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23日，岸信介正式宣布辞职。岸信介的下台，标志着他“重建日本”的梦想就此结束。岸信介内阁期间，他的修改宪法、小选举区制和修改“警职法”等梦想都先后破灭，只有以政治生命为赌注的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与人民的反安保斗争一起留下历史的一页。

自民党在反安保斗争中的最大教训，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济优先的道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池田勇人首相。

岸信介下台以后，规模空前的院外群众运动从国会周围销声匿迹，斗争焦点立即转入自民党内部，围绕后继总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初，岸信介希望通过协商产生总裁，川岛正次郎干事长出面协调，但有力人选石井光次郎和池田勇人主张公开选举，协调以失败告终后，遂决定于7月13日举行公选。所谓“公选”，就是由众、参议员加上92名地方议员代表选举产生总裁。通产相池田勇人、副总裁大野伴睦、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松村谦三和外相藤山爱一郎都跃跃欲试，表示要出马竞选，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池田勇人。于是，一场拉选票的总裁选举战开始。

池田和佐藤都是战后派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日本财界由于受“解除公职”的影响，也形成了一批战后型企业家。战后派政治家和战后型企业家有着相似的经历，从而产生一种亲密感和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池田派在这次总裁选举中从财界筹集到大量资金（据说达10亿日元），并得到了财界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池田派展开了大张旗鼓的拉拢工作，拉拢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把参议院议员和地方议员拉过来。首先，池田把佐藤荣作拉了过来。池田和佐藤是旧制第五高中（熊本县）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大藏省和运输省任职，进入政界后都作为“吉田学校”的优等生而崭露头角。但后来逐渐分道扬镳，成为政敌。两人公开分袂是在1955年保守势力联合的时候。池田加入自民党，而佐藤跟随吉田成了无党派人士。后来在选举鸠山之后的总裁时（1956年12月），池田在第一轮投票时支持石井，在第二轮投票时支持石桥，佐藤则始终支持他的哥哥岸信介。[1]

在这次总裁选举中，佐藤最初是想支持大野伴睦。因为大野如果当上总裁和首相，在较短时间内便可下台，只不过是个“过渡首相”。“让他下台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让主治医师帮忙，说他的血压太高，无法再担任首相的重任。”[2]这样佐藤便可以接替了。如果是资历和年龄差不多的池田上台，佐藤便没有出山的机会了。但是，由于在《安保条约》问题上大野没有支持岸信介，甚至与河野一起策动“倒阁”，引起岸的不满，所以在这次总裁选举中岸撕毁原来的“密约”（即岸允诺下台后由大野继任总裁，并按河野、佐藤的顺序接下去），决定不支持大野。大野知道失去岸支持后出山无望，所以没有答应佐藤的要求，于是佐藤转而支持池田，而佐藤的后台是吉田茂。

面对池田派的攻势，石井、大野、河野、三木·松村、石桥这所谓“党人五派”联合起来相对抗，结果形成石井、大野等党人派集团与推举池田的官僚派集团对决的局面。党人派认为，池田上台将会是一个“岸亚流”官僚政权。他们摆出一副团结一致的架势，约定联合起来对付池田，并决定由石井和大野出马竞选，这样，即使在第一轮投票中占第二、三位，在第二轮投票时通过“二、三联合”也可稳操胜券。但是，据大野派和石井派私下测算，每一派都认为本派在第一轮投票中将占第二位，所以都想在第二轮决选投票中搞第二、三位联合而当选。

到公选之前，突然发现情况不妙。藤山派决定在决选投票中支持池田，岸派和佐藤派更是支持池田，参议院议员大部分被池田拉过去，甚至石井派参议员也将倒向池田。另外，石井派内部不够团结，假如只剩大野一个人去参加决选投票时，石井支持者会不会全部去投大野的票也是个未知数。总之，大野得到的信息是，不管如何计算，大野派都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确保两派联合成功，大野不得不挥泪忍痛退出竞选，决定干脆推出石井一个人。于是在在投票当天的早晨，大野突然宣布退出竞选。[3]

为此，选举大会出现混乱，只好推迟1天。这期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虽然党人派联合召开了“阻止池田政权实现大会”，但官僚派也加紧了拉拢工作。首先，属于党人派的川岛正次郎倒向了池田阵营。因为川岛支持大野而不同意石井出马。另外，岸派和藤山派最后都决定支持池田。这样，第一次投票结果是，池田246票，石井196票，藤山爱一郎49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池田得302票，石井得194票，党人派以失败而告终，池田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7月18日正式成立第一届池田内阁（1960.7.18—1960.12.8）。[4]

围绕这次公选，自民党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党人派的失败和池田的取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是资金的多寡。据内部人士透露，大野派用于选举的资金为3亿日元，而池田派花了7亿日元，是大野派的两倍多。[5]如果采取协调方式，副总裁大野很有可能被暂定为总裁。正因为如此，池田拒绝了协调方式。另一方面，这次选举再次说明，自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派阀联合体。如果说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是从鸠山引退后，石桥湛山、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之间争当总裁开始，那么，到这次的总裁公选，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可以说是完全定型了。

池田在组阁时迫于岸、佐藤两派的要求，没有起用河野、三木·松村、石桥三派的人。阁僚中，池田派5人（包括首相），岸、佐藤、大野三派各2人，石井、藤山和中间派各1人。官房长官为大平正芳。在党的人事方面，副总裁为大野伴睦，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分别为益谷秀次（池田派）、保利茂（佐藤派）和椎名悦三郎（岸派），党政大权基本上由池田、岸、佐藤三派掌握，河野、三木、石井等党人派成为反主流派。

但是，选举结束之后，自民党的财政状况入不敷出。当时，自民党的日常经费开支是每月9000万日元，而财界向自民党提供的政治资金每月只有4000万日元左右，差额部分只好由总裁、干事长、主流派实力人物个人筹资填补。加之在应付反安保运动时花了一大笔会议费和宣传活动费，所以在池田接手政权时，自民党财政出现1亿日元赤字和4000万日元债务的亏空。另外还有数千万日元去向不明。第一届池田内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池田勇人1899年出生于广岛县农村一个酿酒之家，幼年聪明、顽皮。1925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后，入大藏省从事税务工作，不久因病去职，妻子亡故，经历了一场人生生死变故。后来，病愈后重回大藏省，升任主税局局长，直至日本战败。战后，池田开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48年升至大藏省事务次官，翌年当选为自由党众议院议员，并历任吉田内阁藏相、通产相和经济审议厅长官，主管政府经济事务，参与制定重要经济政策，在日本经济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池田深得吉田茂赏识和重用，被称为“吉田学校”的优等生。池田性格直爽、开朗，具有一定的“庶民性”，不像岸信介那样总是高高在上，用俯视的眼光看待民众。

吉田茂下台后，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把吉田势力一分为二，分头率领，形成池田派和佐藤派。作为自民党内“吉田学校”的头面人物，池田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历任自民党最高顾问、石桥内阁藏相、岸信介内阁藏相、国务相、通产相等要职，是自民党内“官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围绕岸政权问题，池田与支持岸的佐藤之间时而出现对立和矛盾，但最后还是赢得了佐藤的支持而组阁。

池田内阁刚成立时，战后最大的反政府运动——反对《新安保条约》的斗争余火未熄，举国瞩目的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争议还处在相持阶段，大规模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其势大有形成“整个工人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决战”的危险。社会党等在野党反对势力自不待言，就是在自民党内部，也因总裁争夺战而加深了派系间的隔阂。在选举中失败的“党人派”大有分裂自民党、另起炉灶的势头。

但是，也有对池田政权有利的一面。鸠山、岸信介内阁完成了日苏复交、加入联合国及修改《安保条约》的使命，使日本以独立国的面貌重新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花费精力。特别是经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后的国民经济，正处在从起飞阶段进入高速增长的前夜。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池田勇人上台伊始，就充分吸取了岸内阁采取强硬态度而招致反抗的教训，巧妙地利用有利因素，回避不利方面。池田内阁为了使人们忘却安保动乱的恶梦，尽量推迟大选的时间，决定把它放在4个月之后。并且改变针锋相对的态势，采取“低姿态”，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收买人心，公开提出“不打高尔夫球”“不去高消费娱乐场所”，用调和方式软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将国民的视线从政治引向经济，不失时机地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之，池田的政治就是“经济第一主义”。他认为只有国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才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所以他一直推行彻底的经济优先政策，在外交方面，虽然坚持安保体制，但始终采取鸽派姿态。

1960年9月5日，池田内阁发表了如下几项新政策：一、维护民主政治，改革行政；二、推行和平外交，确立安全保障体制；三、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实现完全就业；四、减税1000亿日元以上；五、扩大社会保障；六、制定农村、渔业基本政策；七、实现中小企业现代化；八、改革、充实文教，发展科学技术；九、加速制定青年问题对策。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

池田内阁的政策，首先着眼于改变岸信介时代的强权政治形象。在内阁组成上，尽量争取多数，减少官僚出身的阁僚，吸收竞选总裁时与之对立的党人派为主要阁僚，以调和党内矛盾，兼顾各派系的利益。阁僚成员分别由池田、佐藤、岸和藤山这新主流四派和大野、石井反主流二派组成。石井光次郎作为通产相入阁，党人派人物水田三喜男和小坂善太郎分别任藏相和外相。同时还任用了日本内阁史上第一位女大臣（厚生大臣中山正）。在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方面，池田内阁也贯彻“宽容与忍耐”精神，以协商态度来运营国会，不搞单独审议。自民、社会、民社三党首脑经常就重大问题协商交换意见，力求减少摩擦，避免直接对抗。

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发表公开演讲时，当场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浅沼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遇难后，池田立即命令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崎严辞职，并为悼念浅沼发表了演讲。在大选**时的11月12日，在社会党倡议下，举行了首次三党首脑电视讨论会。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将电视这一新的媒体作为政治舞台的宣传方式。

解决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争端，被认为是检验池田政治的“试金石”。当时，工会方面为反对资方停产和解雇政策，动员工人坚持了几个月的罢工斗争。资方以组织亲资工会复工相对抗，挑起工人间的流血冲突。警方出动1万名警察，动用装甲车、催泪弹等装备，开进三池地区去镇压，工会方面也从全国动员2万名工人与之对抗，形势异常紧张。池田主张，“三井三池问题虽然是当前社会治安的问题之一，但光靠增加警察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创造出社会秩序不至于动乱的国民信赖的政治”。从这种“低姿态”出发，他委派劳动大臣石井博英出面干预，经过多方面的反复协商，终于以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争端。

池田内阁的“低姿态”，博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和好评，但自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下来。在1960年11月的第36届临时国会上，池田发表了施政演说，随后解散众议院，于11月20日举行了大选。选举结果，自民党获296票（包括追加公认共300票），比解散前略有增加，取得了胜利。在社会党方面，由于新当选的书记长江田三郎推行灵活政策，获145票（解散前为122票），取得更明显的胜利。选举后的1960年12月成立了第二届池田内阁（1960.12.8—1963.12.9）。在人事安排上，自民党和内阁方面都变化不太大，自民党的副总裁、干事长、总务会长留任，政调会长由椎名悦三郎改为福田赳夫。表面看来，池田政权得到社会舆论和党内的支持。

但是，实际上，大选之后党内便出现批判池田的动向，理由是池田的路线与自民党内支持池田的派阀原来的期待不一致，所谓“低姿态”没有反映自民党的本来面貌。例如，吉田茂在选举之前给池田的信中称：“在这次内阁改组中，务必要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加强内阁，现在的低姿态，会使国民感到内阁软弱无力，反而威信下降，影响内阁的未来。倒不如把政策和国家放在首位，勇往直前。既然佐藤君表示鼎力相助，又有岸派和佐藤派配合，何必再左顾右盼。”[6]岸派和佐藤派也批评说，池田不顾原来的课题，一味讨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因为岸内阁遗留下来一些悬而未决的法案，在国会上一味采取低姿态，这些法案自然就通不过了。因此，社会上有人批评说池田内阁“无所作为”。党内则认为池田太软弱。

在1961年的国会上，执政党与在野党发生冲突。在“防卫二法”、《农业基本法》等问题上出现对立，尤其是《政治暴力行为防止法案》招致在野党的抵制。但岸派的福田赳夫政调会长和佐藤派的保利茂总务会长态度强硬，迫使池田内阁强行通过，其用意是，这样做说不定会引起国会混乱，导致池田内阁辞职。

1961年7月，池田访美归来后对自民党和内阁的人事安排做了较大调整。大野伴睦仍出任副总裁，起用心腹前尾繁三郎为干事长，佐藤派内最接近池田的田中角荣任政调会长，岸派中最接近池田的赤诚宗德任总务会长。这样，表面上池田、岸、佐藤三派体制并没有变化，但实际上是加强了池田的势力。在第一届池田内阁成立时，河野一郎因被排斥在外极度不满而想另立新党。在这次改组中，为体现派阀均衡的特点，河野一郎（农林大臣）、佐藤荣作（通产大臣）和藤山爱一郎（经济企划厅长官）等各派领袖全部入阁，大大增强了实力内阁的形象。

这期间，党内派阀之争并没有停止。岸信介派逐渐分化为藤山派、川岛派和福田派。福田赳夫公开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池田内阁的高速增长政策，主张稳定增长。池田对身为自民党政调会长的福田公开反对内阁重要政策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在不久进行的人事调整中换掉了福田。失去政调会长的福田纠集上百名各派中坚议员组成“党风刷新恳谈会”（后改为“党风刷新联盟”），继续批判池田，要求解散派阀。但是，在1962年7月的总裁选举中，池田以391票的绝对优势继续当选，反对票只有71票，这说明池田内阁的政策还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的。

进入1963年，池田内阁已在任三年，自民党内围绕池田后任的派阀之争又逐渐活跃。吉田茂仍力主由佐藤接班。但是，党内支持池田的大野、河野以及从岸派刚刚分化出来的川岛派这所谓“党人三派”，在内阁采取了孤立佐藤的政策，致使双方逐渐形成对立。

自从吉田内阁以来，日本的内阁基本上每年改组一次，这已形成惯例。在1964年的第三次总裁选举到来之前，池田对党政人事又进行了较大调整。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分别由藤山爱一郎和三木武夫担任，干事长前尾繁三郎留任。河野一郎继续留任建设大臣，佐藤荣作再次入阁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堪称是一个新实力内阁。但是，池田政府开始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池田为了把政权长期维持下去，于1963年10月解散国会，举行了池田内阁以来的第二次大选。选举结果，自民党获283票，比选举前减少13个议席，事实上以失败告终，社会党获144票，比此前减少一票。12月9日成立的第三届池田内阁（1963.12.9—1964.11.9）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表面上理由是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实际上反映了池田内阁的“末期症状”。

1964年7月，自民党举行第三次总裁选举，选举之前，围绕总裁职位，政局再次出现动**。佐藤荣作又跃跃欲试，出马竞选，派阀之争再度激化。早在这年1月，吉田茂就曾表示希望池田将总裁的位子让给佐藤，财界也为此出面调解，但被池田顶了回去。5月18日晚，佐藤给池田打电话，正式提出要池田让贤，池田则以“政权不得私下授受”为由予以拒绝。[7]支持池田的除池田派外，还有大野派、河野派、川岛派。过去的岸派已于1962年11月分裂为福田派和川岛派。支持佐藤的是佐藤派和福田派。藤山、石井、三木三派为中间派。一向反对佐藤的大野伴睦于1964年5月去世，这对池田无疑是一大损失。

1964年6月27日国会闭会。佐藤辞去科学技术厅长官职务，发表了竞选总裁的政策性文件《向明天挑战——回答来自未来的呼吁》，提出自己的政策构想。藤山也表示出马竞选。在7月10日的自民党大会上，池田、佐藤和藤山三派角逐总裁。佐藤和藤山之间达成“二、三位联合”的协议，石井派也转而支持佐藤。这样，选举结果，投票总数为478票，池田得242票，佐藤得160票，藤山得72票，滩尾得1票，3票无效，池田以微弱多数第三次当选。选举之前，池田派自信将以40票之差取胜，结果仅以4票之优势勉强过半数，这对池田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时他曾对亲近者透露：“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8]尽管如此，池田还是改组了第三届内阁。新内阁除河野一郎（副首相规格国务大臣）、田中角荣（大藏大臣）和赤诚宗德（农林大臣）外，其余都换成新人。但是不久池田便因患喉癌住院，10月10日，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池田带病出席，这也是池田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10月25日，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池田在医院宣布辞职。11月9日，池田内阁总辞职。自民党总裁因病辞职的只有石桥湛山和池田勇人二人。

长于经济的池田，在外交方面并不十分擅长，所以组阁以来池田的外交活动仍然着眼于发展经济和扩大贸易等经济活动，也就是开展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外交”。

1961年6月，池田出访美国和加拿大。池田内阁对美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继承安保体制，一方面修复因安保斗争而受影响的日美关系，提高两国间的协调和信赖关系。访美期间，经与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会谈，成立了日美经济委员会，把日美经济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11月，池田历访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四国，就扩大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一年以后，又对德、法、英、比、意、荷等国进行了访问。1963年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池田希望通过这些访问，恢复和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成为与美国和西欧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世界三大支柱之一。当然，在高速经济增长政策下日本经济实力的扩大和加强，是支持池田积极外交的基础。

在中日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池田内阁对岸信介政府中断了的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又有所恢复和发展。1962年9月，自民党亲华派代表人物松村谦三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会谈；11月9日，日本的高碕达之助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签署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又称“廖高贸易”或“LT贸易”）；1964年，双方互设“廖高贸易办事处”，成为两国开展民间贸易的常设机构，这一“LT贸易”方式一直执行到1967年。但是，由于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和吉田茂反共亲台思想的掣肘，在日中关系问题上，虽然与岸内阁时代相比有所改善，但实质上进展不大。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池田的“经济主义”也还是有其局限性的。例如，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危机”，[9]池田首相表示支持美国。古巴危机后不久的11月，池田访问欧洲，与英国首相马克米兰会谈时声称：“如果日本拥有军事力量，我的发言权恐怕要比现在大10倍。”1963年5月池田访问联邦德国时，看到有关西德军备的新闻报道后，情不自禁地说道：“日本也必须拥有核武装呀！”在场的伊藤昌哉秘书赶紧提醒他说：“广岛出身的政治家可不能说这些话。”[10]

据《朝日新闻》的社会舆论调查，从自民党成立后的首次内阁——鸠山内阁到1993年自民党分裂时的宫泽喜一内阁，在这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不支持率一次都没有超过支持率的内阁只有池田内阁（只作过一次舆论调查的石桥内阁除外）。可以说，在“五五年体制”下，在自民党的15名首相中，总的讲，池田是最稳定地受到日本国民信任的首相。[11]

池田内阁时期，自民党内部的派阀之争并没有平息下来。如前所述，这期间，岸信介派逐渐分化为藤山派、川岛派和福田派。另一方面，自民党内出现以福田赳夫为首的要求解散派阀和推行政党现代化的呼声。1961年1月，池田首相成立党组织调查会，表示出积极对待自民党派阀问题的姿态。1962年10月，任命三木武夫为第三任组织调查会会长。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于1963年10月提出了一份关于“党现代化”的报告。报告提出以下几点：一、无条件解散所有派阀；二、废除按派阀平衡安排人事的做法，做到人适其位，位适其人；三、政治资金统一交党总部，限制个人后援会接受政治资金的额度；四、改革选举制度，实现以政党为主的选举；五、担任过总裁和议长的人组成顾问会，由顾问会推荐党总裁，总裁任期为3年；六、扩充政务调查会；七、个人后援会的骨干成员加入党组织，以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八、进一步发展“国民协会”，以充实党的财政。[12]

自民党虽然接受了这一报告，一度宣布解散派阀，但1963年11月大选刚刚结束，各派又立即恢复活动。总之，调查会的报告完全是一纸空文。此后，在历次总裁选举和大选中，自民党的派阀都起了关键作用。在自民党的历史上，多次高喊“解除派阀”，但最终总是不了了之，因为派阀是与自民党共生共存的东西。即使口头上说解散派阀，声称在人事安排上要“人适其位，位适其人”，但实际上谁“适”谁“不适”，是很难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