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内阁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密不可分的。一提到池田内阁，便首先使人联想到收入倍增政策，可以说，池田内阁“始于斯，终于斯”，甚至可以说，收入倍增政策是池田内阁的全部。

第二届池田内阁成立后不到20天，1960年12月27日，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在今后10年内，使国民实际收入增长一倍。

但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池田内阁首先提出。1957年岸信介内阁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时，当时的自民党副干事长福田赳夫曾针对大来佐武郎（当时任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的说明反问过：“难道不能用倍增这个提法吗？”[13]1959年1月，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出“未来日本经济的设想是建设福利国家，为达此目的，作为其具体形式应提倡‘工资倍增’”。工资倍增的前提条件是提高生产力。为此必须积累资金、引进技术、扩大贸易、确保市场等。池田得此启发，开始提倡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收入倍增论。1959年6月，池田为支援本派候选人竞选参议员到各地游说，作为自己执掌政权的政策，第一次提出了“月薪倍增”的口号。1959年12月，池田去广岛选举区时，向随从记者发表了“月薪翻一番论”。[14]由于“月薪倍增”有将农民、中小企业者排除在外之嫌，根据宫泽喜一、大平正芳等人的建议，改为“国民收入倍增”。

池田的这一构想出人意外地受到欢迎，岸信介首相和佐藤藏相在秋天的国会上声明，将从1960年度预算开始实施此项计划。经济企划厅则表示反对，理由是，“新经济计划”（1958—1962年）尚未结束，以20年为目标的“长期展望”正在作业之中，要求该项作业完了之后再制作倍增计划，但在内阁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协助制订。自民党经济调查会用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于10月发表了“国民收入倍增构想”。于是，这项计划便成了岸内阁的三大政策之一。由经济高速增长达到国民收入倍增的政策，至此已具雏形。

但是，主张政治主义的岸信介内阁当时正热衷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反安保斗争又把岸内阁搞得狼狈不堪，所以“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列入岸内阁的政策，但并未实际推行。

池田内阁成立后，政策重心试图由政治转向经济，9月3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为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倍增，必须努力使今后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15]9月5日提出的自民党选举“新政策”，也规定了同样的方针。财界也对池田内阁这一旨在恢复自民党声誉的政策表示完全赞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审议会的答询报告，于1960年11月1日提交池田首相，12月27日经内阁会议正式通过。

池田内阁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网罗了一批有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的智囊团，其中包括大藏省出身的幕僚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宫泽喜一，经济评论家、学者高桥龟吉和稻叶秀三，以及银行和经济研究机构专家下村治、田村敏雄等人。当时在制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问题上，曾发生下村、田村论战。前者主张增长率为11%，后者坚持应为7.2%。池田虽倾向于下村的观点，但为慎重起见，确定了前3年年增长率为9%，10年内年增长率不低于7.8%，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由经济审议会提交的这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咨询报告，长达8万余字，经250位专家讨论和召开152次会议审议之后拟出。该计划全面阐述了制定计划的方针、计划的总目标和年度分目标，政府在实现计划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手段，私人经济的地位与方针，产业结构的分布与调整设想，10年后国民生活的展望等诸方面问题。计划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完全雇用”为目标，用提高生产、多产多销、增加企业利润和实现工资翻一番这些浅显而有**力的道理，唤起了人们努力生产进而改善生活的希望。

池田内阁在1960年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客观条件也基本具备。“神武景气”之后出现的“锅底萧条”出乎意料地短暂。1959年初，又出现了“岩户景气”。这次繁荣持续了两年多，持续高速增长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神武景气”阶段，人们普遍认为，高速增长是短期的现象，很快再回到低增长是正常的；而“岩户景气”时，则产生了高增长的持续反而是常态的看法。

池田在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根据自由竞争和“经济合理性”原则，人为缩小了政府对私人经济的保护、限制范围，主要采取间接指导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公共交通服务设施、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等）的投资，通过改变国家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影响私人投资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税或把自然增收的部分税收用于减税等方面，积极为私人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倍增计划》是把重点放在实现计划的“倍增政策”上，而不是计划规定的数字上，目的是要通过高速增长来推进日本经济的现代化。

在国营、民营混合的日本经济中，经济计划的作用是：一、从长远观点出发决定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二、通过预测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向，发现今后将面临的问题，从长远考虑，提前制定相应的对策；三、通过明确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民间主体活动起主导作用，站在国民经济立场上，调整国民各阶层和各界的利害关系；四、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对国民经济的解释应起到启蒙作用。《倍增计划》忠实地贯彻了这几点，是一个卓有成效的计划。

《倍增计划》在“以增长为基轴，以稳定为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提出了如下五个中心课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的稳定。

《倍增计划》高度评价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能力，没有采纳当时多数人认为的“增长到顶论”，决定通过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接近国际水平。从积极方面讲，《倍增计划》与以往的经济计划相比，是一个雄心勃勃、乐观的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规定的目标是“10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一倍”。为此，测定年平均增长率为7.2%。规定这一增长率的依据是，1947—1952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5%，1953—195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3%，岸内阁时期的《新长期经济计划》规定年增长率为6.5%，而实际增长率也大大超过。所以，从以往的经济增长实际成绩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规定的7.2%并不高。实践证明，后来10年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倍增计划所规定的数字，年率达10%左右。原来估计前5年增长率稍高，后5年由于受劳动力不足等影响可能会降低，但结果是后五年比前5年更高。

总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是成功的，在计划内10年中，日本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原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10年内增长2.66倍，即分别翻一番。实际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10年增长了4.16倍，国民收入10年内增长了4.10倍，都实现了10年翻两番，人均收入十年内增长3.62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就业问题得到充分解决。池田内阁时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日本，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最终年份是1970年，10年中日本经济所取得的成绩与倍增计划相比如下表。

表3.4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实际成绩对比

续表

注：1.?为1958年度价格，生产指数以1958年度为100。

2.年增长率系与1956—1958年平均增长率的比值。

资料来源：有泽广巳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版，第761页。

纵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执行情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一、充实了社会资本；二、充实了社会保障和提高了社会福利；三、重视了农业和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克服了双重结构；四、认为人的因素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民的潜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