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在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之下，加强日美军事同盟，让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使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非武装条款变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有使日本重新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因此，从日美开始谈判时起，一直到新条约自然生效，日本国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安保群众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全国共组织了23次统一行动，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这一斗争，是战后日本人民掀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日本人民建立了全国统一领导机构，创造了统一行动这一斗争形式，形成了超越党派、阶层和信仰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反安保斗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谈判阶段、签署阶段和签署以后。

1958年10月4日，岸信介首相、藤山爱一郎外相就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开始正式谈判。此后，藤山外相与麦克阿瑟大使又接连举行谈判。此间，岸内阁向国会提出了“警职法”修改案，曾引起了一场日本人民反对修改“警职法”的斗争。可以说，反对“警职法”的斗争也就是反安保斗争的序幕和前哨战，并为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日美之间修改《安保条约》的正式谈判开始以后，日本国内反对《新安保条约》的斗争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

1959年3月28日，以社会党和“总评”等为首的134个团体联合召开了“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成立大会，通过了“以国民的力量阻止修改《安保条约》，争取废除《安保条约》”的中心口号，同时指出，日本“不得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和军事同盟”，“只有保持中立才是真正保证日本安全的道路”。“国民会议”从1959年4月15日组织第一次统一行动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共举行了23次包括集会、游行、罢工、集体休假等在内的统一行动。

“国民会议”成立伊始，1959年3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伊达秋雄宣布：因“美军驻扎日本违反宪法”，故对因参加反对砂川基地的斗争而被起诉的7名被告宣判无罪。这就是有名的“伊达判决”。这一判决虽然后来被最高法院驳回，但它在宪法和《安保条约》的关系方面做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解释，反映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鼓舞了斗争士气，有力地支持了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和反安保斗争。

反安保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开始便与其他斗争结合起来，推动了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例如，第四次统一行动（1959年7月25日）与煤炭工会斗争，第五次统一行动（8月15日）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第六次统一行动（9月8日）与反对“教师考核评定”斗争，第七次统一行动（10月20日）与煤炭工会斗争相互配合等，壮大了声势，促进了运动的广泛发展。当然，反对“警职法”的斗争和“伊达判决”也是与反安保斗争相互结合的很好例证。

1959年秋季以后，日美之间的谈判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拟定将于1960年初签署《新安保条约》。为此，日本的反安保斗争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1月27日，“国民会议”举行第八次统一行动。据说游行队伍有两万多人冲入国会院内。当时国会正在审议日本与南越当局的赔偿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军**最严重的是越南北方，在南北越南分裂的情况下，应给北方以更多的赔偿，但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越南政策，只与南越签订赔偿协定，并视南越为整个越南的代表。这个问题暴露了岸内阁东南亚政策的本质，招致在野党及广大民众的不满，由此也产生对修改《安保条约》不满，引发了游行队伍冲击国会的事件。

在这关键时刻，“国民会议”内部围绕安保斗争的策略问题发生分歧。1960年1月，岸信介将率团前往美国签署条约，“国民会议”原准备在羽田机场发起的阻止岸赴美的活动因意见不一致而被取消。但日本学生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学联”）不同意“国民会议”的方针，于1月16日岸信介赴美这一天，“全学联”的700名学生在羽田机场静坐，阻止岸信介一行去美国签署新条约和新协定，同警官队发生了冲突。岸信介在严密的防范措施下像逃跑一样离开日本。1960年1月19日，《新安保条约》和《新行政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1960年2月5日，岸内阁将《新安保条约》提交国会。反安保斗争也从阻止签订进入到阻止批准的阶段。《新安保条约》在国会审议阶段，朝野政党之间争论的焦点是“远东范围”条款问题。岸信介内阁在国会答辩时表达政府统一见解认为“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围地区”，台湾、韩国及苏联的沿海州“也包括在内”。这更激起了日本人民的不安。

在1960年4月15日至26日的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中，群众高呼“阻止批准《新安保条约》”“打倒岸内阁”“解散国会”等口号，递交了有330万人签名的17万份请愿书。4月26日，出现了8万名请愿者终日不断涌向国会的局面。这天中午，“全学联”主流派约5500人在国会正门前与警官队发生冲突，结果有28人受伤。到5月14日为止，请愿签名人数达1350万人。“全学联”主流派游行队伍在国会周围同警察和右翼分子再次发生激烈冲突，国会内外相互结合，使自民党强行通过的企图受挫。

但是，5月17日，自民党要求延长国会会期，以便在5月19日的国会上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及其有关法案。此间，国会门前每天都有从东京附近各县来的请愿者乘坐的成排的汽车和穿着各种服装的大队人群。在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理事会上，朝野政党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所述，自民党议员单独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条约》及其相关法案。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岸内阁利用议会多数派的形式，践踏议会民主政治的伎俩。同时也说明，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的紧迫性已经达到不顾一切的地步，连自民党的重要派别、岸派的合作者、通产大臣池田勇人在表决当天接见记者时都说：“今天这样通过安保，我是没有想象到的。”[24]同时，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自民党的议会政治观、政党观和政治道德观。这样做的结果，说明议会不是审议的场所，而是沦为以表决形式使内阁强权政治合理化的场所。

岸内阁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日本社会各界和舆论界的极大愤慨和批判。5月20日，“国民会议”发表声明称：“今天，充分暴露了岸信介与韩国的李成晚完全相同的本质。我们绝对不承认这样非法延长会期。我们要求否认议会政治、践踏民主的岸内阁总辞职，立即解散丧失权威的国会。”“总评”也发表声明表示：岸内阁“已具有法西斯性质”，“30天以内打倒岸内阁，为粉碎昨天的表决而斗争”。当天，各大报纸纷纷发表了抨击自民党强行表决的社论。

正当岸信介热衷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候，国际上也在发生着不利于岸政权的变化。1960年5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上宣布说，苏联用火箭击落了侵入苏联领空的U-2型美国间谍飞机；9日，又警告说：“如果再从空中对苏联进行挑衅，苏联将在击落入侵飞机的同时，把火箭的矛头对准飞机的基地。”当时人们都知道，美国在海外基地共驻有7架U-2型飞机，其中3架就驻在日本。这一事件表明，《新安保条约》的签订，显然会增加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与此同时，从1960年4月开始，韩国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李成晚傀儡政权的示威游行（所谓“四月革命”），为此，韩国议会被迫做出要求李成晚总统立即辞职的决议。李成晚于4月27日提出辞呈，随后流亡美国。

在这一国际形势下，岸信介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采取的孤注一掷的行动，更激发了日本人民的反岸情绪。许多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反对声明，连日举行游行静坐示威，要求岸信介下台。但岸信介态度强硬，他在5月23日对自民党“三巨头”表示决心说：“在新安保批准之前，既不总辞职，也不解散众议院。”并在记者面前狡辩说：“日本是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自民党议员，大多数参加了《安保条约》的表决。因此，从法律上讲，这次表决是没有错误的。”[25]

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之后，反安保斗争更推向了一个新的**。5月31日开始开展第十七次统一行动。6月4日，举行了以“国铁”工会和动力车工会为中心的政治大罢工。在此之前，日本提出过明确政治目标的罢工只有两次：一次是1952年的“劳斗”罢工（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和反对修改《劳动关系法》），另一次是1958年反对把“警职法”改得更坏的罢工。这次“六·四”大罢工是战后规模最大的罢工，据说有76个行业工会和460万人参加。这次罢工说明，“反岸情绪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与此同时，商店也“罢市”，据说在全国达2万家。6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哈格蒂为安排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来到东京，被15000人的游行队伍所包围，哈格蒂被警察救出，乘直升飞机逃进美驻日使馆，被迫于翌日离开日本。6月12日，艾森豪威尔开始了包括访日在内的远东之行。6月14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日美新安保条约》。6月15日，日本全国110个工会、560万人举行第二轮罢工。游行队伍在国会前同警察和右翼分子发生冲突，造成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死亡、182名学生被捕和1000多人负伤的流血惨案，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愤慨，也轰动了全世界。

岸信介内阁决心不惜代价于5月19日通过《新安保条约》，本来是想作为艾森豪威尔6月20日访日的见面礼。但是，自从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条约》后，要求中止或延期艾森豪威尔访日的运动更加活跃。5月25日，社会党代表会见麦克阿瑟大使时，递交了要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的公开信。学者和知识分子团体也发表了许多要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的声明。另外，自民党内部和财界对艾森豪威尔访日也发生了动摇。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向岸信介建议延期，内阁成员中不少人也主张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经济同友会也提出类似要求。在此期间，岸信介曾多次要求防卫厅长官和国家公安委员长出面收拾局势，维护治安，以实现艾森豪威尔访日，但均以警备力量不宜过多干预政治为由被拒绝。所以在人民群众的迫使和内部势力的抵制下，岸内阁不得不在16日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推迟艾森豪威尔访日（实际上是中止）。

6月19日零时，《新安保条约》自动成立。岸在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描述：

……最近发生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使我感慨无量。从6月18日到19日早晨，我是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度过的。到了18日晚间，我让聚集在官邸的各位阁僚回到各自的机关去了。这是因为官邸有被暴徒袭击的危险……只有我的弟弟佐藤荣作留下了……

我已下定决心，只要完成了安保条约的修改工作，被人杀了也没有关系。死在首相官邸反而可以瞑目。因此我在想，如果要杀的话，杀我一个人好了。但是弟弟说“不能把哥哥一个人留在这里”，于是就两个人困守在官邸里了。当19日零时自动通过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26]

6月20日至23日期间，仍有数十万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示威。22日，“总评”等工会组织620万人举行了大罢工。“国铁”有近1100次列车停驶或晚开，东海道线处于全线瘫痪状态，这种局面还是有“国铁”以来的第一次。

23日，日美双方在极其严密的防范措施之下交换了批准书，《新安保条约》生效。以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为政治赌注的岸信介内阁终于完成了其政治使命，在交换批准书的当天正式宣布辞职。从1957年2月15日成立到1960年7月15日辞职，历时三年多的岸信介政权就此结束。

岸信介外交的基本路线，是日本民主党时代提出、自民党继承下来的所谓“自主的国民外交”。但是，《新安保条约》是以坚持日美军事同盟为前提的，如果条约中写明美军对日本的防卫义务，也就必须要写上日本对美军的“合作”义务，而且这种对美从属关系是以反华反苏为其前提条件的。岸信介不摆脱日美同盟的框架，不独立自主地考虑日本的和平战略，就谈不上是什么“自主外交”。当然，岸信介作为统治所谓“满洲国”的实力人物和东条内阁的阁僚，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的“国民外交”。

有人认为，如果不全面修改《安保条约》，不为向访日的艾森豪威尔献“见面礼”而强行延长国会会期并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岸信介内阁肯定还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许能做更多的事情。[27]但是，作为一个政客，岸信介始终坚持“政治主义”的信条，他认为，首相就该在外交和政治上下功夫，不能专搞经济，经济工作是官僚们做的事。所以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是必然的。但是，由此而引起规模如此巨大的反安保斗争，却是岸信介未曾料到的。其后的历届内阁（从池田勇人到福田赳夫）都接受岸信介的教训，不敢把这种“政治主义”放在首位，而是推行经济优先的路线，这可以说是岸信介的一个“反面贡献”了。

我们姑且把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从开始到结束的纷争过程称为“安保修改型政治过程”。它与前述的“警职法”修改问题的纷争过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参与纷争的主要势力有：1.政府与自民党主流派；2.自民党反主流派；3.社会党；4.院外群众运动。

在这次斗争中，首先暴露了执政党内部的政府·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矛盾。政府·主流派是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巩固长期政权而提出该法案的；而反主流派则是一方面施以牵制之术，一方面等待时机，认为不论政府失败还是成功，都会对自己有利。所以时而采取合作态度以图承袭胜果，时而通过倒阁手段摘取政权。总之，岸内阁在修改《安保条约》的问题上未能取得执政党的充分合作。加之岸信介与其胞弟佐藤荣作关系过于密切，疏远了其他派阀，从而也加深了党内矛盾。

其次，社会党在这次斗争中，一方面在议会内部强烈反对政府的提案，在议事安排上拖长了会期，同时又使国会的审议陷入混乱无序而又议而不决之中，迫使自民党采取了延长会期并强行通过法案的非常手段而引起公愤，充分发挥了第一大在野党通过议会开展斗争的作用，体现了“五五年体制”的基本特点。

声势浩大的院外群众运动是这次反安保斗争的突出特点。反对新安保的斗争，是战后日本人民在经济走向繁荣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是战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运动的最高峰。在这场斗争中，建立了“国民会议”这样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创造了“统一行动”的斗争方式，有鲜明的斗争目标和口号，实现了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这场斗争参加阶层之广、斗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农村人口（第一产业人口在1960年占日本总人口的32.6%）大批流入城市，城市急剧膨胀，社会的多元化和流动化即“大众社会化”正迅速发展。在繁荣带来的激变之中，社会的失范现象扩大，人们渴望打破传统的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第二，日本人民对15年前的战争尚记忆犹新，修改“警职法”和《安保条约》，不管有其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仍会勾起人们心中的创伤和不安。而且，战后15年来已经接受“民主教育”的日本人民，不能再容忍无视议会民主、强行表决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如果把日本人民的这种不安和不信任感再同岸信介的战犯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对出现如此强烈的反抗运动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岸信介的亚洲政策使人们联想到他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他一味追随美国、一心想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行为，更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感；第三，从国际上看，当时苏联和中国对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都做出强烈反应，一致认为新安保是一种以中苏两国为假想敌的日美军事同盟，“远东条款”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当时的U-2型飞机事件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安保条约》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对立，增大了战争的危险性。因此，日本人民坚决反对岸信介再次把日本带进战争的深渊；第四，大众宣传媒体对这次反安保斗争起到了鼓舞士气、沟通信息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日本全国的新闻广播网已经建立起来，电视网也正在全国形成（1960年的电视普及率为33.2%）。电视所传达的游行示威等场面，给观众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无形中起到鼓舞人心和发动群众的作用；第五，以“总评”为核心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修改“警职法”和修改《安保条约》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但是，在反安保斗争中，也始终存在着内部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在斗争目标和手段上严重对立的情况。在社会党内部，围绕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左右两派的分歧又突出出来，最终导致以西尾末广为首的右派于1960年1月24日正式成立民主社会党（后称民社党）。

反安保斗争作为日本“战后”型反体制斗争，是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概而言之，岸信介政权与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关系，犹如鸠山内阁与日苏关系正常化、池田内阁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田中角荣与“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等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其结果不论成功与失败，作为历史的一页，将永远留下浓重的一笔。

对岸政权的是非功过，这里无意做全面的评价。但至少在以下几点是值得回味和思考的。

第一，岸政权确立了“保守本流”的地位。所谓“保守本流”，一般是指相对“党人派”而言的官僚派，尤其是与吉田茂关系密切的官僚势力。但是，根据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北冈伸一教授的理解，所谓保守本流，首先应该从外交的角度来界定。由吉田茂铺设的日美协调路线应视为保守本流的本质，而是否官僚出身以及与吉田茂关系等方面则是次要的。至于是经济重视型对美协调还是安保重视型对美协调，也应放在次要地位，因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28]如果把保守本流定义为“试图维持、加强日美协调路线的势力”，那么，保守本流的确立可以定在1959年6月，因为这时岸信介完成了参议院选举之后的内阁改组，反主流派池田勇人力排众议，毅然入阁，从而岸·佐藤·池田三派在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上达成共识，为后来日本长期推行日美协调路线打下了基础。

第二，如果把短命的石桥内阁忽略不计，那么岸内阁则是战后日本唯一在两大政党体制下诞生的内阁。不过，在岸内阁的末期，民社党已经成立，所以严格说来，两大政党制下的岸内阁是截止到1959年11月。但无论如何，过去多元化的保守势力统一归入自民党这一单一政党之下，形成一元化政党，这是事实；通过一元化政党，集约、强化了保守势力的影响，也是事实。岸政权正是以这种集约、强化的保守势力为背景而推行其强权政治的。

岸信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培养起来的官僚、政治家，所以战后复出以后，他还是靠政治官僚的老一套办法行事。战前的日本，官僚政治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是法西斯式的所谓“灭私奉公”的原则，所谓“公”，无非就是官僚的意志。在岸信介看来，与战前官僚统治格格不入的新生政治势力，诸如社会党、“总评”“日教组”等，都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元凶，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万恶之源。在“教师考核”和“警职法”修改等问题上岸政权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经历了战后改革的日本，民主化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岸信介的强权政治和“政治中心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国民的抵制和反抗。“警职法修改案”以审议未了而收场和反安保斗争最终迫使岸信介下台，证明战后日本民主势力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作为战前官僚政治家的岸信介看不到这一时代的变化，试图把“现在”拉回到“过去”，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并把自己定位于反动立场。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也。

当“反动”终于不能改变现状这一事实被证明之后，就出现了试图把无法改变的现状保留下来的所谓“保守主义”。岸信介之后的池田勇人，就是这样一个把保守主义具体化了的政治家。从这一意义上说，岸信介作为反面教材，使自民党接受了教训，从而构筑了池田和佐藤时期这样一个自民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这也可以说是岸信介对自民党的一大贡献。所以日本有人认为，如果再把岸信介在保守党合并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并考虑进去，岸信介可谓“自民党长期政权之父”。[29]不过，这一长期政权到头来也未能实现岸信介所力主的“修改宪法，从根本上重建日本”的初衷。

注释

[1]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192页。

[2]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3]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01页。

[4]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卷，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100页。

[5]岸信介、矢吹一夫、伊藤隆：《岸信介回想》，文艺春秋社1981年版，第196页。

[6]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06页。

[7]同上书，第208页。

[8]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51页。

[9]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23页。

[10]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广济堂1983年版，第454—455页。

[11]大野伴睦：《大野伴睦回想录》，弘文堂1962年版，第145—147页。

[12]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14页。

[13]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卷，战后篇，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80页。

[14]1956年至1957年5月，日本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一般称作“神武景气”。“神武景气”意即自神武天皇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

[15]1958年6月至1961年12月，日本经济又出现前所未有的长期繁荣，历时长达42个月之久，通常称作“岩户景气”。“岩户”在日本传说中，是皇室神祖——天照大神开辟岩石，降临人世，开创了日本历史的神话。“岩户景气”意为开天辟地的繁荣。

[16]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49页。

[17]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69》，霞山会1970年版，第135页。

[18]藤山爱一郎：《政治：我之道》，朝日新闻社1976年版，第60—61页。

[19]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卷，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104页。

[20]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65页。

[21]白鸟令编：《日本的内阁》第二卷，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218页。

[22]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54、255页。

[23]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24]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三卷，青木书店1990年版，第296页。

[25]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260页。

[26]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广济堂1983年版，第562—563页。

[27]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95页。

[28]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91页。

[29]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