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加紧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近卫内阁开展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

近卫新体制运动完成了统治体制的法西斯改组。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法西斯体制的形成

广田内阁受到来自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夹击而于1937年2月2日总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为继任首相，天皇命令宇垣组织内阁。但是，掌握着陆军实权的统制派以“宇垣组阁将会使整肃军队工作受到妨碍”为由，拒绝提供陆相人选，终于使宇垣组阁流产。于是，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成了首相第一候选人，陆军大将林铣十郎为第二候选人。因为平沼坚辞不受，便由林铣十郎组阁。

表1.7 林铣十郎内阁（1937.2.2—1937.6.4）

林内阁成立后不久，西园寺便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去奏荐首相的任务。这是因为他对宇垣内阁流产和不得不推举平沼作为第一候选人感到不满和无能为力的缘故。但由于宫中近臣的恳求，拜辞元老一事未能如愿，但决定今后的首相人选改由内大臣和西园寺共同协商后上奏，即由西园寺与内大臣以及木户幸一、近卫文麿、原田熊雄等组成奏荐集团。

当时，推选首相必须得到陆军的支持，陆军为了尽快实现国家总动员体制，便从旁干涉首相人选的推荐和阁僚人事的安排，并要求作出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国防计划，甚至以再进行政变或恐怖相威胁，采取拒绝推荐陆相或图谋撤回陆相等手段。

这时的日本政党已没有重掌政权的可能，只好通过议会斗争反抗军部。但是，政党并不是能和军部对抗的势力。于是，除与军部同流合污外，无法在政界保持其独立地位。因此，在反抗的背后便扩大了同一步调活动的阴谋。所谓为掣肘陆军而策划政界改组和新党运动，都是自欺欺人之举，实际上是“亲军运动”，亦是政党自取灭亡的前兆。

总之，一方是“推进集团”，即为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而搅乱政界的陆军；另一方是“反抗集团”，即反抗陆军但又逐渐与陆军同流合污而又在分化的原有政党。奏荐集团必须把首相置于这两个集团之间，但又找不到有能力收拾混乱时局的候选人。

林内阁成立不久，预算通过之后，于1937年3月解散议会。理由是议会因新党运动争吵不休，无法进行审议，导致80余件法案中尚有60余件未审议完毕。也就是说，这是对众议院进行带有惩罚性的解散。4月大选结果，在466个议席中，民政党减少到179席（38%），政友会获175席（38%），两党大体相同，社会大众党增加到37席（8%），昭和会获19席（4%），国民同盟获11席（2%），东方会获11席（2%），日本无产党获1席，中立派及其他获33席。[20]政友、民政两党要求林内阁立即下台，软弱无能的林内阁于成立四个月后的5月31日总辞职。

辞职当天，文部省出版了《国体之本义》，一书，强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彪炳生辉。其将随国家之发展而弥坚，与天壤共无穷。我等必先知晓，于我肇国之事实中，此根本原则当光灿辉耀”。[21]

大选刚刚结束之后，命近卫文麿组阁。1937年6月4日，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组织内阁，在近卫组阁一个月后的7月7日，就发生了日军大规模侵华开端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阶段。近卫内阁决心将卢沟桥事变扩大，8月13日，内阁决定派遣陆军前往上海，15日，声明全面战争开始，海军也于8月15日渡海炮击南京。11月占领南京，开始了历时两个月的南京大屠杀。

表1.8 第一届近卫内阁（1937.6.4—1939.1.5）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在国内建立战争体制，保证因扩大战争而急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物资，近卫内阁开展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1937年8月14日，近卫内阁决定开展“国民思想运动”。8月21日，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的决议。并于9月9日发出了内阁训令，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9月11日，由政府主持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说会。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此开始。

打响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的近卫内阁，继内阁训令之后，于1937年10月12日，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有马良桔为会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作为推动全国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组织。10月25日创设了企划院，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

到1938年3月31日止，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的有帝国在乡军人会、海军协会、海军有终会、国体拥护联合会、时局协议会、爱国妇女会、壮年团中央协会、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全国神职会、佛教联合会等74个右翼团体。[22]这些所谓群众团体主要骨干成员是官僚、金融资本家、地主、工场主、神官、僧侣等，完全是天皇制法西斯政府的御用工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23]其目的除了扩大侵略、充实军备之外，就是加强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控制，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

但是，在对华侵略的问题上，近卫内阁和日本军部存在着权力之争。近卫打算借助宇垣一成和财界巨头池田成彬的力量，来恢复内阁的“领导作用”。1937年10月15日，近卫任命了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的10名内阁参议。然而陆军也于11月18日通过军令公布了大本营令，20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

新设的大本营是使军部在领导战争中成为更加独裁的机构而设置的，与过去的战时大本营的区别是，它不仅是战时的“最高统帅部”，同时“要统一和加强政治与战略的一致性，尤其要成为统一和加强有关善后处理以及国家经营等领导的推动力”。因此，大本营的设置，不但强化了统帅权的独立，而且在“统一政治和战略上将起主导作用”。[24]

1937年12月，近卫政府以“企图组织人民阵线”为罪名，逮捕了日本无产党和“评议会”领导人及骨干成员400多人，并强令立即解散这两个组织。司法省声称：“在今天，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有成为滋长共产主义思想温床的危险性。”据此，反动当局不仅镇压共产主义者，而且也向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发动了新的进攻。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内兵卫等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捕入狱。自由主义者、东京大学的河合荣治郎教授，也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被起诉，他的著作被禁止发行，对日本发动的战争稍有批评的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等人也被解聘。

在白色恐怖的政治背景下，近卫内阁于1938年1月22日的第73届国会上，制定和通过了作为推行战时体制根本措施的《总动员法》。《总动员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以及工农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其根本目的是把全国的国民经济、政治生活等一切领域都置于法西斯政府控制之下，把全国纳入战争轨道，建立法西斯天皇制警察国家。1938年3月24日，国会通过了《电力国家管理法》。7月又公布了《国民征用法》，建立了全国性义务劳动体制。这就奠定了日本式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的基础。

但是，近卫内阁开展的总动员运动，并没有实现迅速完成侵华“圣战”的愿望，反而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近卫首相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表示愿意“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25]其目的是，既引诱国民党政府中的投降派对日妥协，又表明了日本征服中国的意图。12月6日，大本营决定了关于停止在大陆进行进攻作战而向持久战略转变的方针。12月22日，近卫首相以谈话的形式提出了调整“日华国交”的三原则。

法西斯总动员运动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不仅未能使日本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外矛盾。近卫内阁终因未能解决“两个政权”的矛盾，被迫于1939年1月4日总辞职。1月5日，奏荐集团推举枢密院议长、右翼团体“国本社”头子平沼骐一郎组成新内阁。

表1.9 平沼骐一郎内阁（1939.1.5—1939.8.30）

但是，平沼内阁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虽然不断召开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共同商讨问题，但因陆军省与外务省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议而不决，在维持了半年多之后，于1939年8月30日下台。

元老西园寺公望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希望由池田成彬组阁，然而池田内阁未能产生，西园寺的希望终成画饼。继平沼内阁之后的是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首相的阿部内阁，阿部内阁于1939年8月30日成立。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发动进攻。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表1.10 阿部信行内阁（1939.8.30—1940.1.16）

续表

阿部内阁一开始就被看成是脆弱内阁，10月，因设立贸易省问题发生纠纷，首相地位出现危机。11月，请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入阁，遭到拒绝。曾经促进阿部内阁成立的武藤章军务局长等人，联手在12月公然宣称：内阁没有应付时局的能力。翌年（1940年）1月9日内阁会议之后，陆相畑俊六向阿部首相进言：反对解散议会，实行内阁总辞职，反对现役军人担任下届首相。另一方面，民政党、政友会、社会大众党的240多人，也向首相呈交了要求内阁于12月末总辞职的决议书。

在陆军和议会的压力下阿部内阁总辞职后，汤浅仓平内大臣立即就下届首相人选问题向重臣（首相离职后享受在职时荣誉待遇者）们征求意见。近卫文麿推举池田成彬，其他人（指冈田、平沼、清浦等）推举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内大臣决定推举米内，西园寺亦表示同意。1940年1月16日，米内内阁成立。

表1.11 米内光政内阁（1940.1.16—1940.7.22）

由于在如何争夺殖民地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和陆军意见相左，陆军便谋划倒阁。参谋本部骨干军官于7月4日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陆相畑俊六大将提出要求书，一方面批判现任内阁的政策“消极颓废”，一方面则要求实现“举国强有力之内阁”。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会见新任内大臣木户幸一，要求近卫文麿上台。16日，陆相畑俊六提出辞职，陆军三长官会议拒绝推荐继任人选，米内内阁只得总辞职。

（2）近卫新体制运动与法西斯统治体制的确立

平沼内阁、阿部内阁、米内内阁等几届内阁，都因为内外交困，无法统一军部、元老、政党与政府间的矛盾而难以长期维持其统治。特别是在米内光政内阁的末期，相互之间已发展到公开指责、对骂的地步。为了缓和矛盾，协调行动，实现其使日本完全法西斯化的共同目标，日本各派都把希望寄托在近卫文麿身上。

继任首相由重臣会议推荐。组成重臣会议的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和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这六位前任首相。重臣会议推举了近卫文麿。近卫本人也早想东山再起，把日本引向彻底法西斯化的道路上去。1940年7月22日，正式组成第二届近卫内阁。

表1.12 第二届近卫内阁（1940.7.22—1941.7.18）

7月26日，近卫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主要内容是：一、建立以日、中、“满”为骨干的国家基础力量，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确定一系列内外政策；二、建设“国防”新体制，在国民中灌注“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义务的国民道德”，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三、加强战争经济新体制，“建立一元化的统制机构”；四、加强日、德、意轴心国的团结，实行日、德、意防共协定军事联合；五、“寻求良机”，力求把战争的对手仅限于英国，但也要考虑到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而作好准备；六、把英、法、荷、葡在东亚的殖民地划入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范围，进一步提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七、完全封锁援蒋活动，力争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八、“调整日苏关系”，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充实军备”。[26]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卫内阁决心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了。

随后，7月27日，又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处理时局纲要》。它与《基本国策纲要》一起，构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而近卫内阁的政策虽说是“国策”，但实际上几乎全部是接受了陆军的政策。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纲要》采用“皇国”的称呼，取代了过去所称的“帝国”。《国策纲要》强调，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是“向完成国防国家之体制迈进”，指出“皇国之国是”就是根据“以八纮为一宇之肇国之基本精神”，“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27]

因为近卫内阁决心不惜进行以英、美两国为对手的全面战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所以要在外交上“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尽快调整对苏邦交”，内政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和确立“新国民组织”。

9月1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为谋求“加强同德、意政治团结”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问题》，更进一步明确了由加强轴心来瓜分世界的企图。

1940年2月初，民政党众议员斋藤隆夫发表反战演说，以此为导火线，新党运动再次活跃起来。在民政党内，围绕开除斋藤的问题，热衷于亲军和主张新党运动的永井柳太郎派与主张维持现状的町田忠治总裁派之间矛盾激化。在政友会的正统派内，积极主张亲军和“一国一党”的久原房之助派与反对这一主张的鸠山一郎派之间的斗争也尖锐起来，而政友会革新派（中岛知久平派）、东方会、国民同盟等，都是亲军的。在社会大众党内，想利用产业报国运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国一党”目标的麻生久、龟井贯一郎、三轮寿壮等人，与依靠日本劳动总同盟而消极对待产业报国运动的安部矶雄、松冈驹吉、西尾末广等人之间掀起内讧，后者退党。3月25日，政友会久原派和中岛派、民政党永井派、社会大众党麻生派以及自愿参加的议员们，结成贯彻圣战议员联盟。加入联盟的众议员大约有100名，其口号是取消所有政党，结成一大强有力的政党。结成新党的目的，是要跟在陆军后头捞好处。乘机利用时局的顺势思潮，由东方会、国民同盟这样的小党派扩展到政友会的久原派、中岛派、民政党的永井派，现有政党开始分裂为顺势革新派与维持现状派。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被拟定为这个顺势新党党魁。

但是，近卫本人对以现有政党为基础组建新党并不热心，而且不认为由此能够集结新生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他也不赞成陆军和小党派所鼓吹的一国一党论。那么，既不是新党运动又不是一国一党的第三种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新体制运动，也就是以近卫文麿为中心，建立法西斯政治体制的运动。

面对侵华战争长期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困难形势，近卫及其侧近策划排除政党自由主义分子，组织近卫新党，以此为基础建立强有力的近卫内阁，抑制军部，解决侵华战争问题。1940年6月，近卫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专心构思新体制。近卫推进新体制运动的目的就是接掌政权。

从6月到8月，政党相继解散。首先是东方会和社会大众党，接着是政友会久原派和民政党永井派。处于原有政党主流派地位的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和政友会总裁中岛知久平，都反对解散政党，但却无法抗拒已波及到下层的解散政党形势。

这这种情况下，8月组成新体制筹备会，在8月28日新体制筹备会开会时发表《近卫声明》，阐明了关于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所谓新体制就是“为建设世界新秩序而起指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于这一大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之国民组织”。[28]近卫强调，“国民组织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为国家服务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下，才能下意上达，上意下达，把国民之全部力量集结于政治上”。为了实现国民组织，就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应是从国民当中“自发地蓬勃开展起来的”。

但是，近卫又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对此运动，政府当然也有积极予以培养和指导的必要”。于是，近卫强调，国民组织的运动将成为“官民协同之国家事业，全国性的国民翼赞运动”；国民的运动就是“要超越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分散性政党政治的运动”，是“举国一致的、全体的、公共的运动”，是要“促进全国的所有力量一元化地集结”的“超政党的国民运动”。[29]

但是，他又强调，“不容许采取所谓一国一党的形式”，“这是因为，一国一党就是认为以一个‘部分’即可构成‘全体’，把国家和党同样看待，断定反对‘党’就是反叛国家。把‘党’掌握权力的地位永久化，就意味着把党魁当成永久把持权力的人。不管这种形态在别国显示出了多么优异的成绩，但在日本，如果容许这种形态，那么便会扰乱我一君万民国体之本义。我国乃万民分担翼赞之责，绝对不能容许一人或一党以权力而垄断翼赞。万一对翼赞之想法出现分歧时，则正需仰赖圣断，而一旦作出圣断时，则一切臣僚必定统一于‘承诏必谨’之大义，乃日本政治之本色”。[30]

新体制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纠集各派势力，实现统一领导的预期目的，但却解散了一切政党和工农团体，把所有居民都编入大政翼赞会的基层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以及产业报国会等官办团体，从而完成了统治体制的法西斯改组。

近卫的新体制运动驱使日本的各种势力趋之若鹜。陆军企图模仿纳粹，把新体制作为一国一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军部独裁的国民基础而加以利用；率先倡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内务官僚，则企图把新体制当作内务行政的辅助组织；政党势力看到近卫发起的新体制运动，便竞相解散原有政党，要把新体制作为“政治领袖的团体”，使之政党化，谋求政党势力的起死回生。新体制运动成了潜在的各种势力以及形形色色思想糜集活动的舞台。

1940年8月23日，近卫内阁公布了新体制筹备会的26名委员和7名常任干事名单。这些委员代表了日本的各种势力和思想，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统制派，主张一国一党的亲德主义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皇道派，鼓吹国体明徵的纯正日本主义者）；既有东京大学的校长，也有爱国团体的代表，甚至贵、众两院与新闻出版界、经济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进来，是一个“吴越同舟”的大杂烩，而并非志同道合的同仁。常任干事的人选，也是由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陆军和海军的军务局长、企划院次长和内务次官这类官职的人充任。

自1940年11月起，近卫内阁开始着手建立经济新体制。但是，因为经济新体制抛弃了以往以追求企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以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公共经济原理”为基调，扩大生产为其根本目的，因而受到财界的强烈批判。12月7日，近卫内阁通过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纲要》强调说，这是一个以“完成国防国家体制”为目标的“企业体制”，是为了“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而组织的“经济团体”。

“经济团体”不久改为统制会，统制会于1941年4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会长是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其他各行业也根据8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1月起建立了统制会，均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会长担任。统制会的成立，表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1940年10月12日，近卫举行了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仪式。翼赞会设本部、支部。本部总裁由首相担任，支部头目均由都道府县知事担任。基层方面，村设“部落会”，町设“町内会”，邻里设“邻组”（由邻近的10户组成）。1941年2月，已建立郡支部502个、市支部175个、区支部82个，町村支部1万多个。这是一种比封建幕府时期统治还严密得多的监视人民活动的法西斯组织。近卫试图通过这个组织系统去实现天皇制法西斯政治。

近卫作为大政翼赞会的总裁在成立大会上致词说：“大政翼赞会的纲领，一言以蔽之，是辅佐大政，实践臣道。除此之外，其实可以说纲领和宣言都不需要；我认为，国民无论任何人，唯有日日夜夜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竭诚奉公才是。”[31]近卫的这一发言，从根本上否定了大政翼赞会作为“国民组织”的存在。近卫在关键时刻终于抛开了“国民”和“国民组织”，剩下的唯有“圣断”而已。

近卫文麿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来纠正军部的独裁，但当出现“一国一党”与“一国一人”之间的矛盾后，便放弃了“国民组织”。他把大政翼赞会当作“实践臣道”的机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以“纪元二千六百年”[32]庆典为中心的关于国体意识的宣传。

庆祝纪元二千六百年的仪式一直持续到1940年7月。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一天的10月11日，海军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而举行了特别阅舰式。21日，陆军也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举行了纪念阅兵式。11月10日，近卫内阁在皇宫外苑（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天皇身着军装出现在5万名庆典参加者的面前，近卫首相把充满溢美之意的贺词上奏天皇。天皇宣读了“望尔臣民善自体察以往所降宣谕之旨趣，显扬我唯神之大道于中外，以期对人类之福利与万邦之协和有所贡献”的敕语。第二天，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宫外苑举行的庆祝会，下赐敕语，举杯祝贺。全国学生代表3000人合唱了国民庆祝歌曲《纪元二千六百年》。

这期间，10月30日，教育界的15000余人在明治神宫外苑的宪法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教育敕语》发布50周年的仪式。天皇下赐敕语，强调了“国体之精华”。

1941年1月8日，近卫内阁的陆相东条英机中将在年初的陆军阅兵式上向全军发布了《战阵训》，指出：“夫战阵乃根据敕命发挥皇军之精神，攻必取，战必胜，广泛传布皇道，使敌人感受天皇棱威尊严之场所。临战阵者，必期深刻体察皇国之使命，坚守皇军之道义，以宣扬皇国之威德于四海。”强调指出“皇军军纪之核心，在于对大元帅陛下绝对顺从之崇高精神”。

1941年9月2日成立“翼赞议员同盟”，参加者362人。参加这一同盟的便成了翼赞议员，完全控制了议会的活动。未参加同盟的少数议员成立了“同交会”（鸠山一郎、片山哲等）和“兴亚议员同盟”（西尾末广、松本治一郎等）。

总之，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