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政策方面，中曾根内阁除继续推行铃木内阁的未竟事业——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外，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方针。这三大改革既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重要内容，又是解决当时所面临困难的重要政策措施。

铃木内阁时期，中曾根出任平时不被人重视的行政管理厅长官，以敢做敢为、雷厉风行的作风推动行政改革。他上台两个月后，便成立了第二次“临调”。但是，行政改革的帷幕刚刚拉开，铃木内阁便宣告结束。因此，真正的改革是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展开的。可以说，中曾根始终是这项改革的设计者、推动者和实施者。

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内阁都主张进行行政改革。日本为什么要进行行政改革？一般认为其目的可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是解决财政巨额赤字和政府机构臃肿问题；远期目标则是扩大行政权力，以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曾根本人更多地强调政治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战后以来为了追赶欧美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行政政治制度，如中央集权、纵式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公团”“公社”等正在阻碍日本国家的继续发展，因而必须进行改革。中曾根的这一思想，显然是试图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与政治大国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根据战后日本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日本首相的权力比战前有了很大增强，但仍不像西欧和美国的总统或首相的权力那样大。1983年7月，中曾根内阁通过国会批准了《国家行政组织法》第八条，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这样，有200多项与各省厅有关的法令，不经国会审议批准，便可由内阁政令加以变更；各种名目繁多的审议会纷纷成立，而中曾根的个人咨询机构，如和平问题审议会、文化教育恳谈会等也陆续成立。这种“审议会政治”，一方面加强了内阁首相的权力和影响，一方面削弱了国会的立法权和监督职能。

1986年6月，内阁会议修改《内阁官房组织令》和《首相府本府及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施行令》，决定撤销国防会议，新设安全保障会议；将内阁审议室分为内阁外政审议室和内阁内政审议室。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外交、内政、防卫等方面的情报集中于内阁官房，加强内阁的权力和职能。

中曾根内阁从1983年起连续4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一般岁出持续下降，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存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30%以上迅速降至1986年度的20.2%。同时，为了节省政府开支，中曾根内阁编制了紧缩型预算，精简机构、裁减国家公务员，并减少其退休金。据统计，1980—1986年，中央政府的公务员人数从200.28万人减少到148.3万人。

战后以来，日本共进行过三次行政改革，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在1950年代初和1960年代初。这两次行政改革都只限于控制公务员膨胀与机构的臃肿。而1980年代以来进行的这次行政改革则有很大的不同，不但第一次触及了社会福利制度中随意施舍的问题，还着手进行日本国铁和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两家国营企业的民营化。

日本国有铁路（国铁）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1960年代以后，国铁在官办官营、忽视竞争方面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加之公路运输迅速扩大，铁路运输的地位有所下降，导致国铁经营危机。国铁在全国客运和货运总量中的比例，从1960年的51%和39%分别下降到32%和8%，国铁自1964年出现亏损，到1985年3月，长期债务余额高达22万亿日元之多，相当于其年经营额的7倍，仅利息一项就占营业额的一半。[8]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干预过多，国铁难以实现自主灵活的经营；二是官办官营，缺乏竞争意识，经营效率只相当于私营铁路的三分之二；三是国铁未能采取合理的劳务政策。

为解决国铁经营危机，日本政府自1960年代末以来，多次制定“国铁重建”计划，但收效甚微。进入19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决心实行国铁民营化政策。1982年初，国铁分割和民营化的构想基本形成。1982年7月30日，第二次“临调”向首相提出了“国铁分割民营化”的答询，随后成立首相直属的特别机构“国铁重建监理委员会”。1985年7月26日，国铁重建监理委员会排除种种阻力，向中曾根内阁正式提出“国铁分割民营化”意见书。10月，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铁改革基本方针》。1986年11月28日，国会通过了国铁改革法案，决定从1987年4月1日起，国铁正式实行分割民营化。

所谓“分割、民营化”，是将日本的国铁按地区分割成6个民营公司，[9]另外成立一个全国性货运公司。在分割、民营化过程中，逐步解决了遗留债务问题，职工超编问题、国铁互助年金问题等。从几年来的运营情况看，国铁的分割、民营化这一复杂而巨大的改革工程，基本上是顺利而成功的。上述七个公司的经济效益都有明显增长，尤其是本州的3个公司，收益增长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铁民营化的最大变化是职工意识上的变化。“窗口”服务态度明显好转，公司职员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国铁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问题，但是分割、民营化这一体制改革已远远超出了财政问题本身，它同时也是地方分权的一个范例。在三大公社改革中，[10]国铁改革是最成功和最彻底的一项改革。

1985年4月1日，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简称电电公社）改为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NTT）。日本电信电话事业自明治二年（1869年）创业以来，到1985年3月，一直是作为垄断事业来经营的，1952年以前为国营，以后改为公社形态。

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诞生，宣告日本民间企业开始进入通信业，意味着通信自由化时代的到来。1984年，美国电信电话公司（ATT）分解为22家地方电话公司，英国电信电话公司（BTT）也从国营改为股份公司，日本NTT就是为了适应国际上通信业自由化趋势，为了积极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而成立的。

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民营化与通信自由化的基本方针，是“应使电电公社成为当事人有自主能力、彻底实施合理化的经营实体”。为此，要“建立竞争的机制，铲除垄断的弊端”，使整个日本通信产业增强活力以适应高度信息化社会的需要。[11]

日本电信电话民营化所取得的成果与国铁民营化相比稍逊一筹，但与改革前相比也有很大改善。首先在经营意识方面有所改变，改变了消极等待上级指示的传统作风，逐步树立起真正的“企业意识”，比如把“用户”改为“顾客”；在经营业务方面，积极推销电话磁卡，推出各种新的服务内容，促进电话的利用率。并且电话费用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例如，东京—大阪之间通话一次（3分钟，白天），由1985年的400日元降到1990年的240日元。NTT1989年度的经常利润达到5105亿日元，仅次于丰田汽车公司的5217亿日元，居日本第二位。同时，在通信设备现代化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1986年对中曾根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根据规定，自民党总裁任期为每届2年，可连任2届，也就是说，禁止第3次连任。中曾根的任期到1986年秋天届满，但当时中曾根的人气还很高，中曾根本人也强烈希望自己来挽回上次选举的失败。而且，从舆论上讲，如果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就有了打破原来规定，争取第3次连任的可能。所以，早就有人预测，很可能解散众议院，实行众参两院同日选举。

中曾根开始为大选做准备，并毅然排除铃木派等的反对，于6月2日召开临时国会，即日解散众议院。7月6日，举行众参两院同日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自民党议员从上届的250席增至300席（包括追加公认为304席），投票率为71.4%，得票率达49.4%，为1963年（54.7%）以来的最高得票率。[12]在参议院，自民党的议席由131个增加到140个。[13]

众参两院同日选举大获全胜之后，自民党内出现了中曾根应第3次连任或延长任期的呼声。在派阀领袖中态度最积极的是竹下登，持反对意见的是安倍晋太郎（1986年7月，福田派正式演变为安倍派），他认为选举获胜与任期问题没有关系，持中间立场的是宫泽喜一。这些大派阀领袖竹下、安倍和宫泽三人于7月17日会谈商定：“当前要解决亟待解决的悬案。在处理悬案的过程中总裁的任期届满时，请总裁留任到处理完悬案为止。”[14]所谓悬案，是指国铁民营化等法案的解决。至于在短期内解决，还是要一年左右，这就视情况而定了。

于是，第三届中曾根内阁（1986.7.22—1987.11.6）于1986年7月22日成立，党内“三巨头”分别是：竹下登任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任总务会长，铃木派的伊东正义任政调会长。内阁成员从派别划分看，中曾根派4人，田中派8人，铃木派、安倍派各3人。金丸信出任副总理，后藤田正晴任官房长官，田中派在内阁中占压倒优势，显然，这是一个中曾根派和田中派的内阁。

8月末，自民党各派代表举行会议，同意将总裁的任期延长1年。9月11日，在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就中曾根延长任期1年一事做出正式决定。在其后的国会上，国铁有关法案通过，国铁实现了分割、民营化。随后，中曾根准备孤注一掷，进行税制改革。1986年9月22日，中曾根首相在临时国会上发表信念演讲时说：“根本的税制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但“经团联”“关经联”（关西经济联合会）完全反对这一改革，各方面开始了大规模请愿活动。

12月5日，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制定出“税制改革基本方针”。其基本内容是：与所得税、居民税、法人税的减税措施配套，从1988年1月开征销售税；废除全免优待（对小额储蓄不课税制度），等等。开征销售税受到流通业、零售业、自营业的抵制。日本商工会议所所属的百货店协会、零售业协会、连锁商店协会等流通业成立了“反对大型间接税中央联络会议”，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全国大型百货商场挂起反对大型间接税的长条巨幅垂幕并在店内进行广播，一般小商店则张贴宣传标语。翌年1月22日，东京都市区35个批发业团体组成号称有1万家企业参加的“反对销售税商工联合会”，对448名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进行了是否赞成销售税的问卷调查。自民党本部事先对议员下达了“按党的决议回答问卷”的命令，但在作了回答的17人当中，有6人反对，5人赞成，其余主张缓办。26日，流通业的中央联络会同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举行恳谈会，使反对的声势更加强大。安倍政调会长在27日同经济团体举行的恳谈会上大发雷霆，警告说：“不要过分欺负自民党，踩了老虎的尾巴是不得了的。”与会者则回答说：“既然你们说自己是老虎，那么，我们也要当老虎。”[15]会后纷纷集体退党。“反对销售税商工联合会”也做出集体退党的决定。各经济团体拒绝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

中曾根内阁在1987年1月16日制订出《税制修改纲要》。2月10日，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税制改革推进会议上表示决心说：“即使火中取栗，也要改革税制。”党的首脑们也依然持强硬态度，于是开始研究强行表决的办法。但是，党内出现反对销售税的动向，慎重论和修正论日益得势。正在这时，传来了岩手选区在参议院补缺选举中大败的消息，于是，自民党首脑部主张修改税制改革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自民党的地方组织也受到很大冲击。自民党岩手县议团在补缺选举中对开征销售税本来是持赞成态度的，但补选后改变了态度，通过了反对销售税的决议，县知事也表示反对。

党首脑对请愿应接不暇，而地方的造反活动则一直在扩大。东京都知事也表示了反对的意向。截至3月20日，在47个都道府县议会中，已有16个议会要求废止或反对销售税（在岩手县补选前，只有京都府、兵库县、福冈县三处的议会），20个议会表示持慎重论（据共同通信社调查）。据朝日新闻社调查，内阁支持率由前一年12月的39%下降到3月24日的24%，不支持率由33%急升到56%。自民党的支持率在这一期间由55%下降到48%，社会党的支持率由19%上升到24%。

在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中，自民党在被它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地区的北海道和福冈败北。特别是在自、公、民与社、共决战的福冈的败绩，使自民党失去了以自公民为核心来操纵国会的希望。在4月下旬的道府县议员选举中，自民党的当选人数也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水平。

即使如此，自民党为了要在4月29日首相访美前使扩大内需的预算成立，依然在13日晚确定了要使预算不加修改地早日成立、决不撤回销售税法案等方针，并在16日于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单独强行表决，国会审议全面停止。21日晚，在强行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在野党以“把距离拉开在7米以上，1分钟走1米”的所谓“牛步战术”，进行抵抗。这种通宵达旦的国会在日本政坛上已经10年不见了。最后，由于党内外的反对，该销售税法案终于成为废案。

尽管如此，中曾根在自民党内还是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地位，销售税法案废止之后，内阁支持率又有所恢复。因此，中曾根以其特有的优越地位，一面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一面“光荣引退”，这一结局，在自民党历届首相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2页。

[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4页。

[3]中曾根康弘：《新保守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

[4]日本《读卖新闻》，1983年1月20日。

[5]朝日年鉴编辑部编：《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1986年版，第73—74页。

[6]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卷战后篇，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186页。

[7]第三次大规模改革，意即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大改革。

[8]日本《经济学家》杂志1985年4月8日，第110页。

[9]这6个公司是：本州分为东日本、西日本、东海三个公司，北海道、四国、九州各一个公司。

[10]三大公社即国铁公社、电信电话公社和专卖公社。

[11]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昭和经济历程》第三卷《日本的企业》，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2]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225页。

[1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1页。

[14]出处同上。

[15]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