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是人类群体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并非政党所特有的现象。但是，政党中的派阀，往往有其特定的含义。日本自民党的历史，是一部派阀盛衰与聚散离合的历史，是一部无休止的派阀抗争史。可以说，自民党因派阀而生，而兴，而衰。派阀与自民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研究自民党，不能不涉及自民党的派阀问题。但是，自民党的派阀并非正规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私下组织的集团。所以日本从来没有准确记载派阀情况和人员构成的公开资料，连专门研究自民党的日本学者，都很难正确把握自民党派阀的内幕。

下文仅就现有的手头资料初步作一简要论述。

（1）自民党派阀形成的原因

所谓派阀，是指在一个集团内部所形成的小集团。产生派阀的动机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地说，日本的派阀多源于特定的利益关系、思想、出身学校（学阀）和地区、血缘关系、人际之间的好恶感情等。

关于派阀形成的原因，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侧重于宏观的分析，认为政党的派阀是一般社会集团的缩影；一种侧重于对日本战后政治的具体分析，认为是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特定产物。根据前者的看法，政党的派阀只是财阀、学阀和军阀等集团的“小型化”，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后者的看法则立足于对具体原因的分析，例如，众议院的中选举区制和自民党的总裁公选制等制度上的原因以及自民党基层组织薄弱等组织上的原因。不过，一般认为，自民党派阀形成的原因，是自民党“包罗性政党”的性质和制度上的原因相互交织的结果。

自民党作为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与其母体——战前的政友会和民政党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获取资金的来源和渠道上有所不同。政友会从其成立开始，就接受三井财阀的资助，其政策通常反映三井家族的利益和要求。民政党由三菱家族资助，其政策通常反映三菱家族的意愿和要求。当时的具体做法是，大财阀将资金直接提供给政党首脑，然后政党首脑将资金分配给所属议员，作为竞选经费。

战后初期，经过民主化改革，旧的财阀被解散，政党活动处于各自为政的“多党化”时代，党内派阀尚无从谈起。“五五年体制”建立以后，自民党作为由不同利益、不同政策、不同人际关系的集团聚合在一起的“混合体”，一开始便呈现出派阀林立的局面。

财阀被解散以后，大产业资本、大暴发户成为保守政党的资金来源。这些大资本、大暴发户与政界实力人物都有各自的联络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财界资金流入几个政界实力人物手中，这些实力人物也就是派阀头目。一般议员为了获取政治资金和升迁的机会，必须投靠一个派阀头目的门下。于是，在这新的政治资金分配形态下，党内便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派阀。派阀领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不断扩大独自的资金网络，而财界方面也明白，向派阀提供资金比向政党总部提供资金，其“投资效果”更快、更明显。

总之，派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了获取官位和资金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派阀领袖而言，派阀主要是获取总裁交椅的手段，是保障其在自民党内或政界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基础；就派阀成员而言，派阀可以带来诸多好处：提供政治资金、获取党和政府内的职位、在同一选区内与自民党其他议员相抗衡、信息和政策方面的交流等。

（2）派阀的形态及其作用

由派阀联合而成的自民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是以派阀为基础进行的。虽然派阀属于党内非正式组织，但实际上每个派阀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班子，有加入和退出的组织手续，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自民党的派阀都是由自民党所属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党的核心干部所组成，所以，派阀政治的存在对自民党的政策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民党的派阀，规模大小不等，多者上百人，少则几人、十几人。据日本政治学家研究，派阀的最佳规模是50人左右，也有人认为20人左右为宜。[1]派阀规模过大，人数太多，容易出现分裂。

派阀规模不宜过大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资金方面的原因。维持一个派阀需要有庞大的经费。1980年代中期，一个50名议员的派阀，每年的经费需2至5亿日元。一个派阀领袖的“聚钱”能力一般以5亿日元为极限，再多就困难了。对此，日本政治家多有经验之谈。大野伴睦曾说：“派阀的规模，在众议院以40名为上限。若超过此限，既不易统制，财力上也难以支撑。”长期担任池田勇人秘书的自民党智囊人物伊藤昌哉也认为：“即使取得政权，大权在握，也难以在众议院维持50人以上的派阀势力。”川岛正次郎也曾说过：“维持派阀的最佳数字是20名左右，若超过25人，既费钱又费劲。”[2]第二，人事方面的原因。派阀领袖的另一个任务是要给本派议员以“轮流坐桩”的机会，为他们争取内阁大臣、政务次官或国会常任委员长等官位。如果派内人头太多，势必出现僧多粥少、分配不均的局面，引起派内不满。第三，选举制度上的原因。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长期实行中选区制，也叫相对多数代表制。全国分为129个选区，一般情况下，同一选区中，不同政党或同一政党的不同派阀之间进行竞争，如果派阀太大，同一选区内出现同一派阀的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其中必然有人落选，这显然对本派不利。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派阀达不到40人左右，派阀领袖就很难出马竞选总裁。换句话说，如果派阀领袖老与总裁无缘，该派也很难成长为大派阀。一旦派阀领袖无力竞选总裁，该派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好出风头、谋略有加者大有人在的政界，常常因派阀继承之争而引起内讧，派阀领袖隐退或去世之际而发生分裂。岸派分化为藤山派、福田派和川岛派，河野派分裂为中曾根派和森派，大野派分为船田派和村上派，田中派分裂为竹下派和二阶堂派便是很好的例证。

不过，五六十人的大派阀也不是不能存在，关键是看派阀领袖的聚钱本领大小和统率能力高低。“田中军团”最盛时超过百人，就是因为田中角荣有超人的聚钱本领和统率能力。当然，随着田中的病倒，田中派也难逃“树倒猢狲散”的下场。

派阀不可过大，但也不能过小。根据规定，竞选自民党总裁必须有20名以上的议员推荐。所以，如果一个派系不足20人，派阀领袖就很难出马竞选总裁，不能竞选总裁，就意味着他的派阀永远处于寄人篱下的非主流派境地，派内议员便与“大臣”无缘，久而久之，这类派阀也就自消自灭了。所以，自民党的派阀人数，以20人至50人为最佳。不过，在以争权夺利为“本分”的政界，同一派内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现象也很普遍。所以，人数多少并不是制约派阀兴衰的决定因素。有时候，大派阀在权力分配时闹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的时候，势单力薄的小派阀反而会被抬出来组阁，坐收渔人之利，1970年代的三木政权和1980年代的海部内阁均属此例。

派阀的作用，大体上有以下4个方面：

第一，就政治家个人而言，加入派阀是一种“资格认可”的标志，而从派阀和党的角度讲，又是发掘新生力量的手段。

如前所述，由于采取中选区制，作为执政的第一大党，自民党往往要在同一选区推举若干名候选人，以便争得多个名额，保住议会中的过半数席位，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些候选人不仅要同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争高低，而且要与本党的候选人争天下，从而使选举由政党间竞争转化为候选者个人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候选者个人的实力成为取胜的关键。这种实力，除个人能力外，主要的还是来自其所属派阀在资金、后援会组织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持。

面对中选区制形成的选举办法，自民党所属各议员要想连任，就必须投靠强有力的派阀团体。如果没有派阀做靠山，单枪匹马很难得到党的支持。一旦成为实力派阀的核心成员，并有特定派阀的推荐，就等于有了权威组织的“保证”，在竞选中也就有了获胜的把握。同时，派阀方面可以借此机会拉拢新人，扩大势力，增加“规模效应”。田中角荣派在这方面做的尤为突出。

第二，以派阀为单位筹集和分配资金。在政党政治下，政党活动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资金。在日本，自民党政治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界捐款，其次是国库补贴和党费。自民党实行“党”“派阀”“政治家个人”三重筹资结构，“党”一级筹资的目的是“维持自民党政权”，“派阀”一级筹资的目的是“获取总裁职位”，政治家个人筹资的目的是“在选举中当选”。而“党”和“派阀”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增加本党或本派的议员人数，所以，所筹资金的大部分实际上都用于为政治家的当选或连任所进行的竞选活动。

派阀是筹集和分配政治资金的重要单位，而派阀在资金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给所属成员提供一种“信用证”，其次才是资金的直接筹措和分配。就是说，政治家以派阀做靠山和保证，才可扩大其资金来源。

对派阀在筹措和分配政治资金方面作用的大小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议员的绝大部分政治资金主要依赖所属派阀；有人认为，从派阀领取的资金大约只占议员所需资金的一二成。[3]不过，自民党的政治资金流向一向隐秘性极高，究竟内情如何，世人不尽了了，多半是估计和猜测而已。

第三，参与对各行政机构事务的处理。一个派阀内拥有精通各行政部门事务的行家里手，这些精通各部门事务的议员一般被称作“族议员”，在制定政策和决策过程中，派阀通过这些族议员施加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族议员亦可依靠派阀的力量，在政策中贯彻自己的意图。对此，田中曾有一个精辟的比喻。他说，派阀好比一个综合医院，它拥有精通各科医术的专科医生和良好的医疗设备，对各种疑难病症（难以处理的行政事务），都能进行妥善的治疗。事实上，田中派议员参与处理各行政机构事务的能力高于其他派阀，与各行政官厅关系密切的实力派议员也最多，所以这也是“田中军团”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第四，官职的分配。在日本，从政的第一个目标是当选为国会议员，而国会议员的下一个目标是当内阁大臣。派阀领袖或幸运儿则有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党的总裁和首相的宝座。国会议员为了谋取到内阁大臣一级的官位，往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当不上大臣者，国会、内阁或党的高级职务，诸如国会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长、党的“三巨头”乃至更低一级的“部会长”都是国会议员猎取的对象。

自民党的人事安排，与派阀密切相关。根据惯例，可分为“派阀势力比例型”“派阀代表型”和“全员参加型”3种。这三种类型，又根据官职的性质分别做出“各得其所”的安排。派阀势力比例型，是按照派阀所属议员的人员比例分配官职的一种方法。阁僚交椅的分配、党内“三巨头”以及总务会、政调会审议委员等的分配，都属于这种类型。一般地说，党内主要职位的分配都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能反映各派之间的力量平衡，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但是，只采取这种方法，也会带来“大派以势压人”的后果，有导致党内分裂的危险。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又出现“派阀代表型”。这种形态是不分派阀大小，各派都分配同一数量的官位（通常是每派1位）。每个部门的副职，例如副干事长、政务调查会、总务会、参议院议员总会等的副会长多属这一类型。这些官位由各派分管，各派代表可以同时起到与本派联系、协调的作用，有利于党内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副干事长，作为各派的窗口，负责将本派的意见及时反映到党的人事部门，起到党和派阀之间的中介作用。

所谓“全员参加型”，是按国会议员的资历排出次序，将多余的官位分配给这些人。内阁各省厅的政务次官、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下属的各部会的部会长、国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等大臣级别以下的官位属于这一类型。但由于官位数量的限制，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有国会议员都同时分到一官半职，仍然是将官位按比例分给各派。那些资历浅的议员，只好排队等机会了。

在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前提下，国会的重要官位一般都被自民党所垄断。自民党国会议员最关心的两件事是如何在选举中当选以及当选后如何获取党政要职。议员猎取官位的途径不外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用钱买，财力雄厚的国会议员直接拿出大笔“政治捐款”换取一个大臣的头衔。不过这种人一般缺乏“政治家”的能力，不太受重用，只能得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臣交椅，而且名声不好；另一条途径便是投靠一个派系，由派系领袖推荐入阁。因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具有通过个人捐款获取大臣职位的财力，所以议员当大臣的最佳途径是靠派阀的力量。

自民党的派阀，是官职分配的单位。但是毕竟官位有限，僧多粥少。派阀领袖为避免派内纷争，一般都事先排好顺序，这一顺序取决于以下4个因素：第一，当选议员的次数。例如，当选3次者，可担任政府各省厅的政务次官（副部长）；当选5次者，可担任国会的常任委员长（相当于大臣级）；当选6次者，可当大臣；众参两院议长则要党内元老出任；党内“三巨头”，其地位相当于政府大臣，下设的商工、建设、农林等“部会”的部会长，多由与财界关系密切或官僚出身的人担任，其地位在政务次官之上、国会常任委员长之下。第二，议员对本派的贡献大小。凡对本派发展贡献大，对派阀领袖忠诚和向领袖提供财源多的优先。第三，经历。例如官僚出身的议员，当议员前曾任内阁各省厅的事务次官（负责业务的副部长）的，优先考虑，这一类人一般当选3次议员便有资格当大臣。第四，行政手腕。

在上述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当选次数”，其次是加入本派的年限及对本派领袖的贡献大小。所谓“贡献”，包括资金和在派别斗争中的表现两个方面。有的议员已当选八九次，但由于他在各派之间“跳槽”，“政治节操”不佳，所以一直无缘入阁。相反，有的议员由于在大选时向本派领袖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政治捐款，其在派内地位也便随之上升，提前坐上大臣交椅。由此可见，自民党的派阀，与其说是由于思想和政策上的一致而结成的政策上的集团，不如说是为猎取首相、总裁、阁僚和党内高官等的人事派别色彩浓厚的“猎官集团”。[4]

（3）自民党派阀的利弊得失

在谈论自民党派阀的利弊得失时，首先要弄清是对谁而言。对自民党的“利”和“得”，对日本整个政治和全体国民来说可能是“弊”和“失”。这里所指的利弊得失，一般是对自民党而言的。

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派阀恰恰是有用的。因为自民党政权基本上是通过派阀的相互交替而建立起来的“拟似联合政权”。换句话说，自民党实际上是政策上稍有不同的小保守政党（派阀）构成的联合体。所以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以此稳定政权。这就是所谓“钟摆”原理。通过这种钟摆式的政权交替，阻止在野党对自民党政权的批判，以缓解国民的不满，达到维持政权的目的。

同时，通过派阀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似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比较灵活地应付国民的意见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

另外，自民党的基层组织薄弱，派阀还可以起到弥补这一弱点的作用。自民党通过派阀这一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培养和输送干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党内职务晋升制度，在制定和变更政策、统一党内意见、教育党员等方面发挥作用。

所以，在维护自民党政权长期化方面，派阀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因为如此，自民党长期以来“解散派阀”之声不绝于耳，而事实上不但解散不了，反而越来越组织化、制度化，成为自民党组织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激烈的派阀之争也造成严重的内耗，不时招致国民的厌恶和反感，多次危及自民党的统治。为此，自民党内主张解散派阀的人曾为派阀列举了三条“罪状”：一、议员组织派阀、筹集政治资金，在各级议员选举中千方百计使本派议员当选，从而扰乱了党的统一部署；二、在选拔内阁成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时，为输送本派议员向中央施加压力；三、为了本派利益，迫使政府和党的机关更改或废除正式决定的政策和人事安排。[5]

其实，派阀的弊端远不止于此。以争夺官位和政治资金为主要目的的派阀之争，导致政治的“金权化”和腐败，造成派阀之间的对立和相互攻击；而派阀之间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政治交易，又会带来政治的“密室化”和政策的扭曲。同时，一个大的派阀一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形成一派独霸的“总主流化”，[6]派阀原有的防止执政党专权的作用也会黯然失色。

总而言之，同一政党内各派轮流执政的“拟似政权交替”，掩盖了自民党垄断政权的实质，阻碍了真正的政权交替。如果说议会制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政权交替，那么建立在派阀结构基础上的“拟似政权交替”实际上妨碍了这一真正价值的发挥。从国民的角度看，自民党一党独裁的长期化，正是派阀政治的最大问题，这也正是派阀的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