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在选举战中去世以后，能够继任总裁的人物一般认为是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宫泽喜一或伊东正义。中曾根在佐藤之后“三角大福中”的总裁候选人中，是唯一一位还没有就任总裁的人物。河本是三木派的继承人，在这次总裁预选中也跃跃欲试。宫泽已被公认为是宏池会（大平派）的新秀。至于伊东，早在战前就是大平的盟友，曾任大平内阁的官房长官，大平猝死后任首相临时代理，所以暂定下任总裁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中曾根遭到福田的反对，宫泽被田中所排斥。大平派接班人铃木善幸本来想推举宫泽为总裁，但派内的反宫泽势力与田中派勾结，拥立与田中亲近的铃木，福田派也予以支持。于是，田中、铃木、福田三派再次联合，在7月15日自民党两院议院总会上，以西村英一副总裁裁定的形式，全场一致推举铃木善幸为总裁。

铃木内阁（1980.7.17—1982.11.27）于1980年7月17日成立。标榜“和的政治”的铃木内阁实际上是自民党为了回避难以摆脱的政治危机而“共同撮合”的产物，连铃木本人也承认“我充分感到缺乏担任总裁的能力”，“没花一分钱就当上总裁的，我还是头一个吧”。[16]铃木就任首相时对记者团发表谈话说：“我不是为了将来当总裁和首相而进入政界的。因此，也不曾像历届首相那样提出自己的政策而争当总裁。……自由民主党的政策即是作为党总裁的我的政策。”[17]可以说，铃木内阁从一开始就具有“过渡内阁”的性质。有人称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主持人，是调和派系斗争的最佳人选。

日本财界对自民党这种“自毁门庭”式的分裂状况极为不满，要求自民党以大局为重，继续维持政权。1980年5月20日，经济四团体首脑与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善幸等人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自民党要求追加50亿日元的政治资金应付大选，以此作为避免自民党分裂的条件。财界答应了这一条件，随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因大平之死而戏剧性地大获全胜。铃木善幸便以此胜利为背景，被推举为大平首相的继承人。由此可见，财界在推举大平继承人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铃木就任总裁有几个独特之处。首先，第一次由非派阀领袖人物出任总裁。过去，一向是为将来当总裁的人物率领派阀，或者说，派阀是以追求总裁权力为目的的组织。铃木虽然在大平死后不久就任宏池会代表，但那毕竟具有临时性质，并非宏池会会长。铃木就任会长，大平派成为铃木派，是在铃木就任总裁之后。这和过去的惯例正好相反。第二个独特之处是，铃木打出“和的政治”的口号。用铃木自己的话说，所谓“和的政治”，即“对话的政治，追求公正的政治”，“不患不足而患不等的政治”。[18]自从1972年田中和福田发生冲突以来，自民党内部的对立异常激烈。一方面招致国民的不满，同时也使三木政权、福田政权、大平政权陷于派阀抗争之中而显得无所作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过去的派阀领袖们在追求总裁权力的过程中，都清楚地阐明将实施怎样的政策。而且，为了取得政权，都将这些政策公之于世。但是，铃木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未知数。铃木一向以党内协调人著称，曾8次出任总务会长，这些经历说明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党内协调人角色。

另外，铃木是以社会党议员的身份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正因为如此，在气质上他应属于自民党的鸽派。在执行政策方面，不论任何事情，似乎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主张，这也是他总是扮演协调人角色的原因之所在。

乘自民党大选胜利的东风，铃木政权顺利启航。在党内人事方面，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出任干事长，岸信介的女婿、福田派接班人安倍晋太郎留任政调会长，同时起用田中派的二阶堂进为总务会长。在内阁方面，起用中曾根为行政管理厅长官，河本为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为官房长官，因支持大平而脱离中曾根派的渡边美智雄任大藏大臣，中川派的中川一郎任科学技术厅长官。按派别划分，内阁成员中，铃木派5人，田中派、福田派各4人，中曾根派、河本派各2人，是一个典型的派阀均衡内阁。福田派受到了特殊关照，显然是一种回报，因为如果没有福田派的支持，铃木内阁是成立不起来的。

铃木上任后提出的最大许诺是进行行政和财政的改革。铃木内阁决心进行行政与财政改革，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事业的发展，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逐年扩大，行政机构和人员也不断膨胀。池田内阁时期曾成立了临时行政调查会，进行行政改革（第一次“临调”）。但第一次“临调”答询中提出的40项改革建议，只有11项得到完全实施。田中内阁为了推行“列岛改造”计划，曾发行大量的建设公债。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经济转入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更加突出，主要靠税收支撑的政府预算出现巨额赤字。为了弥补税收不足，政府从1975年起开始发行“赤字国债”，国债发行额与年俱增，到1980年，国家预算收入依靠公债的比例高达32.6%。与此同时，经济滞胀和税收大幅度下降，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财政危机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大平内阁成立后，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提出“维持景气”和“重建财政”的紧急课题，并把1980年作为“行政改革元年”，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但由于一方面忙于调整党内矛盾，一方面提出了“通过增加税收重建财政”的口号，触及了国民十分敏感的“增税”问题，因此不但改革未成，反而招致大选失败和政局混乱，乃至危及政权的存废。

铃木内阁成立时，公债总额高达82万亿日元，到期还本付息的公债每年以25%的速度增加。另外还有40万亿日元的地方债。鉴于大平内阁因提出增加一般消费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教训，铃木提出“在不增税情况下重建财政”的基本方针。为了推动行政改革，采纳行政管理厅长官中曾根的提案，内阁会议决定设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第二次“临调”），作为首相咨询机构，并于11月通过了《设置法》。1981年3月，任命“临调”委员9人（其中财界3人，劳工界2人，中央官界、地方官界、言论界、学术界各1人），顾问6人，专门委员21人，参与58人，从中央各省厅抽调一批年轻官员任调查员，其中经验丰富的官僚占三分之一，“经团联”名誉会长土光敏夫出任会长，整个班子多达近200人，有“小官厅”和“有组织的智囊集团”之称。自民党内甚至称其为“另一个政府”。

早在第二次“临调”正式成立之前，土光敏夫就向铃木首相提出了如下个人的“建议事项”，铃木首相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并答应实行。

1.行政改革的坚决实行，全在首相的决心。我既然要出任临时行政调查会会长，就得付出最大的努力，做到详尽审议和提出使人满意的报告，但也希望首相明确表示必定实行这一报告所采取措施的决心。尤其是希望首相不仅要对各省厅，而且要在自民党内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2.国民对行政改革抱有极大的期望。不必学习美国的里根政权，而要设法使行政彻底合理化，致力建立“小政府”，不依靠增税来实现财政再建，乃是临时行政调查会的重大使命之一。作为首相，请明白这一点。

3.我认为，行政改革不能单以中央政府为对象，也要包括各地方自治体的问题，以对日本全国的行政彻底进行合理化和精简化。关于这一点，也请首相在思想上有明确认识。

4.这时，极力设法消除3K赤字[19]，整顿特殊法人和使其转为民营，实施排除官业对民业的压迫等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活力的方案，也是极为重要的。关于这一点，也请首相在思想上有明确认识。[20]

铃木善幸吸取大平内阁的教训，提出了“不增税的重建财政”的方针，但在行政和财政改革方面决心很大，再三发誓“不惜豁出政治生命”加以实行。1981年7月，内阁会议根据第二次“临调”第一次报告拟定了“关于行政、财政改革的当前基本方针”（《行政改革大纲》），其要点是：一、除生活保护费外，各省一律将补助金削减一成；二、作为从1982年度开始的三年间财政再建期间的临时特别措施，向国会提出一项将有关法律囊括在内的行政改革法案；三、在对1981年度国家公务员薪俸采取适当抑制措施的同时，从1982年度开始实行在5年内将国家公务员人数减少5%的缩编计划。

但是，有关行政改革的特别法案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结果比当初计划大大后退。铃木首相为使这个一揽子法案成立，作了大幅度让步。在临时国会将要闭会时，希望法案早日成立的政府，与要求完全实施人事院建议（不定期增薪，一次增薪5.23%）的在野党发生对立，以致中断审议。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法案终于在11月末成立。

“行革法”的岁出削减效果，还不到《财政中期展望》要求的调整额27700亿日元的十分之一。加上经济不景气，自然增收的预想可能落空，以致普遍担心1981年度的税收将减少约3万亿日元，从而岁入将大大减少。

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增税而别无办法。在1981年11月末改组内阁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铃木首相表示要采取增税措施。在“临调”内，增税主张也开始占据上风。最后在12月，政府与财界达成妥协：决定增收3500亿日元的税款和同额的税外收入。但是，由于政府修改公务员薪俸制度，强化对企业课税，增发赤字公债，铃木内阁的威信急剧下降。

“临调”的第三次报告（《基本报告》）于1982年7月提交政府。财界继续要求政府大量削减岁出，但“临调”认为，在财政局势恶化的情况下难以在1984年停止发行赤字公债，如不在增税方面采取弹性措施就不能使财政正常运行。于是，“临调”事实上同意在增税方面采取“税制上的新措施”。

1982年7月，内阁会议同意把概算要求额比上一年度的预算减少5%，作为1983年度预算的编制方针。大藏省里出现了增税论和增发公债论，政府迫于自民党的要求决定提高生产者米价1.1%，土光会长对此提出抗议并表示辞职之意。另外，对人事院关于提高国家公务员薪俸4.58%的建议，中曾根行政管理厅长官、渡边藏相等提出冻结抑制论，而初村泷一郎劳动相等则主张完全实施论，表明内阁内意见有分歧。

财界发表非常事态宣言，提出应将公务员薪俸上调一成等议案暂时搁置起来的建议。9月16日，铃木首相发表财政非常事态宣言，要求国民协助再建财政，暗示要彻底削减岁出，强化国民对福利教育等的负担，冻结人事院建议，增发赤字公债等。9月24日的内阁会议根据“临调”第三次报告，决定了“今后行政改革的具体化方策”（《行政改革大纲》）。其中提出要求国铁定出五年以内事业再建的总构想，并拟向下届通常国会提出为实现这一构想而设置国铁监理委员会的法案，以及关于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专卖公社的必要法案；而对人事院建议的上调薪俸一事，则准备搁置起来，等等。

铃木内阁的财政改革出师不利。结果，铃木内阁两年任职期间，国债反而比大平内阁期间还多发了2万亿日元。行政改革也未能顺利进行。总之，铃木内阁的行政财政改革大多停留在纸上谈兵，给人以虎头蛇尾的印象。

从日本战后历次行政、财政改革的情况来看，除战后初期美国占领下的改革外，凡涉及政府机构本身的改革，都会遇到顽强抵抗，甚至根本无法进行。这说明，日本虽属“法制”国家，但其行政机构已基本定型化，各省厅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本位主义，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对行政机构来说，要改革等于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并非易事。例如，佐藤内阁实行的“一省减一局”的硬性规定，一时得以贯彻也是由于佐藤政权还算巩固。但是不过几年，佐藤下台后，又以新的形式逐渐恢复原状。

正因为如此，发誓“豁出政治生命”推进行政改革的铃木首相，面对重重阻力也感到束手无策，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于1982年11月自民党总裁改选前夕，主动宣布放弃连选连任，自认失败。

在政治态度方面，铃木内阁上台伊始便呈现右倾化倾向。1980年8月18日，内阁几乎所有阁僚一起参拜了靖国神社，从而引起在野党和宗教界的警惕和抗议。与此同时，铃木内阁的法务大臣、改宪论者奥野诚亮也在众议院提出要修改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宪法”，要求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铃木担心在野党追究奥野的发言，赶紧声明内阁无意修改宪法，但内阁轻视现行宪法的态度已昭示于国民面前。

另外，铃木内阁在外交和防卫政策方面，也表现出“积极化”倾向。大平内阁时代曾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1979年3月，大平首相在防卫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说：“确保我国的安全，在建设防卫力量的同时，还要综合地运用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等我国拥有的一切力量，方能做到。”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完整地阐述“综合安全保障”的设想。铃木内阁继承了大平的这一路线，决心把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置于日本内外政策的优先地位加以贯彻。1981年度的预算，在总体上紧缩的情况下，防卫费增加了7.6%，1982年度又增加了7.8%，这都是继承大平路线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铃木内阁也继承了大平内阁的“苏联威胁论”，强调日本要“为了亚洲的稳定，尽美国同盟者的责任”。1980年11月，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属于对苏强硬派，强烈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量。在1981年5月铃木和里根进行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双方确认了日美间的“同盟关系”。声明指出“首相和总统认为，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建筑在民主与自由这一两国共同价值之上的，再次确认两国间的团结、友好和相互信赖关系”，“按照本国宪法及基本防卫政策，改善日本领域及周边海、空域防卫力量”。[21]

如所周知，所谓“同盟关系”的规定，在国际关系上是有军事方面的含义的。《日美安保条约》就是同盟条约，是以军事方面的内容为核心而制定的。但是，历届自民党政府为了避免在国内引起风波，从来不使用军事或同盟之类的用语。因此，这一声明在日本国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铃木回国后一方面极力否认其军事含义，一方面批评外务省措词不周。铃木表示，外务省在起草《共同声明》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铃木在首脑会谈时所表述的内容（指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充分考虑到亚洲各国的反应、财政状况严峻、增加防卫费有困难等）。但外相伊东正义认为，军事问题当然应该包括在“同盟关系”之内，为此，伊东辞去外相职务，使铃木外交受挫。此次事件被称作“日美同盟”事件。

1981年11月，铃木内阁改组。在党的方面，二阶堂进任干事长，福田派的田中龙夫任总务会长，铃木派的田中六助任政调会长。二阶堂任干事长，意味田中派势力的扩大，因为这时田中派已发展为自民党大派阀之一，多达62人。在内阁方面，田中派和福田派各4人，铃木派、中曾根派和河本派各3人入阁，仍是一个派阀均衡内阁。

就铃木内阁而言，既没有太大的反对势力，也没有太强的继续执政的能力。进入1982年，重建财政的改革已经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但是，铃木的党内基础还比较巩固，一般认为，铃木在1982年秋的总裁选举中连选连任当没有问题。按10月12日的情况估计，在421名自民党议员中，支持铃木再次当选的主流派共计244人，其中铃木派87人，田中派107人，中曾根派50人。阻止铃木再次当选的非主流派共计131人，其中福田派76人，河本派43人，中川派12人。如果把中间派和无派系的46人一分为二，加在双方，则主流派为267人，非主流派为154人。[22]

根据规定，如果有4名候选人同时出马竞选，就要举行总裁预选，而要取得候选人资格必须有50名国会议员推荐。也就是说，除铃木外，还要有3名候选人才会举行总裁选举，而这3名候选人需要有150名国会议员推荐，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党内真的出现了阻止铃木连任的动向。8月31日，中川一郎表明要出马竞选总裁，中川派虽是一个小派，但得到福田派的支持。随后河本敏夫也表示要出马，如果再有一人杀出来，就有可能要举行总裁预选。结果，铃木突然宣布放弃竞选。放弃的原因至今不得而知。但据推测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国内经济政策受挫。铃木内阁成立之初许诺的实现“不增税的重建财政”计划没有兑现，而1984年以前建立“不依靠国债的财政体制”的承诺也有可能成为泡影。如果铃木出马参加竞选，铃木的政绩将会成为党内批判的焦点，这是铃木所不愿看到的，同时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违背了他所倡导的“和的政治”的本意；第二，“日美同盟”事件导致伊东正义外相辞职，对此，铃木首相早就感到有一定责任；第三，由于“洛克希德事件”的进展，1982年6月8日，前运输大臣桥本登美三郎等被法院判刑，自民党某些“灰色高官”也被法院认定有受贿行为。这一事件也引起日本政局动**，铃木内阁穷于应付；第四，铃木对党内田中派和反田中派的恩怨纠葛已表示厌烦。他在声明不再出马竞选总裁后第二天会见记者时表示“自己在敬业于总裁之职期间，曾不断力劝党内应当融洽，但终因没有说服力，便在这时声明引退，以期人心一新，在新总裁的领导下谋求党风的刷新，创造出真正的举党一致体制”；[23]第五，另外，铃木本人一直就认为自己并非宰相之器，对权力看的不重，心态淡泊。综合上述几点，大概比较接近事实真相。

从某种意义上说，铃木时代与福田、大平时代正好相反。福田和大平都是具有优秀资质的政治领导人，但由于党内基础薄弱以及与在野党的关系紧张而显得无所作为；铃木恰恰相反，党内基础虽然较强，但从主观上又不想干什么大事。

在铃木内阁时代，在野党阵营呈现三极分化的态势。

社会党一方面谨慎地修正1966年制定的《日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纲领中偏左的方针路线，一方面对公明党的右倾化持强烈批判态度，持上述立场的飞鸟田一雄委员长在1981年11月举行的党大会上连选连任，说明左派势力在党内依然占主导地位。不过，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内提出的《8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展望与社会主义路线》，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政权需要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并非短期内很快能实现的见解。党内左右两派围绕党的重建问题仍在展开论争。社会党围绕路线斗争的党内对立，随着1982年2月由左派和中间派组成的执行部的成立而告一段落，但是右派的反抗并没有停止，混乱一直持续到1982年末“举党态势”的新执行部成立。

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之后，共产党希望社会党回到过去的“全体在野党共同斗争路线”上来。但是，社会党对共产党的要求不予理会，使共产党进一步孤立，1981年8月，日共成立了“促进和平、民主、革新统一全国恳谈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公明、民社中道势力本来打算与新自由俱乐部和社民联组成国会内四党统一会派，但1981年9月，后两党率先在众议院成立统一会派“新自由俱乐部·民主联合”。在这一动向中，公明党内部出现要求重新修正社、公关系的呼声，1981年12月的党大会一致认为，在社、公、民总体关系继续维持的前提下，将来也有可能与保守党联合。公明党在这次大会上承认了自卫队的存在，所以与主张“非武装中立”的社会党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在野党的这种三极分化状态一直持续到1982年，使本来就走下坡路的在野党阵营更加分裂，整体力量更加削弱。

注释

[1]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40页。

[2]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朝日新闻社1982年版，第388页。

[3]山田浩、北西允等：《战后政治的步伐》，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201页。

[4]山本刚士等：《战后日本外交史》第六卷《南北问题与日本》，三省堂1984年版，第344页。

[5]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位于冲绳以南，台湾以北，是中国大陆架的一部分，属于中国领土。因其附近海底有石油资源，1970年以后日本政府宣布其为日本领土，从此引起中日两国间对钓鱼岛领有权的争议。197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中日两国政府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一致同意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6]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52页。

[7]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83页。

[8]白鸟令：《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27页。

[9]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3页。

[10]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59页。

[11]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2]山田浩、北西允等：《战后政治的步伐》，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211页。

[1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4]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94页。

[15]《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是1966年社会党第二十七次大会上确定的社会党纲领性文件。其中第二部第一章“日本社会主义与社会党的任务”中，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等内容。

[1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4页。

[17]同上书，第1225页。

[18]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5页。

[19]K为数字“千”的代号，数学符号为10的立方。3K赤字，指预算赤字在3000亿日元以上。

[20]神原胜：《转换期的政治过程：临调的轨迹及其机能》，综合劳动研究所1986年版，第20—21页。

[21]山田浩、北西允等：《战后政治的步伐》，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第219页。

[2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1页。

[2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