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辞职后，在继任总裁的问题上，根据干事长三木武夫的提案，自民党决定采取先协商，再由现任总裁指名的方式。当时的候选人是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和藤山爱一郎，负责协调工作的是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和干事长三木武夫。

在1964年7月的大选中，佐藤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如果三名候选人举行选举，佐藤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7月大选时支持池田的选票很可能流向佐藤。但另一方面，河野一郎在池田政权后期曾出力不小，所以希望池田能提名他接班。另外，藤山爱一郎也曾心存幻想，心想一旦佐藤和河野势均力敌、进退维谷时，他作为第三位候选人还说不定能得“渔人之利”。但是，在吉田茂、岸信介和财界的大力推荐下，池田还是决定佐藤荣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过，池田提出佐藤必须答应以下3个条件：第一，池田内阁不是因为政策碰壁而倒台的，所以希望佐藤发表声明，保证继续推行池田的政策；第二，至来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不得更换阁僚；第三，希望佐藤能像自己与河野携手那样与河野携手。[16]起初，佐藤不肯答应第三个条件，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

通过协商推选总裁，对自民党来说，有益无害，实属上策。因为在选举结果大体明朗的情况下，避开选举，一则可以省去一大笔选举经费，二则不致把党内关系搞僵。甚至充当协调角色的人也会趁此机会给被指定人留下一份人情。当然，如果协调结果与投票结果不一致，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过，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池田推选佐藤并非偶然。池田和佐藤原来都是吉田学校的高材生，又都是吉田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作为保守正统中的大派，得到财界的极大信任，而且又都是官僚出身。要巩固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促进政、官、财一体化，他们两人进行权力交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对池田来说，恩师吉田茂和财界的意向也是不可违抗的。

11月9日，川岛和三木正式推举佐藤为后继总裁，池田则指名佐藤为总裁，于是，指定总裁的程序当天完成。总的来说，第一届佐藤内阁（1964.11.9—1967.2.17）顺利成立。佐藤新内阁上台后，除了把内阁官房长官铃木善幸换成他的心腹桥本登美三郎外，其余人马都未变动。不过，这期间也出现一些小的矛盾，长年与三木采取共同行动的松村谦三，因不满三木推举佐藤而离开三木派。

就这样，长达近8年的佐藤政权诞生。佐藤政权稍短于战前的桂太郎内阁，但如果从不间断连续在任的角度看，则创日本历史的最长记录。但是，佐藤内阁时代，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创下什么流芳万世的业绩，也许正因为如此，佐藤长期政权才得以维持。

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掌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鸠山、岸信介时期，通过恢复日苏邦交，日本加入联合国以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上解决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课题；池田时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也为佐藤政权奠定了一定基础。总之，随着吉田、鸠山、岸、池田近20年多事之秋结束，日本政治、经济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党内派阀的角度讲，与佐藤同辈的主要派阀领袖大野、河野、池田相继去世，消除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些情况看，佐藤在战后日本历届首相中可算是一位幸运儿。

但是，一位执掌权柄长达近8年的首相，光靠运气好是不行的。佐藤毕竟有胜于他人之处，那就是善于处理人事。如前所述，刚接任首相时，他几乎留用了原内阁的全部人马，并声称要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但半年多以后，便大刀阔斧地改组内阁和党内人事，并多次通过调整党政人事，确保本派势力处于优先地位，一再摆脱政权危机。佐藤“长于人事”的秘诀是，平时沉默寡言，不动声色，内心想法秘而不宣，一旦决定人事变动，常使对方措手不及。另外，佐藤善于处理人事关系，在用人方面坚持“论资排辈”的原则。佐藤内阁期间，当选议员在四次以下的基本上不能当阁僚，因为佐藤认为，在人事上搞破格提拔会留下积怨。而按照“论资排辈”这一客观标准用人最便于维持派阀内部的团结。即使特别重用诸如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等人，也是以不损害“论资排辈”原则为前提的。

佐藤荣作出生于山口县，他与胞兄岸信介是日本实行内阁制以来唯一的一对“兄弟宰相”。但是，佐藤与他的二哥岸信介的阅历和性格都大不相同。岸信介少年得志，20多岁进入政界，当首相前历任多种要职，也是有名的战犯之一。佐藤虽出身东京帝国大学，但长期默默无闻地在铁道部门工作。日本战败前，45岁的佐藤官至大阪铁道局局长。

战败后，佐藤开始官运亨通，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当时与池田齐名，享有“铁道有佐藤，大藏有池田”的美名。1948年加入自由党后，历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干事长、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大臣、建设大臣等要职。岸信介内阁成立后加入自民党，形成佐藤派，出任大藏大臣，池田内阁时期任通商产业大臣。在池田内阁末期与池田竞选总裁时虽然失利，但池田因病辞职，使他顺势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他哥哥岸信介接替病退后的石桥湛山极为相似。

佐藤政权启航后半年多，1965年6月，佐藤开始着手改组内阁。自民党方面，除副总裁川岛正次郎留任外，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分别起用田中角荣、前尾繁三郎和赤诚宗德。内阁方面任命福田赳夫为大藏大臣，三木武夫为通产大臣。内阁成员中，佐藤派6人、池田派3人、福田派和三木派各2人、川岛派、石井派、河野派、藤山派、船田派（旧大野派）各1人。反池田的急先锋福田赳夫被任命为大藏大臣，池田、大野、河野等旧主流派受冷遇，至此，佐藤内阁完成了与池田路线完全不同的人事变动，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阁。在这次阁僚人事安排中，藏相福田赳夫和干事长田中角荣是支撑佐藤内阁的两大支柱。在这个举党一致体制中，只缺少了河野一郎。一个月后，河野因患腹部动脉瘤而去世，终年67岁。

佐藤时期，自民党的不少派阀完成了新老交替。1965年7月和8月，河野一郎和池田勇人相继去世，加之5年前大野伴睦去世，派阀斗争暂时沉寂下去。这对佐藤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此间，大野派分裂为船田（中）派和村上（勇）派，河野派分化为中曾根派和森（清）派。不久，因森去世，森派又演变为园田（直）派（1970年代以后园田派又并入福田派），由池田派演化而来的前尾（繁三郎）派则被大平（正芳）派取而代之。这样，佐藤时代自民党的派阀主要有：佐藤、前尾（大平）、石井、船田、村上、福田、川岛、藤山、森（园田）、中曾根、三木和松村等十余个派阀，其中佐藤、前尾、福田、中曾根、三木等派阀实力较大。

然而，这时自民党的选举地盘开始动摇了。在1965年7月第七次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由原来的75个议席减少为71个，社会党由28个增加到36个，公明党由4个增加到11个。自民党除农村地盘缩小外，大城市的地盘也在缩小，特别是在东京地区败得最惨。东京都议会因选举议长时自民党议员受贿而解散，在重选都议会时，自民党的议席锐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17]

进入1966年8月，佐藤进行第二次内阁改组。川岛副总裁和田中干事长留任，总务会长和政务调查会长起用前尾派的福永健司和船田派的水田三喜男担任。内阁方面，佐藤本来想起用宫泽喜一和保利茂，但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如愿，结果只进行了小规模改组，福田、三木、藤山等人均继续留任。

刚刚改组完内阁之后，佐藤内阁经受了一场“黑雾事件”的考验。1966年8月5日，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田中彰治被捕，原因是他在担任众议院决算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有诈骗罪嫌疑。田中彰治多有劣迹，早已为人所知，为此，佐藤曾于4月间劝其退党，但遭田中拒绝。被捕后的田中立即脱离自民党，并于9月10日辞去众议员职务。其实，在此事件之前，1965年就发生过东京都议会议长贿选事件，包括议长在内的8名议员被捕，导致了都议会解散和自民党在都议会的议席大幅度下降的结果。随后又发生了“吹原事件”等政治家丑闻事件，最后终于出现田中彰治事件的曝光。在田中彰治被迫辞去众议院议员之后不久，9月27日，在参议院又发生了被社会党追究的“共和制糖事件”。[18]在此期间，运输大臣荒船清十郎向国铁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在其选区内的高崎线深谷站改为快车停车站。此后不久，荒船访问韩国时又带去两名民间的随行人员。这些行为在国会受到追究，荒船因此而被撤职。在同一时期，防卫厅长官上林山荣吉又用自卫队的飞机将自卫队干部和一个乐队带到自己的选区炫耀自己的势力，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自民党的这一系列腐败行为被称为“黑雾事件”。[19]

这些丑闻佐藤虽然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佐藤内阁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据《每日新闻》（1966年10月17日）调查，内阁支持率下降到26.2%，创历届内阁支持率最低记录，不支持率达24.9%。另据《朝日新闻》（1966年11月30日）调查，支持率仅为25%，不支持率达38%。不支持的理由分别是，“政治腐败”占12%，“对佐藤首相不信任”占6%。[20]1966年末，大选在即，12月1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参加竞选的有佐藤荣作和藤山爱一郎，选举结果，佐藤荣作虽以289票当选，但和预计的315票相差甚远，藤山得89票，没有参加竞选的前尾繁三郎也得47票。总裁选举之后，佐藤立即着手安排党和内阁的人事（第三次改组内阁）。川岛副总裁和田中干事长作为“黑雾事件”的替罪羊引退，大藏大臣福田赳夫改任干事长。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换班，一律起用新面孔。从派阀上来看，佐藤派6人，三木派3人，福田派、前尾派、石井派各2人，藤山派、中曾根派和松村派受冷遇，因此，中曾根康弘称这次改组为“单翼飞行”。[21]

这次改组最引人注目的是更换了田中角荣干事长。田中在佐藤从池田手中攫取政权的活动中立过大功，为佐藤派筹集过相当多的资金，但佐藤派的资深议员对田中的位高权重颇为不满，他们集中在福田的周围，形成了反田中的势力。佐藤对田中的冒尖也开始存有戒心，于是将干事长的重任交给福田，表明将来有让福田接班的意向。

在第三次改组内阁的1966年12月3日，临时国会开幕，但抓住“黑雾”问题不放、欲迫使政府早日解散议会的在野党，一开始就对国会采取抵制态度，因此，临时国会是在全体在野党缺席抵制下由执政党单独进行的。在这期间，社会、民社、公明、共产四党发表了“团结起来迫使政府解散议会”的共同声明。临时国会在这种反常状态下休会，佐藤内阁看到只有解散议会而别无他法打破僵局，便于12月27日召开通常国会，解散了众议院，舆论界称这次解散为“黑雾解散”。

1967年1月29日举行大选。这次大选中自民党虽然保住了政权，但得票率由原来的54.67%下降到48.8%，首次降到50%以下。自民党的议席也由原来的283席减少为277席（包括追加公认在内为280席），议席率由原来的60.6%下降为57%。在野党中，社会党的议席也略有下降（由144席降至140席），共产党的议席依然是5席，民社党却由原来的23席增加到30席，首次参加竞选的公明党一举获得25个席位。由此可见，佐藤时期明显呈现出在野党多党化倾向。[22]

大选之后，1967年2月17日，第二届佐藤内阁（1967.2.17—1970.1.14）成立，内阁成员仍是原班人马。1967年11月，访美归来的佐藤立即着手改组内阁。在党的方面，川岛再次复出，担任自民党副总裁，福田留任干事长。在内阁方面，宫泽喜一留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中曾根康弘入阁任运输大臣，佐藤心腹保利茂复出任建设大臣。如按派阀分配，佐藤派7人，三木派3人，福田派、前尾派各2人，川岛派、船田派、中曾根派、森派、石井派各1人。

这一人事安排引起田中角荣的不满，因为他不但没有进入党内“三巨头”的行列，而且福田的亲信保利茂再次入阁，这也是田中所不情愿的。但是，福田派也遇到了麻烦事。1968年2月，福田派农林大臣仓石忠雄公然声称：“现在的宪法是外力强加于我的，拥有如此荒谬宪法的日本，如同美国的小媳妇一般。”于是，在野党一致追究仓石的鹰派言论，引起国会的混乱。

4月的东京都知事选举，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势。自民、民社、公明、社会和共产等政党分别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结果，社会和共产两党联合推荐的美浓部亮吉当选，给自民党以重大打击。

1968年7月参议院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基本上维持原状。11月总裁选举，佐藤竞选连任，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也出马竞选。结果，佐藤以249票当选，三木和前尾分别获得107票和95票（投票总数为453票）。在此次选举后的人事安排中，田中角荣复出任干事长，铃木善幸在前尾派的协助下出任总务会长。内阁中的核心人物是，藏相福田赳夫、官房长官保利茂、外相爱知揆一。从派别构成来看，佐藤派6人，福田派、石井派、三木派、前尾派各2人，川岛派、村上派、船田派、中曾根派、藤山派各1人。

1969年12月2日，众议院解散，在27日的大选中，自民党大胜，得288席（含追加公认为300席）。社会党大败，由原来的144席减为90席。民社党得31席，与原来的30席基本持平。共产党由5席增加到14席，公明党由25席跃进到47席。自民党议席率为59.3%（含追加公认为61.7%），有所上升，但得票率（47.6%）却下降了。大选之后，第三届佐藤内阁（1970.1.14—1972.7.6）成立，在随后的党政人事安排上变动不大，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党的方面，田中角荣任干事长；内阁方面，宫泽喜一和中曾根康弘分别出任通产大臣和防卫厅长官。

自民党这次大选获胜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选举策略上，自民党采取使候选人集中的办法，而不是像在野党那样乱立候选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在野党的多党化帮了自民党的忙。第二，佐藤内阁的归还冲绳政策基本上是得人心的。据《每日新闻》调查（1969年12月5日），认为佐藤首相的归还冲绳谈判是“成功”和“基本上成功”的，约占被调查者的77%。从这一点上看，社会党在冲绳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反而失去了选票，导致选举失败。第三，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佐藤上台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65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966年11.4%、1967年13.4%、1968年13.6%、1969年12.4%（《朝日年鉴》1973年版），每年都超过10%，增长幅度超过了池田内阁时期。[23]

佐藤政权凭借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这一有利时机，在1970年6月《日美安保条约》十年期到来之前，为自动延长这一条约大肆进行活动。自民党总务会为避免修改《安保条约》所引起的混乱，决定采取自动延长的方式，因为自动延长不需要国会批准。在野党为反对自动延长也展开了一些斗争，但由于革新政党内部不团结，所以，这次反安保斗争没有形成气候，这样，佐藤政府平稳地度过了“1970年的安保关”。

1970年10月29日，自民党总裁选举。由于自民党在1969年末的大选中获胜，佐藤第四次连任总裁的呼声很高，尤其干事长田中角荣极力主张。因为如果佐藤不连选连任，必由福田接班，这是田中所不愿看到的，所以田中力主佐藤连选连任。后来中间派也开始支持佐藤，这样，本来期待接班的福田也只好随声附和支持佐藤。竞选者除佐藤外，只有三木宣布出马竞选，结果佐藤以353票第四次当选总裁，三木得111票。上次出马竞选的前尾繁三郎，在中间派川岛副总裁的劝说下决定放弃竞选。川岛在岸派分裂时曾与福田争夺派阀首领交椅，由此二人结下积怨，这次川岛站在中间派的立场支持田中，并劝说前尾放弃竞选。

不过，前尾放弃竞选是有条件的，对前尾的去就，在川岛、田中与前尾之间已早有约定。但佐藤并未完全兑现，总裁选举后，佐藤没有依照惯例对党政人事进行调整。为此，前尾感到受了戏弄，前尾派内的强硬派也责难前尾，结果，大平正芳取前尾而代之，成为前尾派（大平派）的新领袖。池田派上至池田勇人，下至宫泽喜一，中间历经前尾、大平和铃木善幸，五人中唯有前尾没有登上总裁和首相的宝座。

但是，四选连任之后，佐藤已经显得黔驴技穷，没有了锐意进取、积极解决重大问题的气势，尤其在1971年6月《冲绳归还协定》签订以后，佐藤内阁已呈斜阳西下之势。协定签订之后的1971年6月27日，举行了参议院第九次选举，这也是佐藤内阁时期的第三次参议院选举。这次选举中，自民党仅得62个议席，比上次的69席和上上次的71席都有大幅度下降，勉强维持住过半数议席，但离稳定半数相差甚远，人们开始议论“保革逆转”的可能性。据《朝日新闻》（1971年6月8日）调查，佐藤内阁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为46%，后者大大高于前者。不支持的理由为：一、已到政权交替时期占11%；二、对首相不信任占9%；三、物价高、生活不稳定占7%；四、对内阁不信任占6%。由此可见，佐藤政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参议院选举后不久的1971年7月，佐藤进行了最后一次内阁改组，党政人事做了全面调整。党内“三巨头”是，干事长保利茂、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政调会长小坂善太郎；内阁方面，外相福田赳夫、通产相田中角荣、官房长官竹下登。但是，随后不久，接踵而来的两次“尼克松冲击”给佐藤内阁以沉重打击，一是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实行“越顶外交”，瞒过日本发表了以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为目的的“访华声明”；二是同年8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为保卫美元的、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日本仅靠日美关系来解决外交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自民党必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1972年5月，冲绳施政权正式归还，这给佐藤多少带来一些慰藉，但佐藤也许早就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归还不久的6月17日，佐藤便表明辞意，7月6日，执政7年又8个月的佐藤政权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