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内阁成立仅1个月，石桥湛山便因病不能理政，这期间，外相岸信介被指定为临时代理首相。因此，石桥提出辞职后，以7票之差败给石桥的岸信介，顺理成章地被国会指定为首相接班人。1957年2月25日，第一届岸信介内阁（1957.2.25—1958.6.12）诞生。新内阁除增加石井光次郎为副首相外，石桥内阁的原班人马都保留下来，岸信介兼任外相。岸出任日本首相，有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先是1956年绪方竹虎去世，然后是1956年末岸作为副首相规格的外相加入石桥内阁，接着便是石桥病倒，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

在3月21日的党大会上，岸在投票总数476票中获得471票，出任了自民党第三任总裁。虽说是第三任总裁，但第一任鸠山可以说是“临时总裁”，第二任石桥又是如此短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岸信介是自民党的首任总裁似也不为过。而且，在岸任总裁的3年半时间里，基本上确定了自民党的政治方向。岸信介在保守党合并以及自民党走向方面，应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在自民党历届总裁中，岸信介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岸信介的政治理念和所作所为，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个人历史。

岸信介1896年出生于山口县，父亲佐藤秀助原姓岸，后为佐藤家养子，故改姓佐藤，以酿酒为业。岸信介兄弟3人，哥哥佐藤市郎，少年聪慧过人，升至海军中将，后因病退役。弟弟佐藤荣作是继他之后的首相。岸信介本人因又回到岸家做养子，所以改姓岸。岸信介于192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后进入农商务省。当时，立志从政的年轻人一般都去内务省，以便将来当知事。农商务省的任务是领导、发展日本的产业，岸大概是有志于此，才决定进农商务省的。

后来，农商务省分为农林省和商工省，岸被划归商工省（现在的通商产业省）。1926年他视察德国时，对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运动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与他的上司吉野信次等人积极推进产业合理化政策，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商业组合法》等。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岸一头扎进军国主义的怀抱。1936年，岸退出商工省，先后担任“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相当于伪满副总理），成为日本在“满洲国”产业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制定并推行了《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1939年，岸晋升为日本商工省政务次官，1941年44岁时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是东条内阁的得力干将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员，后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制定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事产业和战争物资的调配。但在东条内阁后期，岸与东条发生政见分歧，成立“护国同志会”，与东条的“翼赞政治会”相抗衡。

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东条内阁重要成员的岸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三年多，1948年12月获释。1952年4月，岸信介解除“整肃”后组织“日本再建同盟”，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53年4月当选众议院议员并加入自由党，1954年与鸠山一郎创建日本民主党，先后任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是日本战后唯一因甲级战犯入狱而又担任内阁首相的人。他之所以能在战后迅速崛起，主要是依靠他在商工省任职多年，与日本经济界建立了广泛、密切的关系，因而有着雄厚的财力支援。当然，作为政治家，岸信介有坚定的政治抱负，那就是，要重建日本，必须有根本性措施和建立强有力的体制，为此，必须实现保守政党的统一。

从个人经历看，岸信介与石桥湛山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岸自知个人历史不光彩，所以刚上任时不得不谨言慎行，一方面保留石桥内阁原班人马，一方面声称要继承前内阁的方针政策，采取所谓低姿态。组阁时他表示：“我和国务大臣，大都是石桥内阁的阁僚，所以新内阁的施政方针与前内阁无异。……我希望与日本社会党创造更多的对话机会，以使国政大局不出差错。”[1]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统治基础有所巩固之后，他便于1957年7月对内阁进行了大幅度改组。首先，他任命大野伴睦为自民党副总裁，干事长由岸派的川岛正次郎取代三木武夫。在阁僚方面，增设副首相职位，由石井光次郎出任。任命党外人士、日本商工会议所首脑藤山爱一郎为外务大臣。藤山是岸的老朋友，财界资深人士，岸启用藤山的目的，一是为了在政治资金方面寻找靠山，二是为了在外交政策方面能自由贯彻自己的主张。通过改组内阁，佐藤（荣作）派和河野（一郎）派的势力明显增强，而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和干事长三木武夫受到冷遇，因此，作为石桥内阁主流的池田派和三木派被置于反主流派的地位。

改组内阁以后，岸信介所标榜的“独立自主”路线尚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岸的下一个目标是第28次大选之后的第二届岸内阁。自从1955年2月举行了第27次大选以后，日本内阁经历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鸠山、石桥、岸这四届内阁的更迭，政党方面经历了保守党合并和社会党统一等重大变动，所以，应相机解散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岸信介来说，更希望通过大选进一步巩固党内基础，只是由于党内反主流派的抵制，解散国会才有所推迟。1958年度预算通过之后，解散国会、举行大选的时机基本成熟。1958年4月18日，岸信介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宣布：“25日以后随时解散国会。”至于具体解散时间，由自民党总裁岸信介与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协商决定。采取这种“协商解散”的形式在日本还是没有先例的。

1958年4月，岸信介解散国会，5月22日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实际上是自民、社会两大政党进行首次较量的大选。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得287个议席，虽然比解散时的290席减少3席，但无所属当选者几乎都在国会召开前加入自民党，所以包括这“追加公认”的11个议席共298席，超过解散前的议席总数。社会党也获得166票，比解散时增加8席，但比原来预计的要少。此次选举，是“五五年体制”形成以后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自民党成功地抑制了社会党的发展，巩固了其长期政权的基础，所以对自民党来说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选举。

从自民党派阀的角度来分析，1958年大选呈现如下状况：

表3.3 1958年大选前后的派阀变化

这表明，通过这次大选，旧自由党系统的佐藤、池田和大野派获胜，旧民主党系统的岸、河野、三木·松村和石桥派失败。这和上次选举中民主党乘“鸠山热”大胜，自由党大败的情况正好相反，由此可见，自由党已经恢复了元气。

总之，岸信介内阁成立之后，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也就是说，日本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一方面政权由保守政党牢牢地把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同时也包容了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构建福利国家、救济弱势群体等）。为此，一方面彻底镇压日本共产党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五五年体制”成立之前久基本做到了），一方面允许稳健的社会主义政党（具体说是社会党）在议会制民主范围内的活动，实现了保守党优位的“两大政党制”（实际上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2]

第29次特别国会于6月10日召开，12日国会通过岸信介组阁协议。众议院投票结果是：岸信介得290票，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得162票；参议院投票结果，岸信介132票，铃木茂三郎74票。当日，立即成立第二届岸内阁（1958.6.12—1960.6.23）。内阁主要成员是：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大藏大臣佐藤荣作、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等，从此确立了所谓“岸体制”。

如前所述，第一届岸内阁时期，岸信介采取低姿态，谨言慎行，低调处理国内问题和与社会党的关系。但是，通过这次选举，岸信介感到自民党的江山已经稳固，增强了信心，所以态度为之一变，改为强硬姿态。

首先，在第29次特别国会上，岸信介决定，议长、副议长、常任委员长等所有国会重要职位全部由自民党独占。根据惯例，副议长和部分常任委员长由社会党出任，因此，岸信介的做法引起社会党的强烈不满，国会出现混乱局面，但最后自民党还是全部霸占了这些重要职位。

其次，在第二届岸内阁组阁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岸信介的霸气。他决定，这次组阁的方针是，除外相藤山爱一郎留任外，其余阁僚全部换成新人，副首相职位空缺。这样，石井光次郎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大藏大臣由他的胞弟佐藤荣作占据，在19名内阁成员中，岸、河野、大野、佐藤等主流派便占据了14名。反主流派池田勇人和三木武夫也都被纳入内阁，目的是便于控制反主流派。

在第29次特别国会上，岸信介发表了施政方针演说，其要点是：一、拥护民主政治；二、维护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与自由阵营的关系、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三、适时采取经济正常化的措施；四、减税与建立国民退休金制度。尤其是关于拥护民主政治，岸信介谈到：“为了谋求我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抑制极左和极右活动。最近，有些人公然无视法律秩序，或受到集团的压力，出现不当掣肘国会活动的倾向，这是令人遗憾的。对这种非民主的活动，要以断然态度对待之。”[3]这些言论明确表示出岸信介对“极右和极左”针锋相对的姿态，实际上是针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的。

岸政权的这种强硬姿态，在特别国会上引起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导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激烈冲突。岸内阁向国会提交了《市町村立学校职员工资负担法修正案》（向市町村立中小学校长支付管理津贴的法案）。社会党认为，该法案是企图分化校长和教员的反动文教政策的体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该法案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参议院的文教委员会委员长是社会党议员，所以根本没有审议。这样，在未经文教委员会审议的情况下，自民党便强行提交国会大会通过。

岸内阁时期，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立，更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教师考核制度问题

早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开始加强对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统制以及对教师自主活动的限制。1954年2月，国会通过了《关于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政治中立的法案》和《关于部分修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法案》，这两个法案都是旨在加强对教师政治活动的限制，剥夺了国民直接参加教育行政的权力，确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统治体系和文部省→教育委员会→校长→教员这样一种纵向管理序列。鸠山内阁时期，文部省修改了“学习指导要纲”，使其具有了强制性，并加强了对教科书内容的检查审订制度。

岸内阁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思想的统治和削弱革新势力的基础，一直把在教师中有影响的“日教组”视为眼中钉，推行“教师考核制度”就是政府打击“日教组”的一项重要措施。

“教师考核制度”首先由爱媛县教育委员会于1956年11月发起。当时以县财政赤字为理由，试图将教师晋升工资的幅度限制在教师总数的70%，为此对教师进行考核，以拉开其工资级差。具体考核办法是由校长一人说了算，对本人保密，本人无申辩权。这样，在提薪教员和未提薪教员之间制造矛盾，从而达到分裂教育工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对教育内容进行严格的统制。

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彻底的分权主义，即重视教育第一线教师们的自由和责任，尊重地方各教育组织的自主性。但是，岸内阁认为，要加强教育“质量管理”，必须克服分权化现象，加强对教育的统制。所以，教师考核制度与日本战后教育改革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日教组”是以战后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教育工会组织，成员包括全国大多数中小学教员和部分高中、大学教员，会员达50余万人，遍及全国城乡各地，是一个颇具影响的左派工会组织。岸内阁推行教师考核制度，目的就是削弱“日教组”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统制。因此，以“日教组”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反对对教师考核的斗争。1958年4月，岸内阁决定在全国全面实施考核的方针。12月22日，“日教组”召开临时大会，提出“坚决反对考核、与岸内阁针锋相对”的口号，全国各地都相继举行了“日教组”的集会、静坐和游行。到1959年底以前，“日教组”共组织了5次全国性阻止考核统一行动。但最终结果，全国除京都府以外的所有都道府县，都推行了政府规定的教师考核制度。

（2）修改《警官职务执行法》

修改《警官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是岸信介政府为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所做的准备之一。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是岸内阁的既定目标，但又预料到必然要引起社会党、共产党和“总评”以及广大日本人民的反抗，所以在与美国开始谈判修改条约4天之后的1958年10月8日，岸内阁突然向第30次临时国会提交了《警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

现行“警职法”是1948年7月制定的。该法作为战后民主化的一环，从优先保障国民的自由和人权的观点出发，对警察的职务权限做了严格限制。自民党在解释修改“警职法”的声明中说：“过去由于警职法不完备，不能预防犯罪，在现行法中没有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依据，所以暴力事件和最近的反对教师考核的斗争、反对道德教育的斗争等集体非法暴力事件、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必须采取对策。”[4]岸信介也承认：“从我的全部施政来说，修改‘警职法’的提案也是一项重要法案。预感到修改《安保条约》将会遇到相当激烈的反对，但我决心要把这种反对顶回去，并拼命干到底，所以我当时认为，作为维持这种秩序的前提，无论如何要修改‘警职法’。”[5]由此可见，修改“警职法”的重点，是从保护个人生命、财产改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目的是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

自民党突然提出该法案，并表示出强硬态度，目的是使社会党措手不及，没有时间唤起舆论，迫使社会党妥协。但是，自民党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吓住社会党，反而使它更加团结了。社会党立即发表声明称：“该法案是违反宪法、侵犯国民权利与自由、从根本上破坏民主的恶法，是《治安警察法》和《行政执行法》的战后翻版。”[6]并指出，只要政府不就立即撤销该法案与社会党对话，社会党则拒绝一切审议事项。政府和自民党也不示弱，于是双方形成对峙，国会出现即将大打出手的混乱局面，直至10月18日，众议院才开始审议该法案。一直持观望态度的日本财界，于10月30日表态支持岸信介内阁，使本来态度强硬的岸信介和自民党领导核心更加有恃无恐，11月1日，自民党突然宣布延长国会会期30天，以图通过该法案。

反对修改“警职法”的群众运动迅速席卷全国。10月13日，以社会党和“总评”为中心的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10月中旬以后，在44个都道府县相继建立起反对“警职法”的共同斗争组织。10月25日以后，“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连续组织全国统一行动，开展集会、游行和罢工等活动。11月15日，全国1500多万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和市民举行统一行动，规模巨大，气势磅礴。据说参加这一系列反对运动的群众团体达604个，其中学术团体85个、文化艺术团体123个、宗教团体15个、工人团体221个、妇女团体52个、学生团体33个，人数和范围远远超过了1952年的罢工运动。[7]社会党发表“延长会期无效”的声明，并从11月8日起拒绝出席国会，国会处于瘫痪状态。舆论界也强烈谴责自民党一意孤行，强行延长会期的做法。

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自民党和岸内阁陷入困境。于是，自民党反主流派开始着手倒阁。他们的倒阁活动随着全社会反对运动的广泛展开而更加活跃。反主流派的经济企划厅长官三木武夫建议收回延长会期的成命，从而与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松村等人反对自民党单独审议，主张使国会的工作正常化，建议与社会党坐下来谈判。鸠山、石桥等人也劝告岸信介及早以“审议未完”形式摆脱困境，稳定局势。四面楚歌的岸信介被迫同意修改“警职法”以“审议未完”收场。11月21日，自民、社会两党举行会谈，达成以下协议：一、同意“警职法修改案”以“审议未完”结束；二、同意众议院自然休会；三、同意参议院审议补充预算后休会。[8]另外，为使国会工作正常化，还决定由社会党人出任众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在阻止修改“警职法”上取得了成功。

“警职法”修改案从提出到形成废案，引起历时一个半月的动**，最后以人民斗争的胜利而结束。这是战后日本人民斗争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通过这一事件，岸信介的反动形象在广大人民中间进一步加深；反体制势力也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扩大了基础，在斗争中团结了各阶层甚至是思想、观点不同的人民群众，积累了斗争经验。

本来，岸信介看到围绕教师考核等问题出现的“日教组”和在野党势力的激烈反抗，预感到《安保条约》的修改和批准都会阻力重重，所以要一举实现“警职法”的修改，加强警察权力，以有效地压制人民的反对运动。但是，这种加强警察权力的做法会动摇战后民主的根基，招致人民的强烈反抗，反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反对运动，为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是岸信介所始料未及的。

这一斗争打乱了岸信介推行的从修改“警职法”到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而后再修改宪法的时间表，使日美两国政府预定在1959年1月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的计划落了空。同时，岸信介在修改“警职法”问题上的失败，使自民党内派系斗争加剧，要求追究岸信介责任、刷新党政领导机构的呼声高涨起来。反主流派阁僚池田勇人（国务大臣）、三木武夫（经济企划厅长官）和滩尾弘吉（文部大臣）于1958年12月27日提出辞呈，挂冠而去，成立了反主流联合俱乐部——“刷新恳谈会”，要求刷新党的人事，党内抗争趋于表面化。

在反主流派的强大攻势下，岸信介不得不于1959年1月12日对内阁进行改组，这表明岸政权在党内的支持基础在不断动摇。而且，河野和大野与岸也有矛盾，如果他们也出来反对，岸内阁便会马上垮台。为了维持政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主流派的团结。于是，岸信介对河野和大野两派进行了收买和拉拢。为此，岸不得不与他们订立“密约”。1月16日，岸与副总裁大野、总务会长河野、大藏大臣佐藤在帝国饭店举行四人会晤，席间，岸立下书面字据如下：

誓约书

昭和三十四年1月16日，立誓约如下：我们发誓一致协力实现在荻原、永田、儿玉三君见证之下约定的事项。

誓约书的日期为1月16日，署名人为岸、大野、河野、佐藤4人，在岸和佐藤的署名下有画押。[9]所谓“约定的事项”，简单说来就是在岸之后，按大野、河野、佐藤的顺序私下相互授受政权。据说除了这份誓约书外，还用另一张纸写出了这一更迭顺序。[10]在这次会晤之前，岸就约见大野，以恳切的语气对他说：“请您帮一帮岸内阁。我要充实地度过这短暂的一生。我并不想永远对政权恋恋不舍，但现在下台，人们会说岸内阁一事无成，被世人耻笑。我只想在岸政权的历史上留下一件事，那就是修订《安保条约》。如果修订《安保条约》大功告成，我立即下野。在推举谁做后继人的问题上，我认为您大野君最为合适，我肯定推举您为后继总裁……”[11]

大野虽然并非首相之材，但送上门来的东西是没有人不接受的。“密约”的效果立即显现出来，大野和河野开始为岸的连任而去努力统一党内意见。在1月24日的党大会上，经过公选，岸以320票再次当选为总裁，反主流派推选的松村只得166票而落选。

上述“密约”可以说使岸信介暂时避免了党内危机，但主流四派的团结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再次出现裂痕。

1959年6月2日，举行第五届参议院议员通常选举，选举结果，自民党在127个改选议席中获7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次胜利恢复了岸的自信，于是开始了更换党的主要干部和改组内阁的工作。在内阁方面，除了外相藤山爱一郎和藏相佐藤荣作外，对其他阁僚进行了大换班，这次改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成立第三届岸内阁。在这次改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直扮演主流派角色的河野一郎既没有入阁，也没有成为党的“三巨头”（干事长、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之一，而成为半主流甚至反主流派。而一向处于反主流地位的池田勇人在高中时代同学佐藤荣作的鼓动下，作为通产相入了阁，与岸、佐藤两派成为主流派。河野自1955年9月与岸结盟以来，便一直支持岸，所以河野一直认为，岸决不能中途换马甩掉他而去启用池田，但最后看到岸不再依靠他，也不想让出政权，便拒绝入阁，而要求按照原先的“密约”出任将来最有可能获得政权的干事长，结果未能如愿。

岸信介一直主张修改日本宪法。在创建“日本再建同盟”时，他便把改宪主张写入同盟纲领之中。担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时，他一再主张“改宪论”。组阁以后，又把鸠山内阁时制定的《宪法调查会设置法》付诸实施，于1957年8月正式成立了宪法调查会，为改宪做准备。岸信介的主要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中关于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内容，为重建军备扫清道路。1958年8月，岸信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废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12]本来，成立宪法调查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修改宪法，但修改宪法必须得到议会中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而议会中社会党等反对修改宪法的议员始终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所以岸信介的改宪主张一直没有实现。

宪法修改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现行宪法的解释上做文章，以达到扩充军备的目的，这就是所谓“事实上的改宪论”。1957年5月15日，岸信介在会见记者时说：“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持有核武器。”6月14日，岸内阁公布了《防卫力量整备目标》，这就是《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1958—1960年，简称“一次防”）。“一次防”规定，在1958—1960年的三年内，使陆上自卫队达到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吨位达到12.4万吨，飞机约200架；航空自卫队飞机达到1300架。[13]1957年12月决定购买空对空导弹，1958年进口地对空导弹，使自卫队的导弹装置向前大大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