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长期政权，是自民党政权的鼎盛期。正因为佐藤政权时间太长了，加之诸多问题积重难返，所以在国民中普遍产生一种厌恶感。

在后继总裁的问题上，佐藤的意中人一直是福田赳夫。佐藤早就为福田出任后继人作了安排，让他担任藏相、干事长等要职。周围的人也把福田视为接班人。

田中角荣曾为佐藤第三、第四次当选总裁奔走，但他心里明白，佐藤中意福田。同福田较量，就等于向佐藤挑战。因此，田中采取了通过支持佐藤而在佐藤派中扶植田中系的策略，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

进入1972年，田中派的活动更加积极起来。1月，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派进行秘密会谈，由此开始三派联合。“星期四研究会”（佐藤派）座长桥本登美三郎也转而支持田中。5月9日，由木村武雄出面，集合81名佐藤派众参两院议员，举起支持田中的旗帜（当时的佐藤派共有102人）。

财界对佐藤内阁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满，开始寄希望于田中，于是也逐渐同田中接近。1972年2月中旬，三菱集团的“星期五会”招待田中，随后，三井、住友等集团首脑也纷纷宴请田中。

官僚出身的福田，与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一样，是一个官僚政治家的形象，在国民中声望欠佳，加之他与台湾地区关系颇深，在中日复交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作为当时的外相，仍紧随佐藤之后，在1971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作为“逆重要事项指定方式”的提案国，支持台湾地区继续留在联合国，结果大败而归。佐藤内阁的这一重大外交“失策”，外相福田当然也难辞其咎。所以多数人认为，福田这类“佐藤亚流政权”是不合时宜的。

1972年5月15日，《冲绳归还协定》正式生效。6月15日，社会、公明、民社三党在众议院大会上联合对佐藤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此案虽遭否决，但佐藤首相已感末日来临，于是在6月17日的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上正式表明辞意。当时争夺佐藤后继人位置的有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人，即所谓“三角大福中”之争。其中福田和田中实力最大，但与福田形象迥然不同的田中角荣势力迅速发展，很快超过了福田。

6月17日，佐藤首相正式表示辞职，总裁选举决定7月5日进行。表明引退的佐藤本人向福田和田中表示：“不管你们二人谁上台，没有上台的那位都要予以合作，实现举党一致。”[1]二人好像也同意了佐藤的意见。但是，田中派立即聚集大平、三木、中曾根、石井各派的大老，成立了反福田的联合组织“星期一会”。年轻一些的党员，在众议院里有“如月会”，在参议院中有“弥生会”。[2]这时佐藤派已分裂为田中系（82人）和保利（茂）系（22人），保利系支持福田。

6月21日，田中正式成为候选人。同日，中曾根突然宣布退出总裁竞选，全力支持田中阵营（据说田中为此花了不少钱）。集于田中麾下的，还有佐藤派的40名众议员和45名参议员。参议院“清风俱乐部”的71名成员中也有40人支持田中。23日，在参议院成立了支持田中的联合组织。随后，7月2日，田中、大平、三木，甚至包括中曾根，在恢复日中邦交和刷新政治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大大加强了田中的优势地位，事实上确立了四派联合的态势。7月5日，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党大会，大平、福田、三木、田中被推为总裁候选人。

据分析，如果中曾根不放弃竞选，投票结果福田将处于第一位，加上佐藤再积极做工作，福田在决选中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这样一来，在第一轮的投票中，田中获156票，福田150票，大平101票，三木69票，在决选投票中，由于得到大平和三木两派的支持，田中得282票，福田得190票，田中以压倒优势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月6日，佐藤内阁正式辞职，随后田中于当天在众参两院被指名推举为首相，第一届田中内阁（1972.7.7—1972.12.22）成立。54岁的田中角荣，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五位年轻首相。[3]

支撑佐藤政权的两大支柱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的总裁、首相之争，史称“角福战争”。总裁选举之后，“角福战争”仍持续了很久，成为自民党混乱的根源。围绕这次派阀之争，仍有不少未解之谜，如果把这次派阀之争加以简单化，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线索：佐藤有希望让位于福田的想法，因为福田派是岸派的继承人→福田也期待着佐藤“禅让”，所以没有做主流派内的多数派工作→而田中方面早已进行了准备→田中为了赢得准备时间，极力主张佐藤第四次连选连任→田中通过资金等方面竭尽全力把佐藤派的大部分人马拉过来，使佐藤也没有了回天之力→佐藤派分裂为田中派（82人）和支持福田的保利茂系（22人）→继承旧池田派的大平正芳从池田内阁时代便是田中的“盟友”→尼克松冲击以来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木疏远了“佐藤亚流”福田而投向田中→三木和大平虽也出马竞选总裁，但在第二轮投票时倒向田中→本来有可能支持福田的中曾根，在田中的大力动员下，最后也放弃竞选而支持田中→党内少壮派形成支持田中的气候→长期控制参议院并一向支持福田的议长重宗雄三在1971年6月参议院议长选举中被河野谦三取而代之，从而使福田失去了在参议院的坚强后盾。[4]

田中之所以取胜，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庶民宰相”的形象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支持。

在日本历届首相中，田中角荣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既无学历又出身低微。1918年生于新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少年时因家境破败而辍学。小学毕业后，只身来到东京半工半读。1937年，19岁的田中创办“共荣建筑事业所”，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公司”，自任总经理，到1945年战败时，“田中土建”已成为日本50家大建筑公司之一。1947年4月，29岁的田中当选为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从此步入政界。1948年30岁时出任吉田茂内阁法务省政务次官，1957年39岁时任邮政大臣，1962年出任池田勇人内阁的大藏大臣，1971年担任佐藤荣作内阁的通产大臣。在此期间，田中还1次出任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会长，4次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成为日本政界和自民党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长达7年零8个月的佐藤内阁时代，田中曾担任过4年零2个月的干事长，在此期间，田中充分利用其有利地位集结个人势力，筹集政治资金，不但巩固了他在佐藤派内的地位，而且在其他党派、官僚甚至舆论界都树立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在他荣登首相宝座前的15年间，不但始终处于党政大权的中枢地位，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示了其蒸蒸日上的状态和高人一筹的独特能力。从1950年以后到他出任首相的22年间，田中主持提出并通过的议员立法就超过80件，这在日本这样一个议员立法大大少于政府立法的国度里，应该说是成果斐然的，说明田中在日本政治家中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被誉为少壮政治家。到出任首相时为止，田中已多次获得“最年轻的”头衔：最年轻的国会议员（29岁）、最年轻的邮政大臣（39岁）、最年轻的大藏大臣（44岁）、最年轻的首相（54岁）。由于田中的特殊经历，自然给人以“新鲜感”，尤其与佐藤荣作形成鲜明对照，被称为“庶民宰相”，一股“田中热”很快在全国掀起。

作为总裁的田中，在自民党的人事安排上，任命田中派的桥本登美三郎为干事长，大平派的铃木善幸为总务会长，中曾根派的樱内义雄为政调会长。内阁方面，三木任副首相级的无任所大臣、大平任外务大臣、中曾根任通产大臣，官房长官为田中心腹二阶堂进。从派别上来看，田中派5人，大平派4人，三木派、中曾根派、福田派各2人。最大派别福田派仅2人入阁，显然是田中要给竞争对手福田一个眼色看看。整个安排显然是出于论资排辈和论功行赏。

田中上台伊始就宣称：“政策由自民党制定，政府实行之，这是政党政治应有的姿态。但是，我们的现状是，（自民党）依赖庞大的官僚机构，甘愿跟在政府制定的法案和政策后面。这是官僚主导政治，是没有充分反映国民要求的政治。”[5]这的确是田中的目标，从这段话也可以反映出田中的自信。

田中一上台就打出两张王牌：对外恢复日中邦交，对内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正如日本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所说：田中“是一手拎着《日本列岛改造论》，一手拎着‘承认中国’这两项积极政策，登上首相宝座的。正因为他是在无作为的政治家佐藤荣作下台之后登场的，所以他的舞台效果得了满分”。[6]内阁成立之初，国民支持率高达68%（《朝日新闻》），超过了对吉田内阁的支持率，创历史最高记录。

“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是田中内阁国内政策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与田中政权共存亡的一张王牌，可以说田中政权成于斯，败于斯。

“改造计划”源于《日本列岛改造论》。该书是1972年5月田中问鼎首相宝座之前出版的，作为新首相的著作曾畅销一时，一再重印，创发行88万册的记录。早在1967年3月，自民党成立都市政策调查会，田中任会长，1968年5月，完成了《都市政策大纲》。一年后，日本政府据此制定、公布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因此可以说，田中内阁的“改造计划”，实际上经历了《城市政策大纲》→《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列岛改造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演变过程。“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虽然并没有形成政府的正式计划文本，但因为它是首相的基本构想，所以实际上成为政府的基本方针。

《改造论》提出以下具体政策措施：第一，工业的重新布局。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塞、住房紧张、城乡人口疏密不均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的发展活力，拟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为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有关工业税收政策（所谓搬迁税）促使大城市的工厂向外地转移；严格控制在太平洋沿岸一带兴办新的企业，鼓励发展内陆工业基地和开发日本海沿岸工业区。第二，建设“新干线”等现代化交通网络。修建7000公里铁路、10000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将全国各地城乡连为一体；同时加速港口建设，尤其重点开发适于建设大型石油基地的港口，使50万吨级的油轮能够自由停泊。第三，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0%，到1985年，日本的经济规模可达304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使日本成为一个消灭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环境幽雅、四通八达的美好社会。[7]

内阁成立后不久，田中首相就提出一个构想：为了研究与讨论“新全综”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协调的问题，由相关省厅约30人组成日本列岛改造问题调查会。另外，与日本列岛改造有关的9省厅事务次官会议，也作为计划的推进与调整机关于8月24日成立。各省厅竞相抬起日本列岛改造这台轿子，提出五花八门的构想。通产省的《新25万人口都市构想》方案，计划建设60—80个25万人口的城市作为工业重新布置计划的诱导地区，以及数个内陆工业团地。自治省的《新都市圈整备》方案，则准备从全国328个广域市町村圈中选出60—80个各自形成人口20—40万的圈域。建设省的《地方中核都市》方案，要求对中核城市和周边农村的生活环境设施进行综合治理，按照地区的特点配置工业团地。[8]

10月20日内阁会议公布了把全国分成如下3个地区的政令：1.促进工业移动的地区（迫迁地区）；2.以优惠措施招徕工厂的诱导地区；3.工厂既非迫迁对象又非优惠对象的所谓白地地区。迫迁地区是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的过密地区，仅东京就有23个区和14个市。诱导地区有北海道、东北、北陆、甲信越（指山梨、长野、静冈3县）、山阴、四国、九州、冲绳等27个道县的712个市町村。白地地区约有640个市町村。迫迁地区占全国面积的0.5%，诱导地区占86.5%，白地地区占13%。

应该说，“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作为国家宏观计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远见性，同时它对某些大企业和某些后进地区都具有一定的**力。在1971年出现“日元升值萧条”以后，国内流传着一种悲观情绪，看不到日本经济的前途。因此，“改造计划”在开始阶段还是受欢迎的。国内许多大企业为了在列岛改造方面先声夺人，竞相购买土地，“日本列岛改造热”名噪一时。

但是，“改造计划”实施不久，各种矛盾便接踵而来。首先是工厂迫迁税推行不下去。大企业、承包的中小企业和“钢铁劳联”都反对向地方迁移。在自民党内，对工厂迫迁持慎重态度的也占了上风。10月末，决定停止征收工厂迫迁税，这就意味着列岛改造中以向地方分散工业来解决过密过疏问题的核心部分流产。随后，不但改造列岛的初衷经济大发展之梦未能实现，而且迅速导致“狂乱物价”，甚至出现抢购卫生纸的大恐慌局面。“改造计划”派生出来的“土地投机热”，更让普通百姓吃尽了苦头。物价和地价的暴涨引起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1973年11月11日，“总评”、中立劳联等工会组织发起召开“生活防卫国民总决起大会”，全国114个地方相继举行了集会。[9]面对这一局面，田中政权深受其影响，最后终因成为众矢之的而偃旗息鼓。

由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失败，田中不但被赶下台，而且几乎成为“万夫所指”的历史罪人，受到世人的普遍指责。在列岛改造问题上，田中的过失在于错误地估计了日本的经济形势，在经济高速增长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然推行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最后以失败告终。

恢复中日邦交是田中内阁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1972年9月田中访华，一举实现了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自民党内开始认识到，佐藤以后的新内阁不打开日中关系的新局面，就不能适应国内外形势。田中在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当天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愿负起责任，来研究以什么样的基本态度进行政府间谈判的问题。”田中内阁成立当天的7月7日，田中首相重申：在外交上，要加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动**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10]

随后，田中内阁通过古井喜实议员和公明党访华代表团与中方接触，中国迅速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在10日表示欢迎早日恢复邦交，并指定了谈判代表。访华归来的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22日向田中转达了周总理欢迎田中访华的意向。

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受田中首相之托，于7月25日访华，周总理提出了有毛泽东签字的《共同声明》的基本内容。8月4日，竹入将记录稿亲手交给田中和大平。在自民党内，为了给谈判做准备，设立了总裁直属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7月24日举行了有249人参加的首次全体会议。在8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做出以下两点决议：一、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二、田中首相为此访华。虽然岸信介、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滩尾弘吉等亲台派议员强烈反对，但9月8日，正常化协议会还是通过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随后作为党的决定自民党总务会也通过了这一方针。

田中请古井喜实、田川诚一两位现议员和松本俊一前议员访华。三人携带《共同声明》的日本方案前往北京，三位使者于9月23日回国。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于9月25日上午乘日航专机直飞北京。在26日上午第一次两国外长会谈中，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叙述了日方对复交三原则所持的立场，他坚持主张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根据“日华条约”第一条宣布结束。在这天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周总理说：“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发言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政治问题。用法律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11]

9月27日夜，大平在外长会谈时，提出了日方准备的第三个方案。周总理同意了日方的方案。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双方签署了《共同声明》。随后，在发表《共同声明》的同时，大平外相发表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谈话。

田中内阁乘中美关系缓和之机，果断地率先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确是一项值得大书一笔的重大政绩。不过，客观地讲，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复交，已经走过23个年头，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历届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从总的潮流和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已基本达到“水到渠成”的阶段。田中内阁恢复日中邦交，只是一种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选择，是对日本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既往政策的修正，是田中标榜的“自主、多边外交”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