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康弘是自民党成立以来的第11位首相，也是继佐藤政权之后所谓“三角大福中”之争中最后登上首相宝座的一个。中曾根虽然是在田中派支持下上台的，但从自民党的派系沿革来看，中曾根和田中不是一根藤上的瓜。所以当田中在“洛案”中被判刑后，善于顺应形势变化的中曾根，一方面维系与田中派的关系，一方面逐渐采取“脱离田中”的行动，树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形象，先后提出修改宪法、扩充军备、增强防务、建立“国际国家”日本、实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等口号。

中曾根担任首相后，他的国家主义思想主张得以贯彻、发展。1978年，中曾根曾出版一本名叫《新的保守理论》的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该书中谈到，“在国家主义的时代，国家与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对立，国家就是最终的价值”，但是，“当今的日本是国家观念最为衰退的时代。现在对日本人来说，如果极而言之，国家观念已经淡薄到等于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他呼吁必须为“确立国家和国民之间正常关系”“进行艰苦的努力”。[3]因此，中曾根上台伊始，便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并成为其在任期间为之奋斗的目标。

中曾根首相以“实干内阁”为标榜，志在“三项改革”：行政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改革。他推行了“临调报告”所建议的三公社民营化，编制了一年比一年缩减的紧缩预算。同时，对各项问题分别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审议会或恳谈会，并根据它们提出的报告和建议制定法案并予以实施。根据1983年成立的“文化教育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书，于1984年设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和平问题研究会”提出了建议重新审查防卫费，使其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报告书。1984年，还相继成立了“高度信息社会恳谈会”“中曾根首相经济政策恳谈会”“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恳谈会”，等等。在党内外设置官方和民间的咨询机构，聘请专家为委员，以咨询报告的形式引起舆论界注意，从而形成政策。这种审议会方式，是中曾根首相独特的领导方法，但中曾根的这一领导方式与自民党的事先研究为主的惯用方式不相吻合，所以遭到党内和在野党的强烈抵制。尽管如此，中曾根内阁还是得以维持下来。其原因有二：第一，自民党的新秀们打算在中曾根之后上台，对他给予了支持；第二，保持着稳定的高支持率，首相颇有声望。

中曾根首相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舆论。外交是他提高声望的最大资本。

组阁后不久，他便于1983年1月飞往韩国，使恶化了的日韩关系得到修复。1981年，韩国要求日本人提供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日本予以拒绝，从此关系恶化。这次中曾根以日本首相的身分访韩，答应给40亿美元的援助，并表示“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这实际上就是谋求加强日韩之间的军事关系。

继访问韩国之后，中曾根立即访美，与美国总统里根举行会谈，双方重新确认“同盟关系”，推进两国间的合作。会谈中，中曾根明确表示“两国是命运共同体”。里根总统要求日本在“防卫”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中曾根首相则表示，“将根据日本国情和他本人的判断，负起比以往更大的责任”。并毫不掩饰地对美国报界说：“整个日本列岛或日本本土要像不沉航空母舰一样，形成对抗（苏联）反转式轰炸机入侵的巨大防卫要塞。”[4]

中曾根的“日美命运共同体”“不沉航空母舰”“封锁三个海峡”等鹰派言论以及参拜靖国神社和鼓励人们议论宪法等活动，使国内外舆论哗然，内阁支持率开始下降。日本政府过去的防卫基本方针是采取“专守防卫”的立场，不进行进攻性的军备。中曾根的这些言论大大改变了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因此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这方面的言行，还引起了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亚洲各国的担心和反对。但由于他的“国际国家”“战后政治总决算”等论调迎合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的增长，所以内阁支持率得以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

观察一下在野党的动态，可以发现它们要与自民党联合的动向比以前更加明显了。民社党在1985年4月的党大会上，通过了明确表示“不排除同自民党联合”的运动方针。12月，公明党大会的活动方针规定，在联合的问题上，应“迅速做出反应，与大会响应”。

被公、民两党置于运动之外的社会党，也在石桥政嗣委员长的领导下，打出“新社会党”的旗号，开始了由“抵抗政党”向“政权政党”转变的脱胎换骨活动。这实际上就是江田的结构改革路线。随着电信电话公社的民营化和国铁的分批民营化而发生的全电通工会和国铁工会的改组，“总评”的力量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也不得不转而采取现实主义路线。1985年1月的社会党大会通过了把党的基本理念转变为西欧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方针，决定拟出作为新纲领的《新宣言》。这一《新宣言》，总结了建党以来关于党是阶级政党还是国民政党的争论，把党定义为“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国民的党”，声称只要政策一致，就不排除同保守党联合。这一《新宣言》在1986年1月召开的党大会上全体一致表决通过。[5]

中曾根内阁时期是战后日本政治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是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

1982年12月21日，上任不久的中曾根康弘在自民党选举对策本部讲话时，首先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他说：“我觉得战后37年，终于迎来了总决算的一年……明年将严肃决定国家的方向。”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又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发言。他说：“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因此，“对过去的基本规定和结构，应该毫无禁忌地重新认识”。[6]这就是中曾根所倡导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论。

“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目的就是决定国家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政治大国。因此可以说，“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扫清道路和创造条件。

“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对象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大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国内改革；二是向战后“禁区”挑战。国内改革即指以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大规模改革运动”[7]；所谓向“禁区”挑战，就是改变日本“纯”经济大国的形象，增加防卫经费，修改宪法，实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总决算”路线的这两个方面，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战后政治总决算”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右倾化。1982年以来“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等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公开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粉饰、翻案，并得到文部省的审查通过。为此，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批判。1983年4月12日和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供有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自民党内设置的“靖国问题小委员会”还于1983年11月发表了“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合宪”的见解。早在1975年，三木首相为了迎合党内右派，曾以私人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1982年，铃木首相也参拜过，但身份“是公职还是私人未置可否”。因此，中曾根以“首相”身份的参拜，显然又向前迈出一大步，是对“战后重新评价”的重要一环。

中曾根上任后不久，便公然申明自己是“改宪论者”。因此，修改宪法显然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一大目标之一。关于改宪，他公然声称：“民主政治下无禁忌。正确的态度是，一切规定均可研究和重新评价，宪法也不例外。国民和政党讨论宪法，从民主角度讲应予奖励。”

中曾根上台伊始，在国际、国内两方面提出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肩负起以“维护紧密的日美关系”为中心的“自由世界一员”的责任；第二个目标是建设“强有力的文化和福利国家”。更具体地讲，前者是日本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要负起维持其秩序的责任，成为与日本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为此就要增强防卫力量，扩大对外援助；后者则是通过“行政改革”，在对外援助和交流方面增加必要的预算，“以便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正如中曾根在1983年9月9日国会演说中所说：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经济国际化，而不在文化、政治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

中曾根内阁为了实现“国际国家”的目标，在各方面都做了切实的努力。在经济方面，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对外经济贸易摩擦，中曾根内阁把“外需主导型”经济政策改为“内需主导型”（又叫“国际协调型”）经济政策，并进一步采取经济自由化路线，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在防卫、外交和文化方面，则摆出主动出击的态势。“防卫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发展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开展“首脑外交”，树立日本的“大国”形象，主张向世界各国输出日本文化，推动日本文化的国际化，等等。

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日本“政治大国化”等主张，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长的“大国意识”。

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到1980年，在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美国约占二成，欧共体占二成，日本占一成。这意味着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美欧日三大经济中心之一。

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使日本失去了追赶的目标而成为被追赶的对象。1970年代日本政局的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日本摸索新的国家方向的政治过程。大平内阁时期开始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国家安全、对外经济发展、科技立国、文化立国等的战略设想。这是日本政府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次有组织的探索，但未及实施大平便离开人世，这一历史使命便落在了中曾根身上。

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国民意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6年以来，日本首相府逐年对国民生活意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属于中等水平者占80%—90%。所谓中等水平，并非根据具体数据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便是通常所说的“中流意识”。中流意识一般表现为对经济生活的满足感和政治上的“求稳怕乱”心理。这种国民意识的保守化，成为自民党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也是滋长“大国意识”的社会基础。

据日本广播协会1983年的舆论调查，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认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96%的人认为“生活在日本比生活在其他国家好”。日本国民的这种大国意识和优越感，使倡导政治大国的中曾根内阁一直维持了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历届内阁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