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上台不久，也就是1972年11月13日，解散众议院，12月10日举行大选。选举结果与预想的相反，自民党惨败，不但大大低于解散前的288席，而且少于“黑雾选举”时的277席，只得271席。自民党得票率只有46.9%，低于上次的47.6%和上上次的48.8%，[12]比上一届减少17席。共产党的势力大大增强，议席数由上届的14席增到38席。社会党由解散前的90席增至118席。公明党和民社党大大后退，公明党29席，民社党19席。这次选举失败，虽与田中乱立候选人、选举战术失策有关，但更主要地是自民党政治走下坡路倾向的反映。

选举虽然失败，但尚未动摇田中政权的基础，因为自民党主流四派的力量在党内占压倒优势，而且田中派通过选举反而增加了3人，减少的大部分议席属于福田派（由65人减为56人）。选举后，第二届田中内阁（1972.12.22—1974.12.9）成立。为了缓和派阀关系，福田赳夫被任命为行政管理厅长官，福田派的得力干将也被起用为政调会长。

为了巩固自民党政权，田中提出了修改选举法问题。自民党自1972年12月大选失败后，就感到必须恢复小选举区制，才能保证选举的胜利。在自民党选举调查会探讨如何修改《参议院选举法》时，多数人主张要同时修改《众议院选举法》，于是在3月28日做出决定，一并考虑众参两院的选举改革，在众议院同时采用小选举区制和比例代表制，在参议院对全国区采用比例代表制和对地方区的名额进行修改等。4月11日，选举调查会拟定了“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的基本方针”，24日得到政调审议会认可，27日又获得总务会同意。于是，在5月10日发表众议院选举区划委员会名单，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进度异常之快。

为了与自民党对抗，社会、共产、公明、民社四党的书记（局）长于4月24日决定为阻止修改选举制度而共同斗争，在5月11日提出拒绝在国会审议的策略。社会、共产、公明三党还决定与“总评”等团体联合开展院外运动。新闻媒体也认为修改选举法是出于自民党的利益和党略。看到反对运动日益高涨，众参两院议长中村梅吉、河野谦三迫切希望田中首相中止向国会提出修改选举法的法案。自民党内也有人担心国会如果发生混乱，会影响其他法案的通过，大平、中曾根、三木等人也主张慎重行事。最后内阁会议决定不向国会提交有关公职选举法的法案。在野党的团结和自民党内的慎重论起了作用。

在使政局出现近两个月动**的小选举区制问题之后，执政党和在野党又在佐藤内阁时期未通过的国铁运费上调法案、《健康保险法》修改案、两个防卫法案等问题上发生对立和多次纠纷。自民党单独表决使会期延长两次，但国会在此期间只是“空转”，议而不决。长达280天的空前长期国会于9月末闭幕时，经过执政党和在野党互相角逐而成立的法案，只有国铁法案、保健法案和两个防卫法案。有关列岛改造的一些法案，几乎都没有通过。

正当田中角荣时运不济的时候，石油危机又给了他当头一棒。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对战局施加影响，采取了削减石油产量、提高原油价格等一系列“石油战略”，目的是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改变其中东政策。

日本约90%的一次能源依赖进口，而其中的82.6%又是依赖于中东地区，中东石油的大幅度削减，给日本产业带来重大打击。田中内阁受其影响，支持率由4月的27%下降到11月的22%，不支持率由44%急升到60%，这就是日本第一次石油危机。

中东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一是引起急剧的通货膨胀，二是扩大了国际收支中的赤字，三是石油价格上涨迫使政府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内阁会议通过了《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和《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

1973年11月23日，田中的得力助手爱知揆一猝死，田中趁机改组内阁，任命福田赳夫为大藏大臣，从此，便将制定经济政策的重任交给福田。福田一直反对过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张“稳定增长”。面对石油危机这一事态，新上任的福田赳夫立即提出，政府要压缩财政，企业要减少投资，家庭要压缩消费支出，并大大压缩了公共事业投资规模。

抑制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在抑制总需求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原料和燃料涨价引起的成本上升和生产的压缩，物价仍然居高不下。物价上涨引起工资上升。1974年“春斗”中的工资上升率为32.9%（上一年度为24.1%）。物价、工资的轮番上涨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石油冲击给日本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出现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萧条，而且从低谷回升的速度也很缓慢。工矿企业生产（综合指数）直到1978年2月才恢复到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前的高峰）的水平，使持续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出现根本性转折，日本经济逐渐进入所谓“稳定增长时期”。

田中内阁成立以后，由于地价和物价的上涨，广大国民越来越感到不安和不满。加之石油危机后的“狂乱物价”，更把国民生活搅乱，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据舆论调查，田中内阁刚成立时，支持率高达62%，为历史最高纪录，到石油危机后的1973年11月，支持率下降到22%，不支持率却上升到60%，及至1974年3月，支持率更降至16.7%。[13]

国民对田中内阁的不满，也表现为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1973年11月11日，日本工会举行“物价斗争日”活动，呼吁在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情况下保卫生活。1974年3月1日，举行了有55万人参加的春季斗争统一罢工，致使日本主要交通干线陷于瘫痪。3月26日，又有公共事业、民间企业以及公务员等各界数十个工会联合组织了有265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中断交通半天。4月11日，有600万人参加的交通大罢工几乎使国营铁路中断，私营铁路和航空公司也举行了48小时或24小时罢工。

田中角荣坚持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和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引起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各在野党也对田中内阁持强烈不信任态度，纷纷提出严厉批判，寻求建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由于在野党之间存在力量分散、政见不一等弱点，尚难取自民党政权而代之。

1974年1月7日至17日，正当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之际，田中首相为寻求“分享和平与繁荣的好邻居”而访问了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田中的东南亚之行，一是为了在石油危机的新形势下与这些国家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开展资源外交；二是试图解决日本企业打入东南亚各国之后与当地产生的各种摩擦。

但事与愿违，田中的访问，反而招致东南亚各国的一场反日运动。第一站菲律宾，还算圆满成功。到第二站泰国后，情况为之一变。5000名泰国学生包围了田中一行，高呼“田中滚回去”“反对经济侵略”等口号。到最后一站印度尼西亚，学生的反日运动发展成暴力行为，雅加达的日本大使馆国旗被扯下，200辆日本制汽车被焚毁，丰田系统的企业也遭到火攻，日本餐馆遭到袭击等。军队向示威队伍开了枪，据说有8人死亡。预定的田中首相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也被取消了。这次事件，给日本政府和企业以深刻冲击。

东南亚各国的反日浪潮，从根本上讲，不是针对田中内阁和田中本人的，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贸易方面出现不平衡和日本的投资过猛等原因，而导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摩擦。田中的访问，只是发泄这种不满的一个契机。

就在日本政局动**不安的情况下，1974年7月7日举行了第10届参议院议员选举。这次参议院选举，有可能会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力对比逆转的局面。自民党为避免在选举中失败，接受了财界的大量政治捐款，并向银行借来上百亿日元“选举资金”。田中以每架200万日元的价格包租了两架直升飞机，到全国各地游说，除枥木县外，其他46个都道府县都去过，在147个地方做了街头演讲，飞行达4万公里。为了拉票，还动员企业，自民党把它的35名全国区公认候选人分配给企业集团或大公司，由它们协助竞选。企业家也积极响应自民党“为保护自由社会”的号召。“经团联”副会长说：“只能叫自民党接着干，否则就要出问题。”东京商工会议所副会头说：“为选举这样的大事把全部企业都拉过来加以组织，企业的意识就会增强。”[14]

大企业千方百计动员本企业职工支持自民党，违反了作为国民基本权利的“投票自由”的原则，所以这次选举被称作是“金权选举”和“企业总动员选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批判。

在这次选举中，田中虽然竭尽全力，但选举结果自民党议员数仍比选举前减少8名。在改选议席中未过半数，加上非改选议员和把无党派议员拉入自民党之后，才勉强维持住过半数议席，避免了“保革逆转”局面的出现。但自民党议席只比在野党多7席。这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出现的“朝野伯仲”局面。

由于自民党议席的减少，自民党控制参议院的能力大大削弱，同时加剧了自民党的内讧和权力之争。选举结束后，1974年7月12日，田中内阁副首相兼环境厅长官三木武夫宣布辞职。7月16日，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和行政管理厅长官保利茂也提出辞呈。甚至力保田中内阁的行政厅长官在说服福田留任失败后也先于福田辞职。这些自民党核心人物的辞职，使田中政权陷入空前危机，三木派和福田派联合起来对田中政权展开公开批判，这预示着田中政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参议院选举的失败，使田中政权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一直支持田中的财界，也开始与田中离心离德，号称“日本财界总司令部”的“经团联”决定不再为自民党筹集政治资金。东京电力公司以及其他8个电力公司和东京、大阪、东部、广岛、西部的各煤气公司也决定中止向田中提供政治捐款。“日经联”会长樱田武说：“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即将进入联合政权时代。”[15]

正当田中角荣穷于应付动**政局，试图挽回危机的时候，日本大型综合杂志《文艺春秋》11月号（提前发行）刊出了著名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事关系》。这篇长篇纪实性报道，披露了田中家族的皮包公司经手抄卖土地和大搞黑钱的内幕。儿玉隆也的《越山会百无聊赖的女王》则介绍了田中后援会“越山会”女管家佐藤昭与田中的关系以及她在田中派内的权势和地位。关于田中的“聚财”本领和事实早就有所传闻，但如此详实、生动地收集“第一手资料”揭露田中“金权政治”的文章，这还是第一次。文章记述了田中如何运用巧妙、周密的方法，通过金钱获取政治权利，又通过政治权利进一步扩大财源。

上述两篇文章一发表，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期《文艺春秋》很快被抢购一空。自民党总务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各在野党也立即着手整理“田中问题”的材料，舆论界对田中的资金来源问题展开了广泛批判，扩大之势已不可收拾。内阁支持率下降到12%，不支持率升至69%。从此田中政权前途多舛，政治形势演变失常。

为度过政局难关，田中在照原计划历访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缅甸三国之后，于11月11日第三次改组内阁，党内“三巨头”也分别由田中、大平、中曾根主流三派担任，干事长是田中派的二阶堂进，总务会长是大平派的铃木善幸，政调会长是中曾根派的山中贞则。但这一举动被社会舆论抨击为“转移国民视线”的小动作，社共两党和“总评”等19团体于11月17日开展全国统一行动，举行了有355万人参加的秋季大罢工，要求田中内阁下台。各在野党采取联合行动，决定追究物价问题和田中丑闻，并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自民党内以福田赳夫为代表的反对派也扬言要掀起迫使田中下台的倒阁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田中下台已成定局。11月18日，作为美国总统战后首次访日的福特来到日本，20日发表了《日美共同声明》，26日，田中发布辞职声明。声明大意是：

我自执政以来，两年四个月有余，始终将决断和实行铭记在心，为日本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国民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全力以赴。

但是，最近发生的政治混乱，发端于我个人的问题处不少，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负有政治的、道义的责任。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赤手空拳从乡间出来以后，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是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回顾过去，聊有感慨。但是，由于我个人的问题而暂时遭到世人的误解，对于一个公职人员来说，实在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有损道德的事情，使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认为，将来总有一天真相大白，得到国民的谅解。[16]

田中的威望，在田中内阁成立后的数月内蒸蒸日上，但最后在资金来源事件上使他失去政治生命。导致田中内阁下台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国内政策失误，二是“金权政治”败露。

国内政策失误，即推行了与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至于“金权政治”，田中角荣的确是行家里手，这是世人所公认的。筹集政治资金，对一个资深政治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不过，在资金问题上，如果公私不分，就难免失去国民的信赖。所以，田中“金权政治”的曝光成为其下台的直接导火线，加速了田中政权的崩溃。

不过，日本自民党政权与财界之间的权钱交易关系，田中角荣既非始作俑者，亦非最后一个，只不过他更明目张胆而已。一位日本政治记者不无讽刺地说：“田中政治是战后保守政治的污水处理厂。”[17]又有人打了一个不太文雅的比喻，说金钱这种“肥料”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历来的政治家都是在后门不显眼的地方建厕所“聚肥”，而田中却偏偏在大门口引人注目的地方堂而皇之地建厕所“聚肥”。此话倒也点中了田中的要害。

田中内阁的下台并不意味着田中型政治的终结。毋宁说，直至1990年代中期的桥本龙太郎内阁，田中派→竹下派→小渊派的势力长盛不衰，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田中派亡灵一直控制着日本政坛的命脉。

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