民党的局面。

羽田派由羽田孜、小泽一郎等35名众议员和9名参议员组成。小渊派属于反小泽派，对政治改革持慎重或消极态度，但在人数上处于多数地位，拥有包括小渊惠三、桥本龙太郎等人在内的32名众议员和34名参议员，所以是竹下派主流。[10]羽田派实权人物小泽一郎声称他代表自民党的“改革派”，他同小渊惠三等人的斗争是“改革派”与“守旧派”之争。小泽认为，苏联解体，美国实力下降，日本要想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就必须“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改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政党模式”，建立“两大政党体制”。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导致长达38年之久的以自、社对立为基轴的“五五年体制”和“自民党一党统治”的崩溃，意味着“保革联合政权”的诞生，这是当时谁都始料未及的。

总之，掌握这次政治改革主导权的是执政的自民党。围绕政治改革问题，自民党内出现三派势力：一派是旧竹下派的小泽、羽田一伙，加上河本派的海部俊树等人，共约200名国会议员，可称之为“推进派”；与之相对立的一派是竹下派的小渊惠三和梶山静六等人，可称之为慎重派；另外还有一伙特别讨厌小泽一郎的反对派。在这三种类型中又各自心怀鬼胎，打着不同的算盘。与此同时，在各在野党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的坚决反对，有的认为可以进行有条件的改革。总之，当时多数人认为，“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五五年体制”这种不许政权交替的一党统治，必然会压制政治的活力，导致政治腐败。但是，很多人又担心，以小选举区为核心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只会更加削弱在野党的力量，导致扼杀反对政治势力的结果。而对自民党来说，采用比例代表制，又有可能对自民党带来不利影响。鉴于此，政治改革究竟如何进行，每个人都心中无数，而在一般国民眼中，当时的所谓政治改革犹如一头雾水，更不知所云。

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羽田等人，一方面促使自民党内部“自我净化”，一方面向在野党表示将来有可能会出现政权交替的机会；而对广大国民，则极力从理论上宣传政治改革的正当性，以取得国民的支持。为此，他们必须首先阻止竹下派继续掌权，一方面极力诋毁竹下派的主张，鼓吹人事更替的必要性；一方面宣传必须废除形成派阀温床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每个选区选举3—5名议员的中选举区制，是议员贿选的温床，而且为了争取更多人当选，各派必然争相投入大量选举资金，而这正是贪污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事实上，小选举区所需资金更多，而且即使改变了选举制度，派阀也不可能消除。

面对“改革派”的强大攻势，以宫泽为代表的自民党“守旧派”，承认自民党“犯了错误”，承认自民党在金丸事件后陷入了“严重危机”。但仍然认为自民党是唯一能担当执政任务的政党，主张必须由自民党一党进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4项法案：《公职选举法法案》《众议院选区划定委员会设置法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社会、公明两党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5项法案。从4月15日以后，政治改革相关法案在众议院政治改革调查特别委员会开始正式审议。

在野党对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武断做法极为不满，甚至自民党内的“实现政治改革年轻议员会”也于5月25日将一份有219名国会议员（占自民党381名国会议员的57%）签名的要求“与在野党妥协，在本次国会实现政治改革”的意见书面呈首相。与此相呼应，5月28日，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和日本新党等六党派首脑举行会谈，就“朝野各党制定小选举区比例代表连立制等法案”取得一致意见。这一举动对当时在自民党内日趋孤立的小泽·羽田派和热衷于政治改革的年轻议员无疑是一大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一会谈的党派，后来大都成为小泽·羽田“新生党”成员和构成细川政权的母体。

宫泽首相看到这种情况，指示梶山静六干事长：“希望尽量制定一个好的妥协方案。”并在朝日电视台公开表示：关于政治改革，“无论如何要在这次国会解决，我们正在做工作”。[11]但是，梶山干事长和佐藤孝行等实权派人物并没有撤回原来的单纯小选举区方案。因此，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代理本部长盐川正十郎6月1日提出的朝野党妥协方案“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未被采纳（盐川因此而提出辞呈）。6月14日，梶山干事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研究会上声称：关于政治改革，“两年以后，我们将在参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届时我们要完成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改革”。[12]这一发言引起自民党内改革派的强烈不满。翌日，自民党159名改革推进派国会议员成立了“推进政治改革议员联盟”，以对抗自民党当权派。

6月16日，宫泽首相出席自民党总务会，指示单纯小选举区制等4法案要在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调查委员会通过。宫泽的做法引起在野党的不满。为此，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日本新党等六在野党、会派一致决定，向众议院提出内阁不信任决议案。6月17日，日本共产党除外的各在野党联合提出了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6月18日，众议院以255票对220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造成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因为羽田派等的39人也投了赞成票。[13]于是，宫泽内阁不得不宣布解散众议院。

这次内阁不信任案的通过，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因为，首先，这次事件，在自民党内部，是打破原来派系，按照是否赞成“政治改革”的理念重新进行的派阀之间的合纵连横。其次是第一次打破了政党之间的界限，按照问题的性质，产生了连反对党都赞成的行动方式。政界重新组合，没有这种意识上的变革恐怕是不可能的。

羽田派缘何造反？早在2年前，海部内阁曾着手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当时羽田孜任自民党选举制度调查会会长，极力主张改革，遭到执政界之牛耳的自民党副总裁、竹下派会长金丸信的反对，致使羽田提出的有关政治改革3项法案归于泡影。如今，金丸被捕，自民党濒于分裂，自然是羽田派“报一箭之仇”的好机会。

另外，在野党方面之所以敢在众议院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就是因为他们与小泽派代表羽田等人早有默契。17日，在野党向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提交对内阁不信任案之后，羽田便公开表示：如果内阁不采取延长国会的措施使政治改革方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那就只好赞成在野党的不信任案。6月18日，有18名自民党众议员未参加投票，包括羽田派在内，有39人“造反”投了赞成票，此外还有11名自民党众议员宣布退党。投票结果，以255票赞成，220票反对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所以，对自民党来说，“六·一八政变”不仅意味着宫泽政权的寿终正寝，而且宣布了“五五年体制”的终结。当天日本各大报纸均以“自民党分裂”的大号黑字为标题，抨击自民党的腐败政治及“不思反省的顽固态度”。《朝日新闻》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丑闻难道不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必然因素吗？”

宫泽首相也自有其难言之隐。他在不信任案通过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我并非想对国民撒谎。时至今日我更深深地感到了政治改革的难度。”的确，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内阁都把政治改革作为最重要的课题，然而最终无不被它碰得头破血流。

随着不信任案的通过，自民党开始走向分裂。不信任案被通过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21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随后，羽田和小泽于23日带领44名国会议员成立“新生党”。同一天，自民党内另外80余名议员以海部俊树为核心宣布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声称与党内“慎重派”划清界限，继续推进政治改革，使自民党孕育着再次发生分裂的危险。

羽田、小泽从自民党拉出队伍后，与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会民主联合四党举行会谈，就大选后建立联合政权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先驱新党却与日本新党酝酿合作。脱离自民党的新生党和先驱新党分别与在野党以及日本新党讨论合作、建立联合政权问题，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此举无疑使自民党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29日的舆论调查，宫泽内阁的支持率仅为5.8%，比当年的宇野内阁还低。而自民党的支持率仅28.6%。[14]

经过一个月的躁动，重新确定日本政坛格局的众议院大选终于于7月18日揭晓。结果是：自民党获223席，未过半数；社会党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成为38年来的最低点；日本新党第一次参加大选就获35席；新生党获55席，比原来增加19席；先驱新党获13席，比原来也增加了3席；民社党15席比原来增加1席；共产党15席，比原来减少1席；社民联4席，与原来持平。这次选举结果，自民党固然由于新生党和先驱新党的“跑票”而大败，但更惨的是社会党，竟减少了将近60席，减少的议席跑到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那里去了。

纵观这次大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党派议员大增引人注目。日本新党、新生党和先驱新党这3个新党派所获议席数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五分之一，表明日本国民对传统政治的厌倦心理，希望新成立的党派能在刷新日本政治方面有所作为。三个新党在选举时高举“推进政治改革”和“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旗帜，起到了鼓动民心的作用；第二、社会党惨败同样引人注目。社会党惨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诸多新党夺走了本应属于社会党的票，但实际上是该党的政策走向不明朗，在安全保障、防卫等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另外，冷战局势的结束和大批工会会员脱离政党也是导致社会党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自民党议席虽然未过半数，但获得223席，与议会解散时的222席基本持平。这说明日本选民虽对自民党不满，但也希望政治相对稳定。

总之，这次大选结果所反映出的日本民意基本上是希望稳定和革新。所形成的格局，表面上是自民党、3个新党和社会党的“三足鼎立”，实际上是意味着“五五年体制”的瓦解和自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新党和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及先驱新党取得重大胜利。这意味着日本“总保守”势力大增，日本政治向“总保守化”迈进，它标志着日本政局向多党政治时代迈出了第一步。

1993年7月22日，宫泽首相为承担自民党分裂和大选失败的责任而引咎辞职。宫泽在其执政的1年零9个月中，在开展首脑外交和恢复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以及应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一定的成绩，但执政38年的自民党毕竟“毁于”宫泽之手，这不能不说是宫泽内阁的“悲剧”。看到宫泽的下场，于是日本有人将自民党第十五代总裁宫泽喜一比做德川幕府最后的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这种比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宫泽之后日本是否真的能实现政治改革。

这里，我们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自民党政权的崩溃过程。自民党由于两次金丸事件（1992年夏天曝光的“东京佐川快递事件”和1993年3月的因偷税漏税而被捕事件）的冲击，而完全失去了国民的信任；1993年6月，围绕政治改革问题自民党发生分裂，小泽一郎等改革推进激进派形成，致使宫泽内阁不信任决议案获得通过；随后数十名国会议员集体退党，并打出新生党和先驱新党的旗号，从而自民党在众议院失去了过半数席位，随后在7月18日的大选中只获得半数以下议席。在这一自我崩溃过程中，自民党首脑宫泽首相的优柔寡断最终把自民党送上了“断头台”。

注释

[1]菊池久：《首相竹下登》，皮普尔社1987年版，第24页。

[2]《朝日新闻》1989年5月29日，第14版。

[3]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4]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5]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237页。

[6]蒋豫浙：《过渡性首相海部俊树》，见《半月谈》1989年第17期，第50、51页。

[7]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253页。

[8]《朝日新闻》政治部、社会部编：《权力的代偿》，朝日新闻社1993年版，第55页。

[9]《朝日新闻》政治部、社会部编：《权力的代偿》，朝日新闻社1993年版，第54、55页。

[10]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44页。

[11]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48页。

[12]同上书，第349页。

[1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350页。

[14]森田实：《政界大乱》，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