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曾根内阁任期届满行将卸任之前,自民党各派分别推出竹下登、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3人作为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为了避免自民党分裂,在正式选举前党内曾经做过多次“调整”,试图通过协商确定一个总裁候选人。但由于各不相让,“调整”失败,最后三方一致同意,由即将卸任的中曾根康弘“指定”后继总裁,3人中没有被指定者,保证全力支持新总裁的工作。
1987年10月20日午夜0时30分,自民党政调会长伊东正义将3名总裁候选人召集到一起,当场打开中曾根首相交给他的一个密闭信封,宣布道:“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由竹下登作为总裁候选人。”[1]于是,竹下登就在这一瞬间成为自民党的第十二任总裁(日后的选举只是形式上的认定)。随后伊东正义又补充说:中曾根总裁“希望没有被指定的安倍和宫泽分别担任干事长和副首相”。中曾根为什么指定竹下为总裁,至今没有确切的解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竹下、安倍和宫泽3名候选人中,竹下势力最大,指名竹下最保险,其他2人也可以合作。另外,如果指名安倍或宫泽,竹下本人和竹下派都会不满,这对中曾根也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都差不多,选择势力最大者,当在情理之中。
竹下内阁(1987.11.6—1989.6.2)的成立,意味着自民党“总主流派”体制的确立,换言之,也就是意味着田中派正式走上前台进行统治的形成和确立。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总主流派”体制的成立,却导致自民党的内部分裂,实际上是带来了竹下派内部的权力斗争,形成自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和细川护熙联合政权的出现。这是后话。
竹下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曾任中学教员、县议会议员。1958年后16次当选众议员,最初属佐藤派,曾任佐藤内阁和田中内阁官房长官,三木内阁建设大臣、大平内阁和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是田中派骨干人物,1985年2月成立“创政会”,不久被田中强行解散。随后田中病倒,事态向有利于竹下方向发展,1986年终于当上自民党干事长要职,这是一个距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最接近的职务。1987年7月,竹下与二阶堂系分道扬镳,拉出田中派大部分人马(众议院议员69人、参议院议员44人,共113人)成立竹下派,取名“经世会”,成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阀。
竹下以做事认真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著称,与自民党各派、各在野党以及政府部门的官僚都有很深的交往,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树敌不多的人。在政治资金方面也很充足。虽说谋略不深,但可以说是一个善于协调的政治家。竹下对中曾根言听计从,中曾根也认为他是一个能继承自己路线的人。
竹下登内阁为建立“举党体制”,遵照中曾根的提议,竹下提名宫泽喜一为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安倍晋太郎为自民党干事长。铃木派的伊东正义出任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则起用了中曾根派的渡边美智雄。在20名内阁成员中,竹下派5人,中曾根、安倍、宫泽派各4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竹下特色的典型的“派阀均衡”内阁。
竹下上台之后,不负中曾根的厚望,继续推行中曾根内阁路线,拟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内政方面表示继续推行行政、财政和教育三大改革,外交方面则启用中曾根派的宇野宗佑担任外相,继续推行中曾根外交路线。加之适逢日本经济渡过日元升值难关后正顺风满帆,一时颇得社会好评。当时,日本政治评论家预言,鉴于自民党第一大派掌权,又确立了“举党体制”,而且竹下一向擅长内政,与在野党联系广泛,素以忍耐著称,竹下内阁将是一个长期政权。
竹下内阁成立伊始,竹下首相便在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了“引进消费税”(新型间接税)的构想。
引进消费税的真正目的,是力图减少日益膨胀、已达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健全财政,为建设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础。但是,引进消费税显然会增加一般国民的负担,在日本国民看来,造成庞大财政赤字的责任在执政的自民党,自民党屡屡败露的“金权政治”、政官财勾结以及腐败渎职行为早已引起广大国民的不满和愤怒,因此,对直接加重国民负担的消费税,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但是,要健全国家财政,重建日本经济,进而将来向福利国家迈进,引进消费税将是必然之势。诚然,使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国民生活不安的主要责任在自民党,但如果日本经济乃至国家安全由于财政破产而陷入危机,那么,自民党和日本国民都将同归于尽。因此,总得有人要充当“恶人”,解决“消费税”问题。竹下内阁充当了这一角色。
1988年6月14日,自民党税制调查会提出了一个《税制改革大纲(要点)》。7月下旬,众参两院大会分别通过了1988年度的《所得税临时特别法案》,朝野各政党一致确认第二年以后继续减税。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所得税·居民税减税、法人税减税、继承税减税、既存间接税减税、通过引进消费税增税等内容的《税制改革相关六法案》。“六法案”提交国会3个月后的11月,虽然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但最终还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强行通过。
这次“六法案”的通过,已是大平正芳首相表示引进消费税以来的第九个年头,而且,也是所有在野党统一步调在国会内外采取一致反对行动的最后一次。所以,这次引进“消费税”的政治过程,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自民党开始走向“半永久性政权”。
竹下上台以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引进消费税法案的强行通过,遂了竹下内阁的心愿,但是,“利库路特事件”却把他搞得焦头烂额,乃至最终导致下台,这是竹下所没有预料到的。
利库路特公司是日本一家新兴信息产业公司,由1960年代初只有3个人的广告代理店迅速发展成为涉足广告、信息、不动产和旅游等多种行业的企业集团,年营业额达5000亿日元。创始人江副浩正1960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创办“大学新闻广告社”,半年后改名为“大学广告公司”,1963年改称“利库路特中心”。“利库路特”是日语外来语,即英语的recruit,有征募、招聘、发掘人才之意。1970年代以后,公司得到迅速发展,开始插手环境开发事业,成立利库路特宇宙不动产公司。1980年,成为营业额达500亿日元的大企业,随后又向5000亿日元的目标迈进。
利库路特公司发迹的最大奥秘是向财界和政界高层人士行贿,行贿的主要手段是利用股票和现金。该公司在中曾根内阁时代,一方面向政界人士提供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所规定的超额“政治捐款”;一方面向政官财各界人士提供该宇宙不动产公司的未上市股票作“内线交易”,使该股票上市后,内线交易者获取暴利。
江副浩正通过行贿政要,很快取得名利双收的效果,先后挤进内阁税制调查特别委员会、土地临时调查审议会、教育课程审议会和大学审议会,成为日本财界的名人,并利用在这些机构中谋得的头衔,为利库路特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到1980年代后期,利库路特公司发展成为拥有23个子公司和近万名职工的综合信息公司集团。
利库路特股票丑闻初步披露之后,江副浩正于7月6日引咎辞职。7月23日,江副浩正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承认,1984年12月,其下属的宇宙公司曾向76名政界要人“转让”过股票,并指示其下属金融公司向上述购买股票的人提供贷款。转让的这批股票共达125.6万股,平均每人1.6万股,转让价格每股1200日元。到1986年10月公开出售时,每股5270日元,是原价的4.4倍。每人平均获得纯利6700万日元。
此后,“利案”作为一大政治问题,成为全国上下朝野人士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各在野党相继成立专门机构,着手调查案情,并要求国会查明此案。东京地方检察当局经过近9个月的调查和社会上的广泛揭发,于1989年5月29日宣布案情调查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其间,从事调查的检查官52人,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159人,证人达3800人,调查场所80处,没收证据物品约9000件,起诉17人,先后逮捕14人。[2]涉及“利案”的政界、财界要人数十人,其中多为自民党议员。
“利案”从1988年6月18日首次曝光,到1989年6月12日法务省提出“最终报告”,历时整整一年,此后转入法庭审理阶段。从揭露出来的事实来看,这无疑又是一次“金权政治”的大暴露。不过,此次与以往其他渎职受贿案件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贿赂手段不同。以前的重大受贿案件,大多是行贿者直接把现金交给受贿者,这次主要是以股票形式进行权钱交易。从法律上讲,公司转让股票属于合法的交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股票价格可升可降。所以,如果找不到转让股票者的特定目的,则很难定为贿赂行为。第二,这次行贿一般没有特定或直接的行贿目的。这次行贿案中,行贿者除对个别人提出过具体要求外,在转让股票和提供政治捐款时,一般都未提出明确要求,这与过去的行贿案有所不同。第三,行贿对象多为政界新领袖和财界新实力人物以及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新秀”。行贿者瞄准这些人物的目的,一是“放长线,钓大鱼”,即使得不到近期“效益”,将来也有可能是用得着的人;二是从经济上扶植这些人,使他们更具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这说明行贿者更具远见性和战略性。第四,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一次结构性贿赂案。“利案”不仅贿赂数额空前之大,数倍于洛克希德案,而且牵涉范围也广,上至首相,下至次官(副部长),涉嫌国会议员44人,高级官僚16人。除执政的自民党外,还有在野党领导人。甚至以揭露丑闻为己任的舆论界负责人也被卷入其中。在同一贿赂案中卷入人数如此之多,涉及领域如此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利库路特股票事件披露之初,并未引起政界的重视。但是,事件很快波及权力中枢。在东京地方检察院锲而不舍的追查下,日本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因牵连此案而接连下台。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和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人都以各种名目购买过股票,从中谋利数千万日元,甚至竹下登本人都涉嫌其中。
1988年10月下旬,东京地方检察当局开始对“利案”有关人员进行搜查。进入11月,案情有了较大进展,国会围绕“利案”的议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到11月中旬,国会的审议工作难以正常进行,处于“空转”状态。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自民、公明、民社三党于11月15日商定在众议院成立“利库路特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12月9日,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因涉嫌“利案”而辞职。宫泽在“举党体制”下的竹下内阁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国会正审议以引进消费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主管税务的副首相兼大藏大臣辞职,对竹下内阁无疑是一大打击。
随着“利案”的深入发展,竹下内阁的威信急剧下降。据《朝日新闻》社调查,内阁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48%,降至1988年12月的29%,不支持率则由22%上升为31%。为改变内阁的不良形象,竹下于12月27日改组内阁,除竹下本人外,凡与“利案”有牵连的人一概未予启用。但两天之后的12月29日,新入阁的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和法务大臣长谷川峻都被迫供认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政治家接受限额以内的捐款,在日本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他们在入阁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与利库路特公司毫无瓜葛,上任伊始却被揭露出来,这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尤其是对于司法部门最高行政长官的法务大臣来说,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为此,在野党决定在国会追究其责任,舆论界也为之哗然。
身为法务大臣的长谷川峻因自食其言而处境尴尬、无地自容,虽然仍辩解说“由于自己事先不知,导致了说谎”的结果,但是很难恢复国民的信任。所以上台后的第四天,即12月30日,长谷川不得不在舆论压力下辞职。竹下首相和自民党为了减少“利案”带来的种种麻烦,也只好“挥泪斩马谡”,同意长谷川辞职。战后日本历届内阁中任内辞职的国务大臣共57人,但就职仅3天即卸任的尚无先例。
进入1989年以后,涉嫌“利案”的政界要人仍在不断被抛了出来。经济企划厅长官原田宪1月24日承认,在利库路特宇宙公司转让未上市股票问题暴露之后的1988年夏天,他仍接受了该公司的政治捐款,为此提出引咎辞职。这是竹下内阁成立一年多来因涉嫌“利案”而辞职的第三个内阁成员。
正当“利案”闹得沸沸扬扬、竹下内阁穷于应付的时候,昭和天皇裕仁于1989年1月7日“驾崩”,因此,全体国民和舆论界的注意力便由利案转到天皇问题身上。内阁和国会更是全力以赴安排天皇后事,所以1月份竹下内阁就在这“有惊无险”中度过去了。
进入2月,“利案”有了重大突破,日本政局也随之出现大动**。2月13日,日本检察机构和法务省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江副浩正转让未公开股票是一种行贿行为。翌日,利库路特公司前董事长江副浩正等4人被捕,“利案”进入强行搜查阶段。3、4月间,有关政、官、财界人士也相继被捕。自民党和在野党在“国会是否传唤前首相中曾根”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使国会审议该年度预算陷入僵局,加之竹下本人在接受利库路特政治资金方面又被发现有新的瓜葛,这一切,不但招致国民的不信任,也引起自民党下层的不满,不少地方议会和自民党地方组织要求竹下内阁辞职,并要求自民党领导人向党内做出像样的解释和交代。3月23日,一百多名国会议员组成超党派的“政治净化联盟”,试图改善日本政治过分依赖金钱的状况。
一向以忍耐著称的竹下登,起初并无辞职之意,准备硬着头皮顶过去,他曾表示:“我的特点就是善于忍耐,我想竭尽全力度过难关。”4月1日,消费税正式启动,然而,力主实施消费税的竹下首相于当月11日承认,他本人及其秘书曾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捐款1.51亿日元的事实。这样,时至4月24日,竹下还矢口否认内阁辞职之事,但到第二天即4月25日上午,竹下登突然宣布辞职。他说:“以利库路特事件为发端,招致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仍在扩展。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和自民党总裁,对此痛感负有责任,向国民深表歉意,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我决意引退。”
竹下放弃政权实出无奈,3月以后,竹下内阁的支持率直线下降。3月12日为13%,3月29日为9%,4月14日为3.9%,创日本历史上最低记录。一个政权到如此地步,也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可走。
但是,事态并没有因为竹下辞职而平息。4月26日,也就是竹下表明引退的第二天,曾任竹下秘书的青木伊平自杀身亡。青木在任竹下秘书期间,实际上是竹下的财务大管家,“利案”中涉及竹下的未上市股票和政治资金,都由青木一手操办,为此,检察当局对他进行过多次调查。青木的自杀为“利案”平添了一层迷雾,对日本政界也是一次新的冲击。
在“利库路特事件”中,中曾根康弘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因为:第一,该事件发生在他的任期内,作为首相,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中曾根本人在这一事件中也陷得很深,因此,在野党一直要求他到国会作证。起初,自民党和中曾根本人拒不答应这一要求,后在在野党的坚持下,中曾根被迫于5月25日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在历时2小时40分钟的传问中,中曾根一方面原则上承认丑闻发生在自己任内,负有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一方面否认自己与“利案”有牵连,并表示无意辞去议员职务。但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曾根表示辞去自民党中曾根派会的会长职务,并提出脱离自民党。5月31日,在他正式宣布退出自民党后对记者说:“过去有喜剧也有悲剧,因为(人生)就是在演戏。我是上天堂下地狱,忽上忽下型的人物,挺有意思。今后还会出什么事,不得而知。”
利库路特案件是继洛克希德案件之后,日本战后又一次“金权政治”的大暴露。在自民党五大派系中,有四个派的领袖都被卷进来。一个政党如此大规模地被卷入一个受贿丑闻事件,这在日本政治史和世界政治史上都是罕见的。执政不到一年半的竹下内阁因此被迫下台。从“党内力学”的角度看,竹下内阁可以说是一个无隙可击的内阁,但从国民支持的角度讲,却创下历届最低水平。竹下内阁倒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还是“利案”的曝光、增设消费税和竹下本人涉嫌利案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