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内阁表明辞意后，自民党内争夺总裁和首相之位的派系斗争迅速升温。曾有人提出“总裁首相分离方式”，田中继续但任总裁，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出任“暂定首相”。但结果没有达成共识，于是田中决定辞职。

随后，有望出任总裁的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三人之间展开较量。田中和大平两派主张通过选举产生总裁，因为公选可能会使受到田中派支持的大平处于有利地位。但由于田中形象欠佳，又会影响自民党的形象，在田中支持下建立大平政权，显然对自民党来说并非最佳选择。在福田方面，如果集结反田中势力，并取得中间派的合作，有可能在公开选举中取胜。但是，三木武夫不肯轻易让给福田，所以反田中势力难以统一。而且福田一向主张采取协商方式，他认为，激烈的选举有损于自民党的形象。福田甚至扬言，如果出现强行公选的情况，他将与其他反田中势力一起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三木的主要战术是通过协商统一到三木方面来，因为三木通过公选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三木在政策方面接近于公明、民社等在野党，所以也有可能采取脱离自民党等形式与在野党形成统一战线。总之，党内出现严重对立，面临分裂的危险。

11月22日，自民党实力人物保利茂和椎名悦三郎通过会谈达成共识：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一是应避免公开选举，二是福田和大平都不宜掌握政权，否则将引起党内混乱，因此只能是建立“长老暂定”政权，并决定采取协商方式指定继任总裁。起初，有人提出由椎名出任“暂定总裁”，但有人认为，由调停人直接出马有失公正。

于是，大平、福田、椎名都被排除在外，最后只剩下三木。12月1日，椎名副总裁指定三木武夫为继任总裁。

福田和大平都接受了这一方案。当时，正受到严厉的批判的田中虽然处境不妙，但田中派毕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田中认为，三木比福田更容易驾驭，所以田中也支持三木上台。于是，最后决定三木为自民党总裁。事后来看，当时指名三木为总裁，从对自民党危害最小这一意义上考虑，的确是一个最佳选择。

三木武夫是老资格政治家，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任众议院议员。战后初期加入协同民主党，后任国民协同党和国民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一直走的是一条“保守旁流”的道路。加入自民党后，历任自民党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和历届内阁大臣等要职，是自民党元老之一，但也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势单力薄，几次竞选总裁而未获成功。这次被指定为总裁，不但是略知自民党“派系力学”的人感到意外，就连他自己也说是“晴天霹雳”。

12月4日，三木在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当选为总裁。9日，三木内阁（1974.12.9—1976.12.22）成立。由于三木派在自民党内是一个小派系，必须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才能维持政权。为此，内阁成员中，大平派、田中派各4人，福田派3人，三木派、石井派各2人，中曾根派、水田派、船田派、椎名派各1人。[18]三木任命福田赳夫为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大平正芳留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为外务大臣。在自民党方面，椎名悦三郎留任副总裁，中曾根康弘任自民党干事长，无派系人士滩尾弘吉任总务会长，福田派的松野赖三任政调会长。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派阀均衡的“举党体制”内阁。

三木内阁的历史使命是改变自民党“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形象，避免派系之争引起的党内分裂。所以三木上台后强调实行“廉洁与诚实的政治”，提出“对话与协调”，在党内“实行革新”。这些主张给人以挽救政治危机的“新鲜感”，受到一定的好评。成立之初，内阁支持率达45%，虽然远低于田中内阁成立时的62%，但与田中内阁后期12%的支持率相比还是比较高的。

三木上台不久，提出了内政“三大法案”，这就是有关总裁选举和议员选举的《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总裁公选制度修正案》以及《禁止垄断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政治资金的捐赠数量和来源，实行政治资金公开化，政党的党费和会费也必须及时报告，鼓励个人捐赠政治资金，以防止企业与政治的粘合，明确政党与非政党之政治团体的区别等。另外，《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规定：扩大选举的“公营”成分，以减少选举费用，对公职候选人员在选举过程中的宣传活动要加强管理，并通过“连坐制”等措施，严格取缔违法选举行为。

上述两个法律一般称为“选举二法”。这些法律的修改是三木在推行自民党现代化方面的主要改革措施。上述法案的提出，体现了三木的保守党内的左派立场。三木认为，现行的总裁选举方式，只由党的全国及地方议员选举产生，这是“金权政治”乃至“万恶”之源。他主张由10名以上国会议员推出候选人，再经地方全体党员投票复选并根据投票多少确定前两名，最后由党的国会议员选出其中一人为总裁。但是，这一旨在改革自民党选举制度的“总裁公选案”因遭到田中派和大平派的反对而搁浅，上述“选举二法”修正案也因触犯了自民党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受到部分在野党的反对，几经周折才在国会得以通过。在参议院表决时，出现赞否参半的局面，最后由河野谦三议长裁决才得以通过。

三木致力于上述立法，目的是为了“净化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他这样做，能否真的把“金权政治”一扫而光。三木曾扬言，“三年以内全面废除企业捐款”。[19]结果，企业捐款不但没有废除，反而招来一片责难声，这是因为，自民党如果没有财界的巨额资金支持，便不能开展政治活动和维持政权。三木并没有找到解决政治资金的办法，只一味强调废除企业捐款，这犹如缘木求鱼。所以，新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公布以后，企业捐款虽然减少，但筹集政治资金的其他花样应运而生，只是改变了方式而已。而且，三木内阁成立不久，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便向财界提出“重开企业捐款”的要求，“金权政治”反而更变本加厉。

三木内阁提出的经济政策《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也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1947年制定的《禁止垄断法》曾几经修改，但这些修改都是放宽对垄断的限制，三木内阁的这次修改则是加强对垄断企业的限制。三木上台伊始，曾许诺要建立“重视舆论的政治”“打破社会的不公平”“自民党要向也能取得工人支持的真正的国民政党转变”。三木坚持修改《禁止垄断法》，正是企图给国民大众留下一个自民党向“国民政党转变”的印象。这虽然不是限制私有权本身，但却是通过限制收益权来探索新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修改《禁止垄断法》应该说是体现了“革新保守路线”的实质。

但是，财界和自民党的保守主流派坚决反对修改《禁止垄断法》。“经团联”首先开展了反对修改的运动。在自民党内部，以椎名副总裁为首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是：石油危机后的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样的严重萧条，在这种情况下修改《禁止垄断法》，会有削弱企业活力和减弱国际竞争力的危险。他们认为，三木政权作为“拯救保守政权危机”的“暂定政权”，不应提出如此重大的法案，因为这是对保守党自身立场的挑战。后来，尽管对《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作了大幅度修改，众议院也审议通过，但在参议院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

修改《禁止垄断法》受挫以后，《烟酒提价法案》等也相继流产。三木连连受挫之后，开始改变某些政策，以求与主流派妥协。一是重开日台航线，部分接受亲台派的要求；二是于1975年8月15日“终战纪念日”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以来首相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另外，1974年末，同意国铁等公共企业拥有罢工权的提案也因党内反对而流产。有关工会为此举行罢工以示抗议。三木对公共企业工会罢工采取了强硬态度，这也是对党内主流派的一种妥协。1975年下半年以来的这一系列妥协，目的是为1976年大选以后再次连任做准备。

但是，进入1976年以后不久，日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洛克希德事件”。“洛克希德事件”引起的连锁性反应，使三木政权陷入绝境。

1976年2月4日，有人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委员会上揭发：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为向外国推销飞机，以巨额回扣、政治捐款和津贴等名义，买通外国高官，使他们做出有利于洛克希德公司的决定或向有关方面施加影响，以购买这家公司生产的各种飞机。2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副总经理柯钦在该小委员会上作证说，该公司为向日本的“全日本航空公司”推销三星式客机，曾通过日本政界的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丸红、国际兴业等公司，交给日本政府高官200万美元（30多亿日元）的“活动费”。于是，“政府高官接受外国企业贿赂”的证言立刻引起日本舆论界的关注，并给日本政界以很大冲击。

由于全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引进三星客机的时间，正好是在1972年田中、尼克松会谈之后不久，柯钦证言中提到的日本国际兴业公司老板小佐野贤治等人与田中角荣又是“刎颈之交”，所以舆论界很快便把焦点集中到以田中为首的政界要人身上。

三木下令彻底调查，并要求美方提供有关资料。经过三四个月的侦查，事件有了重大突破。从6月底开始，东京地方检察厅相继逮捕了一批涉嫌人犯。7月27日，以违反《外汇法》嫌疑，逮捕了前首相田中角荣，8月16日，以受托受贿罪和违反《外汇法》被起诉（8月17日以2亿日元保释金保释）。8月20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托受贿罪逮捕原运输政务次官、中曾根派的佐藤孝行，翌日又逮捕原运输大臣、田中派的桥本登美三郎。此外，田中派的二阶堂进、安倍派的加藤六月等4人被认定为“灰色高官”。

如果说财源问题是导致田中内阁下台的导火线，使田中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名誉开始受挫，那么，“洛克希德事件”则是从根本上断送田中政治生命并最终迫使其退出政治舞台的沉重一击。田中离开首相职位以后，作为田中派的领袖仍然从事政治活动。田中派是当时自民党的最大派系，人多势众，号称“田中军团”。当时的田中跃跃欲试，准备东山再起。但是，旷日持久的“洛克希德案件”把他拖得疲惫不堪，身败名裂，在他个人历史上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从此，“洛案”、田中角荣、“金权政治”，几乎成了日本妇孺皆知的同义语。

三木本以为逮捕田中可使局面改变，党内的反三木运动也应当因此而销声匿迹。但事实恰恰相反。逮捕田中引起田中势力的强烈不满，党内“倒三木”运动加剧，三木政权摇摇欲坠。曾亲自把三木扶上台的前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与三木分道扬镳，为逼三木引退四处活动，公开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没有恻隐之心”。福田派和大平派形成“大福联合”的态势向三木展开攻势。8月4日，田中派召开总会，通过要求三木下台的决议。大平和福田也随声附和。于是出现田中、大平、福田三派联合的态势，开始了第二次“逼三木下台”的活动。

田中8月17日被保释出狱后，逼三木下台的活动愈加活跃。19日，田中、大平、福田三派和椎名、水田三喜郎、船田中三个中间派的国会议员成立“举党体制确立协议会”（简称“举党协”，船田中为代表主持人），掀起了一个“立即召开两院议员大会以确立举党体制”的签名运动，在393名众参两院议员中，有277人签了名，占70%。在20名内阁成员中也有15人加入其中。[20]“举党协”在24日下午自行召开议员总会，出席会议的议员有271人，超过了自民党两院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是，三木立即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表示：“绝对不答应强制引退，不能服从在临时国会召开前引退，不作放弃原则的妥协。”[21]

在9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三木决定要召开临时国会。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党和内阁进行了人事变动。受到“举党协”强烈批判的中曾根干事长被换掉，由大平派的内田常雄出任新干事长。在9月15日的内阁改组中，除福田副首相和大平藏相留任外，其余13名反三木派阁僚全被更换，一律换上非“举党协”所属的人，但并没有形成三木所希望的阵容。

“洛案”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收受贿案件，而是与自民党派阀斗争相关联的政治事件。田中角荣1974年下台后一直伺机东山再起，曾扬言：“我若不同意，党便一事无成。”事实上，自从三木打出“净化政治”的旗号以后，田中便暗中开展了“倒三木”运动。在“洛克希德事件”出现以前，自民党内已经形成以椎名悦三郎为首的“倒三木”势力。

“洛克希德事件”对已被人们视为“野殍”的三木首相来说，本来是起死回生的天赐良机。从事件涉及的人事关系和时间来看，是和搞“金权政治”的田中内阁密不可分的，而“净化政治”、揭露政治与财界间的暧昧关系是三木多年来的主张。同时，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追查，对“倒三木”后台人物田中角荣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借以巩固三木政权，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三木盘算，只要“洛案”上马，不论最终田中是否有罪，一上法庭就等于葬送了田中的政治生涯，不仅可以遏制田中东山再起，同时也就削弱了其他政敌及政敌的朋友。

所以，三木摆出一副穷追不舍的态势，表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是，事态发展却与三木的预想相反，“洛克希德事件”也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了灾难，使三木内阁陷入困境。这是因为，他执拗地暴露自民党权力中枢的黑暗面，打击的不仅是田中本人而是整个自民党的政治结构，因而必然引起自民党群起而攻之，不但使他的改革措施连连受挫，而且在要求改革的国民中也对三木内阁产生失望感。这样一来，三木内阁既孤立于自民党主流派之外，又被改革派所疏远，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三木内阁面对反对派的威胁和攻击，表现出退缩和守势，而另一些人对他的妥协和后退则表示不满，使他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自民党也出现分裂局面。1975年9月25日，河野洋平、田川诚一等6名众议员和参议员声明“与腐败诀别”，宣布退出自民党，成立“新自由俱乐部”。

反三木派要三木下台，必须解决由谁接任总裁的问题，也就是说，反三木派要向三木发动决战，就得使对抗马“一匹化”。那么，这匹对抗马是福田还是大平呢？必须进行内部协调。到1976年10月中旬，大平派和福田派达成共识，大平派支持福田上台。10月27日，大平派和福田派签署了“合作文书”，内容为：

1.大平正芳推举福田赳夫取代三木出任新总裁和提名为首相候选人；

2.首相和总裁虽是不可分离的二位一体，但福田赳夫将党务主要委托给大平正芳处理；

3.在昭和五十二年1月的定期党大会上修改党章，总裁的任期由3年改为2年。

对以上各点，福田和大平约定互相信守。[22]

文书上有福田、大平、园田（直）和铃木（善幸）的签字。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把总裁的任期由3年改为2年”，其意思就是2年后把政权让给大平。也许正因为有此约定，一直主张公选的大平才转而支持福田上台。其二，“将党务主要委托给大平正芳处理”，已接近于“首相（内阁总理大臣）总裁分离论”。而“总总分离”往往是自民党内对立闹得不可开交时提出的论调，是对立双方试图分享权力、妥协与共存的产物。但是这一主张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作为最高权力的总裁和首相应为一体，是自民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政党政治原则。所以这次出现了近似“总总分离”的论调。

10月21日，“举党协”推举福田为下届首相。11月5日，福田辞去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职务，为建立新政权做准备，其他内阁成员也大都倒向反三木一边。这时的日本政局，“如同一辆失控的汽车，整天在那里兜圈子”，而腹背受敌的三木“仍像一只受伤的狮子”，挣扎着拒绝交出政权。

在“倒三木浪潮”中，三木试图通过大选挽回败局，但是，12月5日，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只获得249个议席，得票率也只有41.8%，追认8名无党派人士为自民党议员之后，才勉强保住议会多数。6月份脱离自民党成立的新自由俱乐部一举获得17个议席；社会党增加5个议席，总数达到123席；公明党增加27席，总数达到55席；民社党也增加了9个议席，达到29席；共产党减少了一半议席，只剩下17席。[23]

三木不得不承担大选失败的责任，于12月17日发表了相当于“引退声明”的《我之所信》，12月22日，三木内阁总辞职。

“倒三木”闹剧的背后，固然有自民党各派系之间长期积怨而导致的内部纷争，“倒三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幕罢了。不过，由洛克希德事件引发的党内斗争的结局，竟是“廉洁的三木”被迫下台，这说明“金权政治”在自民党内有着多么雄厚的根基和不可触犯的地位。

注释

[1]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42页。

[2]如月为阴历二月的别名，弥生为阴历三月的别名。

[3]日本议会政治史上，年轻的首相计有：创立内阁制度并自任首相的伊藤博文44岁（1885年12月）、近卫文磨46岁（1937年6月）、黑田清隆48岁（1888年4月）、山县有朋51岁（1889年12月）。

[4]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25页。

[5]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47页。

[6]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7]正村公宏：《战后史》下，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403、404页。

[8]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1页。

[9]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23页。

[10]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刚士：《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二卷，三省堂1983年版，第221页。

[1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67页。

[12]正村公宏：《战后史》下，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410页。

[13]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27页。

[14]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4、1175页。

[15]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5页。

[16]中野士郎：《田中政权：八八六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2年版，第373页。

[17]佐藤基夫等：《战后保守政治的轨迹》，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268页。

[18]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239页。

[19]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64页。

[20]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169页。

[2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97页。

[22]川内一诚：《大平政权：五五四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2年版，第45—46页。

[23]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三卷，新评论1986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