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条内阁加强了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议会，但终因侵略战争的节节败退而倒台。小矶内阁继续推行战争政策，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1）东条内阁的法西斯统治及其崩溃

1941年10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辞职的理由是他与陆相东条英机就对美英开战问题“商谈达四次之多，但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33]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表1.13 东条英机内阁（1941.10.18—1944.7.22）

1941年12月1日，御前会议决定12月8日对美英等国开战。同时，为巩固后方，提出了镇压群众的七项基本措施：一、取缔和逮捕共产主义者、不法朝鲜人及值得注意的宗教界人士；二、监督国家主义团体中的激进分子；三、取缔流言蜚语，加强舆论导向；四、逮捕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五、加重战时犯罪分子的刑罚，简化裁判手续；六、加强警察的非常警备；七、侦察民心的动向。[34]据此，在开战次日（9日），即逮捕了宫本百合子等进步人士216人，拘留180人；同时拘留旅日朝侨124人。[35]

1941年12月11日，日德意三国同盟中的德意两国向美英两国宣战。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直接结合起来，形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从此，日本开始了以英国和美国为对手的战争。初战利用先发制人、发动进攻的方式，进展非常顺利。

1941年12月16日，众议院临时议会制定《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临时管理法》，要求各社团重新审批。结果，除法西斯团体外，其他一律遭到取缔。该法完全扼杀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严禁报刊登载违反国策、妨碍战争的消息，只许刊登《大本营公报》。据统计，因违反该法而被捕者，1942年531人，1943年1至4月即达327人。甚至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信件须经警察检查。

由于对法西斯高压政治和战争造成的生活困苦表示不满者日益增多，内务省于1943年1月制定《治安对策纲要》。规定对国民的过激行动“将周密、果断地予以取缔”。东条政府对“思想犯”的镇压更为严厉。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市川正一和许多革命者，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市川正一甚至被折磨致死。1942年7月，东条内阁秘密拟定的《对曾犯有思想罪者的措施》规定：一、犯有部分思想罪者，从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学校中清除出去；二、犯有思想罪者，继续押在拘留所。不宜居住国内者，强行收容在占领的南方岛屿。作为思想犯而被捕受审者，1942、1943两年达1920人。[36]

在工厂企业中，东条内阁推行产业报国运动，把工人强制编入“产业报国会”。1943年时，该会扩大到8.5万多个，所属工人为581万。在车间成立五人组，监督工人劳动。此外，警察和军队也常到厂监视。工人稍有“越轨”举动，立刻被捕判刑。

日军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为了补充兵员，日本政府就征用不够服役条件的工人、农民，进行人力总动员。为此，内阁接连制订了《国民征用令》《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学生勤劳令》等命令，把12岁以上的男女青少年学生和60多岁的老人都驱赶到工厂强制劳动。当时，人们若接到一张红纸，就是被拉去当炮灰的征兵通知书；接到一张白纸，就是被赶进工厂服劳役的劳工征用通知书。

东条内阁为加强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1942年6月23日，把各个部门管辖的法西斯团体（如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女会，海运报国会等），都划归大政翼赞会领导。8月14日，又把亲信安插在町会、部落会及邻组等基层组织，使内务省和警察当局得以严密监视群众。邻组是法西斯体制的基层组织，按居住区域设置，以十户为一组，实行连环保。政府一切法令和措施，诸如物资配给、居住登记、摊派公债、强制储蓄、金属回收、防空演习、征收苛捐杂税等，都通过邻组实施。甚至群众的穿衣、发型等生活琐事，也往往受到邻组的干涉。群众如不服从或不积极参加上述活动，就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或被视为“国贼”而受到惩罚。

为了控制青年，东条内阁于1942年1月16日成立“大日本翼赞壮年团”。这是由翼赞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的法西斯青年组织，是翼赞体制的支柱。其职责是对青年灌输法西斯思想，进行军训，带头增产军需用品，并监视地方官厅，实际上成为法西斯运动的突击力量。东条曾称赞它为大政翼赞运动的最有力的“实践部队”。[37]

翼赞体制的另一个支柱是翼赞政治会。1942年4月30日，东条内阁举行所谓“翼赞选举”，以改造战前议会，使之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机构。在选举前的2月23日，首先成立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然后由这个协议会推荐议员候选人466名。同时动员壮年团、邻组等为新推荐的法西斯候选人宣传。选举结果，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381人，占议员总数的80%；壮年团的40名候选人和桥本欣五郎等著名法西斯分子都进了议会。这样，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议会：东条内阁所提出的法西斯法令和战争预算可以在这里顺利地通过。在此基础上，于5月20日成立翼赞政治会，会长阿部信行。同时解散同交会、东方会等原议会中的派系组织，把大多数议员吸收到翼赞政治会内。至此，议会完全成为协助政府推行法西斯战争政策的工具。

随着美国开始反攻与日本的节节败退，日本国内各种对立和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日本预计美国将在1943年发动反攻，但在1942年下半年便开始反攻了。中途岛战役后两个月的8月7日，美国机动部队又攻击了日本的太平洋基地之一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8月至11月的三次所罗门海战中，给了日本舰队以沉重的打击。

在进行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的1942年11月，盟国的反攻便在欧洲和亚洲全线展开。11月，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2月，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击溃了德军。7月，美、英军队又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垮台。9月，意大利终于无条件投降，三国同盟的一角猝然崩溃。日本舰只和飞机损失急剧增加。1943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战死，9月，御前会议决定放弃腊包尔、所罗门、马绍尔等，同时把“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须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域”划定为“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等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及西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地区”，将其作为绝对的国防圈，并确认“美英”为主要敌人。东条首相于11月设置了军需省并亲自兼任军需相，企图克服军需生产中各自为政的现象。但是，争夺资材之战并未停止，生产赶不上损失，败局已无可挽回，“终战”问题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1944年以后，日本的败局更加无可挽回。2月11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登陆。2月17日和18日，美军突然袭击了日本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刚刚撤出的绝对国防圈要冲——特鲁克岛，使日本舰只受到了“世界船舶史上前所未有”的损失。19日，东条首相撤换了运输相，21日，为了亲自调整国务与统帅的关系，便采取非常手段，在原来兼任陆相的情况下，东条又亲自兼任参谋总长，而海军的军令部总长也由海相岛田繁太郎兼任。但是，东条的非常手段也并未能奏效。3月23日，美军北上空袭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

马里亚纳海战更加尖锐地突出了日本战争指导体制的矛盾。刚刚向马里亚纳派出的第一航空舰队的生力军被打得七零八落，3月31日，继去年4月山本五十六大将战死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大将也战死。6月15日，美军终于开始在塞班岛登陆。6月20日，日军被迅速击败，6月24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塞班岛，7月7日，3万名守备部队战死。从此日军每况愈下，本应尽早结束战争，但是，大本营抱住“捍卫国体”不放，要以“唯一之捍卫国体”为条件讨价还价，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一步步走向失败，已无回天之力。在一部分议员当中，批判东条的势力逐渐发展到要求他下台的地步。要求他下台的人包括下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失去民心的东条打不赢战争，为完成圣战，东条必须下台；另一种认为，东条的独裁亵渎议会的尊严，要维护议会的尊严，东条必须下台。

对维护国体十分敏感的宫廷势力开始策划使处于指导战争核心的东条首相下台，试图通过“和平”来挽救国体的危机。站在这一倒阁活动前列的是近卫文麿，同伙有海军元老冈田启介大将、末次信正大将、米内光政大将和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等，以及海军省顾问、财界人士藤山爱一郎和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

对东条下台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奏荐集团。1943年秋天，冈田以及若槻、近卫等重臣，作为停战工作的第一步，就已开始寻找机会当面责问东条，迫其辞职。在其背后，海军出现了强硬的反东条倾向。从翌年1944年春开始，高松宫、东久迩宫也加入了反东条行列。但东条首相也在顽强反抗。2月他兼任了参谋总长，以谋求强化领导力量，并进一步加强了特高和宪兵的监视与镇压。

1944年7月2日，近卫在他起草的“倒阁”文件中指出：“战败已不可避免，这是陆海军当局得出的相同结论。”他设想建立停战内阁，强调必须“在现任内阁辞职时，立即敕令皇族组阁，由新内阁辅佐，及时下达停战诏敕”，指出停战的目的“仅是为了维护国体”。

但是，已成孤家寡人的东条首相，为负隅顽抗，在塞班岛失守（1944年7月7日）后，悍然决定改组内阁。重臣会议（除阿部、广田以外）主张让东条下台，认为“部分改组内阁不起任何作用”，并将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内大臣木户。这样，东条内阁便被木户、重臣、皇族一起抛弃。

近卫的倒阁运动取得了成功，与藤山爱一郎关系密切的国务相岸信介从内阁内部进行策应，终于在7月18日迫使东条首相提出辞呈。打倒东条的运功是以财界的广泛支持为背景的，但运动的领导者并非财界，这是一场以重臣为中心的宫廷势力和海军联合进行的“宫廷革命”。但这一运动仅限于打倒东条政权，甚至不要求推翻军部的独裁，继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之后组织内阁的仍然是陆军大将小矶国昭。7月22日，小矶国昭接替东条，在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的协助下组阁。

表1.14 小矶国昭内阁（1944.7.22—1945.4.7）

但小矶内阁并不是能立即实现和平的内阁，无法指望其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扭转乾坤。当时日本官方存在“立即和平论”“一战和平论”和“彻底抗战论”三种意见。一战和平论是要“一战”而给敌人以打击，取得有利地位后再争取有利的和平。但是，无论立即和平论、一战和平论还是彻底抗战论，都是以“捍卫国体”为前提条件的。

（2）日本的垂死挣扎与战败投降

小矶内阁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小矶首相希望把国务和统帅统一起来，于1944年8月5日决定将原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改为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19日，在天皇亲临的情况下，决定了《世界形势判断》与《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会议承认大东亚共荣圈正在崩溃这一事实，但又强调，在“指导国内彻底贯彻捍卫国体之精神，激起同仇敌忾，振奋斗志，斗争到底”的同时，“坚信必胜，捍卫国土，以期战争之最后完成”。[38]

美军占领塞班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后，准备攻打菲律宾。战局在向菲律宾方面集中。大本营把菲律宾战场当作“豁出皇国兴废之最重要的作战”，为此拟定了“捷一号作战”方案，准备与美军决战。按照这个作战计划，陆军将驻守菲律宾的第十四军升格为第十四方面军，山下奉文大将被任命为司令官。海军也对各舰队进行整顿。

10月17日，美军在莱特湾的苏卢安岛登陆，18日，大本营便发动了“捷一号作战”，采取“机毁人亡”自杀手段的“神风特攻队”四面出击，表明日军要孤注一掷，垂死挣扎。但是，这种自杀式战术效果并不理想，命中率还不到10%，美国方面则认为只有3%。

天皇对日军的这种自杀式特攻战术赞赏有加，称：“神风特别攻击队干得好，对各队员实有不胜爱惜之情。”“取得如此不寻常的战果，实在不错。”[39]然而，这种非人道的特攻战术并没有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美军联合参谋部加快作战速度，于10月19日起即开始攻打莱特岛，从中部突破日军防线，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日军仓皇调动太平洋联合舰队的77艘、共66万吨的海军舰艇，以及陆军第十四方面军麾下的第三十五军（包括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六师团、第一师团、第六十八旅团）约7.52万人，在莱特岛及其50万平方海里的水域内同美军决战。美国方面投入战斗的有170艘、共150万吨舰艇，陆军约25万人。[40]失去制空权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前往决战地点途中就丧失了6.5万吨级的巨型战舰“武藏号”，派去的4个师团作战部队中有1个多师团在中途被歼灭。12月19日，大本营放弃了关于在莱特陆上决战的方针，日本方面战死7.95万余人，损失惨重。26日，美军宣布莱特岛的战斗结束。至此，日本太平洋联合舰队已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美军开始向日本本土进行空袭。11月24日，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100架B29型飞机首次空袭了东京。29日，开始对东京进行夜间空袭。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准备“一战”的希望终于化为乌有。

近卫文麿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国体的危机，为了保住国体，也越来越迫切地希望早日结束战争。1945年2月，天皇分别召见重臣，询问关于战局的意见。曾担任过首相的平沼骐—郎、广田弘毅、近卫文麿、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东条英机和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都分别晋谒天皇。近卫也上奏天皇力陈早日结束战争。但是，天皇仍然主张“一战和平论”。显然，天皇和近卫所关心的，都是如何保住国体的问题。天皇为保住国体而不惜主张“一战和平论”，而近卫则为了保住国体而主张“立即和平论”。无论天皇或是近卫，与国民的生命财产相比都更关心自己的权力。

1945年1月9日，美军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登陆，2月逼近马尼拉。1945年3月5日，菲律宾的战斗完全结束。接着，美军又攻打硫磺岛，美军占领硫磺岛后，更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3月26日，美军在冲绳西南部的庆良间群岛登陆。4月1日，开始在冲绳岛的嘉手纳海岸登陆。在冲绳的攻防战中，日本的败势日渐明显。在冲绳岛上，日军官兵对当地居民烧杀抢掠，草菅人命，无恶不作，甚至迫使当地居民接受手榴弹和炸雷的训练，充当战争肉弹。日军试图在冲绳展开肉搏式持久战，以为本土决战争取时间。但是，6月23日，冲绳战争还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日军在冲绳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以后，零星的抵抗继续到日军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9月7日为止。

缅甸战场方面，1945年春，经过曼德勒和敏铁拉地区会战，日军战败，退守仰光。5月1日，缅甸人民武装进入仰光。5月6日，盟军登陆部队与自北南下的盟军先头部队会师。在缅日军土崩瓦解，缅甸宣告解放。

1945年4月5日，小矶内阁因战局继续恶化而垮台，随后是以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为首的内阁。就在这一天，苏联告知：将在明年4月5日期限届满的日苏中立条约不再延长。这意味着指望苏联斡旋和平停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表1.15 铃木贯太郎内阁（1945.4.7—1945.8.17）

欧洲战局也发生了对日本不利的变化。1943年秋，苏军开始总反攻。1945年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形成了日本一国与世界对峙的局面。铃木内阁外相东乡茂德提出召开由正式成员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以尽快结束战争。会议决定了请求苏联出面斡旋的方针。为此，日本废除了《朴次茅斯条约》和1925年为恢复日苏邦交而缔结的《日苏基本条约》。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结束的次日，即5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废除日德意三国间缔结的全部条约。由于德意两国已经失败，所以宣布废约收效甚微。5月25日，东京遭到大规模空袭。包括皇宫在内，皇宫御所、东宫临时御所、青山御殿、秩父宫邸、三笠宫邸、梨本宫邸、闲院宫邸、东伏见宫邸等处都被烧毁。这时，天皇不得不放弃“一战和平论”，而转向主张“立即和平论”。因为德国投降后只剩日本孤军作战，东京空袭愈演愈烈，本土决战迫在眉睫，天皇朝不保夕，谈何维护国体。

鉴于日本始终把维护天皇制作为投降的绝对条件，5月2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我们）没有做出维持天皇制国体的保证。如果予以保证，不损害他们的面子，就可以引导他们无条件投降。”[41]格鲁指令特别助理杜曼草拟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文告，其中第12条为：“如现政府能使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确信其真正有决心采取和平政策，使日本将来不可能发展为侵略性军国主义国家，则其政权形式可包括现行皇统下的君主立宪制。”[42]

对日本来说，战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1945年6月3日，前首相广田弘毅开始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进行谈判，希望苏联从中斡旋。6月6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8日，得到御前会议批准。6月22日，天皇召集参加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参谋总长以及军令部长，作了关于加速结束战争的指示。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公布。这是反法西斯盟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规定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根本方针。日本政府于7月27日晨收听到公告后，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对策。阿南惟几陆相等人坚决拒绝接受公告，并迫使铃木首相于28日发表无视公告的谈话，铃木首相采取了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的态度。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相继投掷原子弹，炸死炸伤数十万人。8月8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进驻；同时还从库页岛北部向南部发起进攻。苏军的太平洋舰队也投入战斗。

在苏联参战后的8月9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铃木内阁同时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铃木贯太郎首相认为，“从周围的形势看，不能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东乡茂德外相也表示，“现在只能把维护国体的绝对条件作为保留条件，其他条件不必坚持”。[43]阿南惟几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参谋总长、丰田贞次郎海军军令部长此时也不敢完全拒绝公告，但提出了接受公告的4个条件。这4个条件是：一、保证维护国体；二、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三、自动解除武装；四、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则用少数兵力实行短期占领，但东京除外。[44]同日下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进行了7个小时的争论，但意见仍不一致。铃木首相在晚10时许中断了内阁会议。在完成了通过御前会议进行“圣断”的程序之后，天皇于晚11时50分出席御前会议，并于10日凌晨2时半做出决断，采纳首相及外相的意见。铃木首相从凌晨3时开始重新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围绕对《波茨坦公告》的解释问题仍有不同意见。

10日晨7时，日本通过瑞士、瑞典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接受公告的照会，但附加了一项谅解，即“基于……联合公告所举的条件中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的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项公告”。[45]对此，英、中、苏、美通过瑞士答复说，“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制和日本政府，于是天皇决定发出投降诏书。14日，天皇再次做出“圣断”决定投降，同时，日本通过瑞士向美、英、中、苏四国发出通告。次日即8月15日，天皇向全体国民作了“玉音”广播。

“圣断”的效果还是大的。在第一次做出“圣断”的8月14日拂晓，天皇会见重臣，并逐个听取他们的意见。东条英机表示：“自己虽有意见，但既然是圣断，那也就没有办法了。”陆军其他首脑也表示将按照“圣断”行动。主战派受到孤立，没有发生大的混乱，战争便结束了。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总反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注释

[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46页。

[2]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263页。

[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4]同上书，第280页。

[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6]《内田康哉》，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34页。

[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2页。

[8]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版，第63—67页。

[9]松村谦三：《三代回顾录》，东洋经济新报社1964年版，第198—200页。

[1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6页。

[1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12]同上书，第325页。

[1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

[14]同上书，第334页。

[1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16]同上书，第336页。

[17]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三卷，青木书店1960年版，第57页。

[18]冈义武：《近卫文麿》，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228页。

[19]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344页。

[2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6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386页。

[2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22]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昭和四十二年度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事业概要》，1939年版，第239—260页。

[23]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0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74页。

[24]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2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401页。

[26]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1版，第16页。

[27]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页。

[2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29]同上书，第375页。

[3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

[3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75页。

[32]明治五年（1872年）将日本神话中虚构的神武天皇即位年份规定为公元前660年，称为“皇纪”元年。

[3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6页。

[34]日本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上卷，原书房1962版，第559—560页。

[35]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1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69页。

[36]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1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69—170页。

[37]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1卷，第175页。1945年5月30日准备本土决战时，大日本冀赞壮年团被国民义勇队取代。

[3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页。

[3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

[40]秦郁彦：《太平洋战争六大决战》，读卖新闻社1976版，第108页。

[4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柏林会议）第6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69年版，第546—547页。

[42]格鲁：《动乱的年代》第2卷，米夫林出版公司1952年版，第1428页。

[43]日本外务省编：《终战史录》第四卷，北洋社1977年版，第105—106页。

[44]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925页。

[4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