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23日，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民党选举福田赳夫为总裁。12月24日，福田赳夫内阁（1976.12.24—1978.12.7）成立，众参两院都是以一票之差的刚过半数通过的。由此可见，福田内阁一上台，无论与在野党的关系还是执政党内部，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福田赳夫是一位长于经济的老资格政治家，曾任历届内阁大臣和自民党要职，一向主张稳定增长政策，从政治经验和能力上看，早就被视为首相候选人。但是，此次组阁是在自民党派系斗争激化、濒于分裂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人事安排上，党内“三巨头”分别为：干事长是大平正芳，总务会长是田中派的江崎真澄，政调会长是三木派的河本敏夫，在党内人事上反福田色彩比较浓厚；在内阁方面，大平派4人，福田派、田中派、中曾根派各3人，三木派2人，吸收了7位新人入阁。内阁的威望并不高，支持率徘徊在20%—29%之间，但“大福合作”的格局使当时的局势稳定下来。

面对自民党日趋衰退的状况，福田决心承袭三木内阁提出的改革方针，以以下三点为核心改革自民党：一、消除金权体质和派阀抗争；二、改善长老政治的体质；三、实行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总裁公选制度。[1]在消除派系、实现自民党“现代化”方面，1977年春自民党成立了“党改革实施本部”，福田自任本部长。在1977年4月25日举行的临时党大会上，决定建立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总裁预选制度，为解散派阀做好了准备。随后，自民党决定“断然解散派阀”。福田首先带头解散了“八日会”，接着大平派的“宏池会”和田中派的“七日会”也相继宣布解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并未产生任何实效，派阀仍名亡实存。解散不到一年，旧田中派成立了“政治同友会”，派阀在党内又公开恢复活动。在以权力斗争为己任的政界，“解散派阀”的主张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福田上台后，当务之急是要通过1977年度的财政预算。福田一向主张财政紧缩政策，在田中内阁时期，福田成功地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他上台之后打算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但是，他的这一政策在预算委员会受到抵制，最后不得不做出修正。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在国会做出修正，这还是日本战后以来的第一次。

福田内阁是在“大福合作”的前提下产生的。福田内阁初期，在1977年7月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大福合作”以微弱多数避免了“保革逆转”局面的出现，达到了维护保守政权的目的，暂时缓和了自民党的内部矛盾。福田本想强调“协调与团结”的精神，致力于他所擅长的经济领域，但由于他参与了“倒三木”活动，而三木积极主张查明“洛克希德事件”真相，所以一般人认为，福田有企图隐瞒“洛克希德事件”真相之嫌，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1977年11月，福田通过内阁改组建立起自己得力的内阁，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基础，福田必须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因为，如果福田能在大选中获胜，那么，在其后的总裁选举中也就有可能取胜。正因为如此，大平派和其他派阀都极力反对解散众议院，纷纷指责福田解散众议院毫无道理，大福之间展开公开较量，1978年夏，“大福之争”达到顶峰。在自民党的254名议员中，除福田派以外，田中、大平、三木等派据说有160人签名反对解散众议院。福田迫于形势，曾明确表示“不解散”国会，“也不作（总裁选举）的候选人”。但不久又表示“想解散众议院”。福田出尔反尔的举动，“既表示出他本人和福田派的保持政权的欲望，又反映出受到规定任期为二年的‘大福密约’的重压；既说明他想把现世的活佛当下去，又说明他想成为转世的灵童”。[2]

自参议院选举之后，大福关系出现裂痕，合作关系不复存在，尔后围绕众议院解散问题大福矛盾公开化，进而发展到为争夺下一届总裁而互相拆台。后来福田为了竞选下届总裁而自食其言，背弃了两年后将政权禅让大平的许诺，大平派也加紧了竞选下届总裁的活动。在党内各派的反对下，福田未能解散国会。到1978年7月中旬，实际上已有4人（福田、大平、河本敏夫和中曾根康弘）决定竞选总裁。1978年10月31日，自民党举行了首次总裁预备选举，预选结果，大平获55万张票而遥遥领先，福田只获47万余张票屈居第二。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本来满怀信心的福田，怀着“人心莫测”“军之将无以谈兵”的心境宣布退出正式选举。这样，大平正芳在1978年12月1日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未经投票便被推举为总裁，随后成立了第一届大平内阁（1978.12.7—1979.11.9）。

福田在选举中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原因应归咎于福田自身“解散派阀”的主张。如前所述，福田一向对派阀活动持批判态度，并力主解散派阀，这无疑起到削弱本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却充分发挥了派阀的力量，争取到更多的选票，这一事实也说明派阀的重要性。如果说“廉洁的三木”失败在于触动了自民党的“金权政治”，那么福田的失败则在于触犯了自民党的另一个要害“派阀”。由此可见，“金权”与“派阀”在自民党政权中占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福田内阁的主要业绩是在外交方面。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出席了东盟扩大首脑会议，在马尼拉发表了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其核心有以下三点：一、日本决心不做军事大国，从这一立场出发，为东南亚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做贡献；二、日本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东南亚各国的真正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三、日本站在“对等合作者”的立场，努力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团结，在实现东盟各国的自主性方面积极予以配合。同时，与印支之间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为促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做出贡献。[3]这就是有名的“福田主义”。

“福田主义”（又叫“马尼拉主义”）是战后日本第一次阐明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1970年代以后日本东南亚政策的核心。虽然早在1970年佐藤首相就作了“日本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但福田在这次演说中对此作了更加明确和详细的表述。同时表示日本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站在“对等合作者”的立场，与东南亚各国展开全面的国际交流，而不仅仅是“钱包与钱包的关系”。

福田首相为了表示“心心相印”的诚意，在与东盟各国首脑会谈时提出日本拿出100亿日元建立“文化交流基金”的设想。同时对东盟提出的“共同工业化项目”表示予以合作，商定合作金额大约1000亿日元。福田主义意味着日本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代替美国积极插手亚洲事务的态势。对此，日本舆论界都做出了积极评价。《朝日新闻》指出：福田“外交三原则，可以说展示了目前日本别无选择余地的方向。它一方面是从日本本国考虑，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市场，同时也是改变了过去一贯追随美国反共战略的方针。是在过去外交走投无路之后重新确立新型相互关系的困难事业”。[4]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福田内阁的又一外交业绩。

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关系，基本上得到顺利的发展，相继签订了《中日贸易协定》《中日航空协定》和《中日渔业协定》。《中日联合声明》中也规定，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展迟缓。

1977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接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表示，如果福田首相有决心，条约问题会很快解决。从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速度加快。中国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有争议的钓鱼岛问题，[5]双方达成“搁置起来”的共识，从而为缔结条约扫除了一个现实的障碍。1978年7月21日，重开中断了2年零7个月的谈判。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0月23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举行条约互换仪式，至此，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更加广泛地展开。同时条约的缔结，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国内政策方面，福田内阁在抑制田中内阁时代的“狂乱物价”方面很有成效，将物价上升率由1975年的11.8%降到1978年的3.8%，可以说功不可没。

一般认为，在政治态度和国内政策方面，福田属于“鹰派”。福田在“有事立法”问题上的表现便可见一斑。1978年7月19日，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栗栖弘臣在接见记者时表示“紧急时自卫队也可以有超出法规的行动”，[6]引起社会舆论大哗。7月28日，防卫厅长官金丸信将栗栖撤职，但这一事件却在自卫队内部引起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对立公开化。其实，撤掉栗栖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在撤掉栗栖的前一天福田曾指示要促进“有事立法”和“有事防卫”的研究。在11月27日召开的第17次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上，福田内阁又决定了“日美防卫合作”的指针，表示“有事时自卫队和美军可采取共同应对行动”。另外，在福田内阁后期的1978年6月14日，召开了由411名众参议员参加的“元号法制化促进国会议员联盟成立大会”，8月15日，福田以首相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切都可以说是福田内阁的“鹰派”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