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在内阁成立时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政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都要把这些如实地告诉国民，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尊重国民的自由创造精神和活力，一方面在面向21世纪的重大转折时期决心勇往直前。”[7]在施政演说中又表示：“我遵从民主的原则，以谦虚和灵活的姿态坦诚相见，将当前的困难公之于众。站在取信于民的立场上，对严峻现实采取有效对策，形成集思广益的政治局面。必须改变政治对国民生活的过分介入和国民对政治的过分期待。”[8]大平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灵活的现实主义和“信赖与协商的政治”。他一向主张，政治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政治能达到60分就可以了”。大平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他是一个谦虚、务实的人，具有首尾一贯的作风。

但是，福田与大平形成鲜明的对照。福田认为，“政治是最高的道德”，主张政治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他又做不到，只是把理想和目标挂在口头上，这种缺乏现实性的过高的理想就往往变成机会主义，实际行动却又毫无原则。

在派阀问题上，二人的想法也正好相反。大平认为派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派阀是基于人的本性的一种表现，既然人的价值观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派阀就是没法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派阀竞争能带来一定的活力；而福田则几乎是对派阀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派阀是“万恶之源”，不认为价值观多样性有什么积极意义。总之，大平和福田之间的分歧，权力斗争方面的利害冲突固然是主要的，但思想意识方面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

大平政权是自民党历史上第一个在打倒前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这种通过全体党员选举，并由击败前任总裁的人出任新总裁，自民党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过。正因为如此，在自民党内留下了一个很难化解的“总裁选举后遗症”。不但福田本人耿耿于怀，福田派和其他派之间也留下了很深的隔阂。这样，大平政权上台伊始，就要面对党内这样一个一分为二的局面。

矛盾首先表现在党内人事安排上。大平准备起用本派的铃木善幸出任干事长，但遭到反主流派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三木内阁成立时有约定，总裁和干事长不得同属一派，福田内阁时也是由大平担任干事长的。而大平则认为，自己是通过公开选举当选总裁的，不应受上述约定的约束，但反主流派不同意这一说法，于是改由斋藤邦吉出任。斋藤虽然也属于大平派，但派性比铃木小，福田派勉强同意。另外，总务会长是福田派的仓石忠雄，政调会长是三木派的河本敏夫。内阁方面，大平、福田、田中派各4人，中曾根派3人，三木派2人入阁，基本上是一个派阀均衡型内阁。

在组阁后的半年期间，大平政权相对比较平稳。在地方统一选举中，出现保守势力东山再起的势头，自民党联合公明党和民社党推选铃木俊一出任东京都知事，取代了长达12年的美浓部亮吉都政。民意测验也显示出因“洛克希德事件”而锐减的自民党支持率在回升，由1977年2月的37%上升到1979年8月的52%。[9]1979年6月，在东京成功地举行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然后便着手准备解散议会和举行大选。

9月3日，大平首相在众参两院正式会议上发表了等于宣布解散众议院的表示信念的演说。7日，社会、公明、民社三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宣布解散众议院。大选前，大平内阁保守预计自民党可以确保获得260个议席，财界也预测可以有278人当选。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虽反对解散众议院，但都不怀疑自民党获胜。然而，10月7日大选的结果，却与预料的相反，自民党只获得248席，远远不够过半数，创历史最低记录，加上无党派的14席，才勉强过半数。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乱立候选人而连续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二是大平首相作为竞选保证提出的“重建财政”（实施一般消费税）遭到在野党的反对而搁浅。加之以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为首的中央省厅、公社、公团的非法经营，因内部检举而连续曝光，对反对“重建财政”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以此为契机，自民党内派系斗争又趋激化，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要求大平下台，因为福田和三木都是在总裁预选或大选失败后下台的。大平自信在党议员总会上投票他能取胜，所以经过多次大福会谈和讨价还价，大平仍表示不引退。田中派力主大平留任，还暗地里在中曾根派和中间派里培植大平的支持者。为了与大平对抗，反主流三派和中川集团成立了“自民党改进会”，准备对主流派进行瓦解工作。11月1日，反主流派召开“自民党改进会”总会，共有151人参加，其中众议院115人，参议院36人，他们共同推举福田为首相候选人。另一方面，主流派这一天也由党执行部召开了议员总会，但会场被反主流派占据，他们的少壮议员和秘书团在会场的入口处用桌椅搭起了壁垒，主流派的人把这些壁垒拆散踢倒，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武斗表演，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一精彩场面。出席主流派总会的共有197人，其中众议院120人，参议院75人，会上决定大平为首相候选人。自民党推出两名首相候选人，这在自民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在11月6日的众议院总会上，已经撕破脸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彼此怒目而视地鱼贯进入会场。投票结果是：大平得135票，福田得125票。在野党各自投了本党首脑的票。进行第二轮决选投票，大平得138票，福田得121票，新自由俱乐部投了大平的票，在野党弃权，如果民社党投福田的票，福田就很可能当选，可见田中、大平派在在野党中影响较大。在参议院进行决选投票时，大平得97票，飞鸟田一雄（社会党委员长）得52票。

1979年11月9日，第二次大平内阁（1979.11.9—1980.6.12）成立。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出任干事长，铃木善幸任总务会长，福田派的安倍晋太郎任政调会长。新内阁中，大平派（大平本人除外）、田中派、福田派各4人，中曾根派3人，三木派2人，无派阀1人，由不是议员的大来佐武郎出任外相。这次改组，仍然是一种派阀均衡的人事安排，这样，大平算是渡过了危机，但国民对新内阁的评价并不高。据12月11日《朝日新闻》的民意测验，内阁支持率为18%，不支持率为38%，这都是表示内阁接近崩溃的数字。

从11月初党内斗争激化到12月初新内阁组成，自民党经历了一次有名的“四十天抗争”。历时一个多月的党内抗争，自民党虽已遍体鳞伤，但总算没有分裂。

“四十天抗争”的积怨成为日后解散国会的导火线。进入1980年，自民党内的抗争仍在继续，福田、三木等非主流派组成“自民党刷新联盟”（简称“刷新联”），与大平政权针锋相对。

另一方面，公明、民社两党曾就“中道联合政权”达成协议，社会党也提出“社公（社会党、公明党）联合政权”的构想。本来，社会党和民社党之间的鸿沟很深，在公明党的撮合下三党还是在不断倾轧之中走到一起来了。在每年一度的通常国会期间，社、公、民三党频频进行国会对策委员长会谈，同意在审议重要法案时采取同一步调。

5月16日，社会党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本来社会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时给自己制造点声势，并没有想到这个提案会通过。但该提案得到了公明、共产、民社三党的支持，而自民党的福田、三木等派的70多人在投票时缺席，“显然有意”缺席的自民党议员为69人，其中福田派35人，三木派25人，结果竟使该不信任案以243票赞成和187票反对的悬殊表决结果通过。[10]内阁不信任案的通过，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是自民党政权日趋衰败的一次总爆发，表明自民党一党统治已经出现“末期症状”。

大平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并于6月22日同时举行第36届众议院大选和第12届参议院通常选举。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同一天举行选举。

但是，自民党内部就自民党议员缺席一事产生严重对立。中曾根本人对缺席一事持强烈批判态度，宣布退出反主流派，“刷新联”原计划成立新党，后因资金没有准备好，又不知新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所以未敢轻举妄动，5月20日成立了以“刷新联”为核心的“党再生协议会”（简称“再生协”）。另一方面，党执行部（主流派）起初主张一定要开除缺席者的强硬方针，但后来也采取了承认既成事实的态度。这样，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选举时停战。而“停战”的真正原因是，一方面，“再生协”议员担心再闹下去会在选举中落选，另一方面，财界害怕自民党分裂和政局混乱，表示必须以党的团结为前提才会提供政治资金。

大平正芳受“五·一六”事件的打击，面对自民党濒于分裂和政局动**的局面，已经心力交瘁。在5月30日公布参议院选举的这一天，大平首相在东京新宿开始首相演说。演说时虽然热情很高，声音很大，但使人感到他有些过于疲劳。演说完后便因患狭心症住院，12日凌晨病情急剧恶化，6时许逝世，享年70岁。他是战后日本第一个在任期间去世的首相。

大平之死，唤起了国民的敬仰和同情，1980年6月22日，众参两院同时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达到稳定的过半数议席，有人认为，这是大平正芳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众议院议员选举的投票率，由上次的68%上升到此次的74.6%，大约增加了500万张票。自民党的绝对得票率由30%增加到34.9%，比上次增加了420万张票。在众议院，自民党的议席比上次增加36席，总数达到284席，如果连新自由俱乐部算在内，总保守派议员达到305个议席[11]，社会党与上次持平，仍为107席，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新自由俱乐部由4席增加到12席。在参议院，自民党的议席增加11个，达到135席（改选前为124席），得票率在全国选区增加6.7个百分点，在地方选区增加3.8个百分点，民社党持平，社会党和公明党都有所减少。[12]这次同日选举，一举改变了国会的“保革伯仲”局面（改选之前，包括共产党在内，在野党为244席，自民党为258席，几近“保革伯仲”）。[13]

尽管如此，自1972年大选以来，由于田中、大平的激烈对抗，自民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自民党政权内部也相互掣肘，无所作为。应该说，福田和大平都是出色的政治家，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双方都在毫无建树的情况下，一人悄然退出政坛，一人猝死在任上。

这期间，自民党的主要派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事实是福田派的衰落，这一方面是因为福田派议员年龄偏高，按照自然规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福田解散派阀的思想对本派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三木派也出现衰退的倾向。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总裁派阀和干事长派阀势力增强。除1976年事实上的分裂大选之外，总裁派阀和干事长派阀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这期间，由于船田、水田、椎名、滩尾等长老政治家先后去世，中小派阀也被卷入大派阀的激烈竞争之中，自身则逐渐消失了。

1970年代以来，自民党在国会中呈现颓势，原因之一是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自民党的选票一向主要来自农村，自民党多年来实行的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民党的选举地盘。但是，自民党势力下降的根本原因还是它的政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计划”的失败和“金权政治”是最明显的例证。自民党这一政治结构上的滞后现象，成为自民党政权危机频出乃至到1990年代自我崩溃的根本原因。

表4.1 1970年代自民党主要派阀概况[14]

注：（）内为参议院的议席数。

自从1976年12月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以后，在国会中议席几近半数的各在野党在众议院16个常任委员会中占去7个，大大增强了政治发言权。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自民党后的政权构想，各在野党之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社会党提出“所有在野党国民联合政权”的口号，公明党提出“共产党除外的中道革新联合政权”，民社党也提出“革新联合国民政权”，共产党则提出“以社共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政权”，在联合方针上出现对立。尤其是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分裂加剧，副委员长江田三郎于1977年3月脱离社会党，成立“社会市民联合”，不久江田病逝。在1977年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大败，委员长成田知巳和书记长石桥政嗣引咎辞职。1978年3月，“社会市民联合”与前不久脱离社会党的田英夫等人组成右派中道路线的“社会民主联合”（社民联），这样，社会党力量更趋削弱。

在野党的各行其是，不但帮助议席不断减少的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也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解体。在1978年京都府知事选举中，革新阵营分裂，使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趁机上台，连续29年之久的革新政权就此终结。随后，东京都及其他地方政府也接连被保守派所取代。

1979年10月大选之后，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力量对比不相上下的背景下，各在野党趁自民党失败和党内混乱之机，再次提出建立联合政权的构想。首先，社会党改变过去所主张的“全体在野党共同斗争”路线，提出了以社、公为核心建立联合政权的主张。这是因为，1979年大选以后，虽然自民党遭到重创，社会党也同样减少了议席，呈现长期低落的倾向，于是，社会党开始试探同处于上升趋势的公明党接近。10月16日，社会党和“总评”商定，在198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将采取社、公联合的选举方针，同时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但公明党方面对社会党的动向一时持怀疑态度，经双方会谈后才决定设立“政权协议委员会”。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野党为了向夺取政权的目标靠近，都采取了“更加现实的”政策，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态度上。在此之前，社会党一贯主张，一旦国民联合政府成立，便将通知美方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但1979年10月，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首次访美时改为“在日美之间协商的基础上予以废除”的新方针，认为采取单方面通知的形式“只会招致混乱”。公明党在当时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原则上同意“通过日美两国间谈判协商废除”的方针，但又认为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条件。在这些条件尚不具备之前，《日美安保条约》还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与此同时，在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日本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又展开了论争。[15]

按照各在野党与自民党的距离，可把它们排列为新自由俱乐部、民社、公明、社民联、社会、共产这样的次序。全体在野党的联合是不可能的，尤其困难的是民社党与共产党的联合。公、民两党在政策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密切，所以，1979年12月，首先民社党和公明党就中道联合政权构想问题达成协定，并且着手开展以公明党为中介的社、公、民联合工作。

但是，在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中自民党的大胜和在野党的大败，再次打乱了在野党的阵脚，各党又不得不重新修改刚刚开始摸索的联合政权构想。其中公明党在1980年12月的党大会上，采取了“当前认可”《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的方针，表明了比民社党更右的姿态。这时，社会党左派虽然要求终止社、公联合，但最终还是没有放弃这一构想。对社会党的这一动向，共产党持强烈批判态度，从而更加拉大了两党的距离。

总之，1970年代以后，越来越分化的各在野党始终未能实现联合政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各在野党政见不一，甚至相去甚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抗衡力量；二是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多数国民“中流意识”增强，阶级对立意识淡化。同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国民所关心的热点更加分散。不同的群体之间再没有同一的利害纽带来维系。对大多数国民来说，即使感到自民党不尽如人意，但也不希望根本改变日本现状；三是在野党的党内斗争和不断分化削弱了自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