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队和民间都相继建立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发起国家改造运动，策划一系列军事政变事件；政府机构也逐渐法西斯化，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扩军备战，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对外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1）国家改造运动与“满洲事变”

1919年3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来改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书中称，为了拯救“内忧外患及将要来临的有史以来之空前国难”，计划通过政变来实行“国家改造”。当时，日本军队内部还没有发生国家改造运动，所以，北一辉的理论对青年军官集团的影响很大。“在乡军人团”的核心人物西田税就是其中之一。

西田税早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对《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产生了深刻的共鸣。1927年10月前后，西田在向青年军官散发的《天剑党章程》中，描述了自己关于国家改造的思想。天剑党是一个“以军人为基础，联络全国战斗的同志而结盟的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他所寻求的革命“经典”，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受《天剑党章程》影响的海军少尉藤井齐在次年，即1928年3月，建立了王师会，作为海军青年军官的组织。王师会主张，作为“奉天皇之大命而完成维新之实力”，必须“完成奉戴日本皇帝建设世界联邦国家之圣业”。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即将签字的1930年4月3日，藤井又起草了意见书《忧国慨言》，在激进的海军军官中散发。与领导海军青年军官的藤井一丘之貉的是领导陆军青年军官的大岸赖好中尉。他也于1930年4月，在激进的陆军军官中散发秘密小册子《兵火》，号召“开始正义之战斗”，呼吁以“推戴天皇为根本方针”，鼓吹“组织陆、海、国民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

如果把北一辉、西田税和现役青年军官视为第一个集团，那么第二个集团便是井上日召等人的恐怖主义集团。井上曾作为军事密探和走私商人在满洲和华北流浪12年。1921年回国后，投师头山满门下，与内田良平等玄洋社、黑龙会的浪人过从甚密。

第三个集团是以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大佐为核心的樱会的陆军幕僚们。樱会是一个“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的秘密结社，会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出身、陆军中央的幕僚军官。建立樱会的直接动机在于伦敦裁军问题以及围绕《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统帅权论争，而在樱会建立的1930年下半年，日本便因统帅权论争的后遗症而开始动**不安。

在幕僚军官中间，早就有革新陆军的动向。1921年，派往德国工作的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3位少佐，在巴登—巴登相会，研究如何排除当时独占陆军首脑部的萨长阀，筹划陆军的现代化，为总体战作准备。1929年成立一夕会，目的就是要刷新陆军人事，拥立非萨长系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3位将军重整陆军，把解决满洲问题作为重点。他们所说的革新，就是要打倒陆军中的萨长阀，由他们自己亲手解决满蒙问题。

桥本欣五郎1922年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工作时，曾学过俄国革命史，1930年5月回国后进入参谋本部。他对传入日本的共产主义深表忧虑，有“政党政治乃天皇政府唯一最大障碍之感”。他决心为“实现天皇单一之政治”而改造国家。他所要实行的国家改造，是希望维护因“共产主义”而面临危机的“世界无双之国体”，于是便建立了樱会，作为推进国家改造的团体。

桥本等人打算以统帅权为后盾，来干预国政，强制实行对国家的改造。他们在策划对国家的改造时，主张“先内后外主义”，首先通过内部改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再处理对外问题。[1]

改造国家是与对外侵略，即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相辅相成的，但在如何实行的问题上，樱会内部意见也有分歧。分歧点在于首先改革内部，还是首先对外行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桥本等人认为，靠现在这样软弱无能的政党内阁，对外行动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要改造内部，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从这种先内后外主义产生的计划，发展为后来所谓的“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通过政变来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政府。参与这一计划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等军部首脑和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激进派以及右翼的大川周明一派。该政变计划虽被挫败，但“三月事件”却给“国家改造运动”以巨大的影响：第一，由于军部首脑带头以政变来实现改造计划，便使类似的政变计划此后相继出现；第二，由于该计划受到挫折，使先内后外主义退居劣势，被先外后内主义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就具体表现为“满洲事变”。

在日本陆军内部，另一个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就是与北一辉及西田税等人相勾结的少壮军官集团。在海军中也形成了以藤井齐中尉为中心的国家改造运动的骨干。右翼团体也与军部相互呼应，投入了国家改造运动。不过，这些右翼团体大多数只不过是受雇于政党或资本家团体的打手而已。

自从经济危机前后工农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后，一些所谓革新右翼团体相继建立。急进爱国党、日本国民党、爱国勤劳党、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大日本生产党等都属于这类组织。革新右翼团体的特征在于，它并不象过去的右翼团体那样仅限于鼓吹单纯的排外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党政治也进行一定的批判，主张改造国家。它们的作用在于依靠革新的伪装，把国民大众的力量引向反革命的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

1930年的统帅权论争，是由政党和军部在关于天皇的统治权问题上的对抗而引起的。在论争中，军部意识到天皇制的危机，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权，便不断攻击政党，并在军部的领导下展开所谓国家改造运动。这场闹剧的灵魂人物就是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认为，战争本来的目的在于完成“以武力彻底地压倒敌人”的“歼灭战争（决定性战争）”，但在武力不能自行解决一切的场合，将会限于“消耗战争（持久战争）”。为了进行持久战，“国内改造”是必要的。但是，为了推进国内改造，作为跳板，首先必须实现“对外发展”。因此，石原主张：“根据我之国情，宜迅速使国家在对外发展上突飞猛进，并根据情况断然实行国内之改造。”[2]

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青年军官都提出了以“军人为基础”的关于国家改造的设想，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统帅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石原莞尔是不谋而合的。

1931年4月13日，滨口内阁总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职务。若槻成为民政党总裁，第二次组阁。南次郎大将就任陆相，字垣则调任朝鲜总督。

表1.2 第2届若槻内阁（1931.4.14—1931.12.13）

与桥本欣五郎中佐的先内后外主义相反，石原莞尔中佐则主张先外后内主义。他自1928年10月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以后，便策划解决“满蒙问题”。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就任关东军参谋，更加强了关东军的力量。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永田铁山大佐作为陆军省军事课长视察朝鲜、中国东北和华北时，曾在沈阳与板垣、石原会谈，详细讨论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

1931年，围绕侵略“满洲”的活动更加紧锣密鼓地展开。4月，参谋本部起草了《昭和六年度（1931年）形势判断》一文，设想“满蒙计划”分步走，最后达到直接占领的目的。5月，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制定了一个《满蒙问题处理案》的政策性文件，也提出了要“领有满蒙”的计划。石原莞尔在此前后则起草了《满蒙问题之我见》的意见书，强调必须在1936年以前解决满蒙问题。在东京，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大佐与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胁正隆大佐、参谋部第二部欧美课课长波久雄大佐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共五人，于6月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满蒙问题”。

1931年7、8月间，连续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8月26日，前首相滨口雄幸去世。9月4日，日本外务省接到来自“满洲”的电报，称“关东军的青年军官正计划对满洲的中国军队下手”。

9月11日，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以中村事件为理由，要求各个方面采取诉诸实力的方针，并同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次官杉山元中将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一起，商议了采取实力报复手段的具体办法。这时，日本三省二部（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军令部）与满蒙问题有关的课长级人物一致认为要“乘中村事件的机会，包括铁路谈判在内，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3]

计划终于付诸实施，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境内的柳条湖附近，关东军奉命炸毁铁路，随后向北大营进发，“满洲事变”爆发。9月20日，关东军在奉天（沈阳）发布了事实上的戒严令，任命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为奉天市长，开始为“赴援”长春、哈尔滨、吉林作准备，并向驻朝日军求援。朝鲜军未等奉敕命令，便于21日下午1时擅自越境，开往奉天。陆军中央决定采取“先斩后奏”的方针，即在内阁会议不同意出兵时由军方上奏，如天皇不裁允，则参谋总长和陆相先后提出辞呈。但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对驻朝日军擅自出动问题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事后追加批准了经费开支，最后也得到天皇的裁可，这一事件以军方胜利而告终。

从此，军部更加有恃无恐，军部开始无止境地采取单独行动。9月22日，关东军决定了“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态度，制定了要“建立一个接受我国支持、包括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及蒙古在内的、以宣统为首的中国政府，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的方针。[4]9月24日，政府发表声明极力表白：日军的行动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和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并非意图吞并的军事占领，甚至驻朝鲜军队的越境出兵，也被说成是在条约规定范围之内，企图用这种诡辩使之合法化。但是，随着关东军的侵略逐步升级，日本政府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在事变之前策划了流产的“三月事件”的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部中佐，“满洲事变”后又策划了未遂的“十月事件”，企图实现所谓的国家改造。“十月事件”的核心人物，主要是参谋本部的成员，预定于10月21日动手，在东京的120名军官“首先发动政变，由军部夺取政权，宣布独裁制，进行政治变革”，实行“天皇的一元政治”。

政变计划败露后，10月17日，宪兵司令部便将12个核心人物逮捕和“保护”起来。十月事件以未遂而告终，被捕的12个人在软禁中受到特殊待遇。但十月事件使“国家改造运动”发生分裂。失败了的陆军幕僚军官因被降职而鸟散，樱会归于消失。陆军和海军不久也分道扬镳。未遂的十月事件对日本资产阶级政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导致政党的分裂。

进入1931年11月，“举国一致内阁论”盛行起来。所谓举国一致，并非为了抑制军部的独断专行，而是政客们为了谋取下届政权的谋略。在这些主张中，既有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联合，也有军政相勾结的“超然内阁论”。安达谦藏内相极力主张成立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联合内阁。但若槻内阁成员除安达内相外都不同意与政友会合作，若槻首相要求安达内相辞职，安达予以拒绝。在内阁出现严重分裂的情况下，若槻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

（2）“五·一五事件”与“国体明徵运动”

若槻内阁总辞职后，12月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成犬养内阁。1932年1月9日，日本民间人士集团同海军集团就国家改造问题密谋采取行动，席间，多数人主张立即行动。与会者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方法，在2月1日纪元节那天，集体动手袭击那些进皇宫祝贺的高官。

表1.3 犬养毅内阁（1931.12.13—1932.5.26）

为把世界的目光从“满洲”转移开去，关东军的花谷正少佐与参谋本部驻上海的田中隆吉少佐合谋，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制造了暗杀日本僧侣的事件，于是，“上海事变”爆发。

1月31日，日召集团与在东京的海军集团决定改变发动袭击的日期和目标。犬养内阁于1月21日解散议会，公布2月20日为大选日。日召决定把集体袭击改为“一人杀一人”的方式，袭击前来参加声援演说的政党巨头。

2月9日，小沼正在东京本乡区一所小学暗杀了前来发表支持民政党候选人演说的前藏相井上准之助，随后在3月5日，菱沼五郎暗杀了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这次暗杀行动是由日召集团指使的。但因暗杀行动败露，日召于3月11日自首被捕。这次暗杀的集团被称为“血盟团”，这次暗杀事件被称为“血盟团事件”。

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要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但在事变之后，这一占有计划改为所谓“满蒙独立”方案，决定建立“满洲国”。于3月1日发布独立宣言，建立“满洲国”，推出宣统为傀儡皇帝。

“满洲事变”在“满洲建国”之后而告一段落，上海事变也于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而进入一个新阶段。4月26日，日本财阀三井和三菱向“满洲国”贷款2000万日元，开始向“满洲”发展。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

在海军青年军官的政变计划中，有的陆军候补军官也参加进来。在总共21名参与政变的军官中，有10名海军军官和11名陆军候补军官，还有20名民间人士。民间人士的核心人物是桔孝三郎。

权藤成卿青年时代即梦想前往中国大陆，此后便加入国家改造运动。1919年时，他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皇民自治本义》一书，并于1920年6月组织了自治学会。深受权藤成卿影响的有海军的藤井齐中尉、古贺清志中尉和中村义雄中尉。

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从1931年12月便开始一起参加了国家改造运动。他们强调，必须由“破坏行动”来实现“社会的改造”。1932年伊始，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开始着手采取行动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制定了第一次行动计划，又根据情况不断修改计划。在行动计划中，准备通过袭击首相官邸及其他袭击目标而引出戒严令的发布，“希望建立军政府，进入革命阶段”，然后在“革命”阶段实现“国家改造”的目的。

4月3日，大川周明交给古贺5只手枪、125发子弹和现金1500日元。此后，于4月29日和5月13日，大川又提供资金共4500日元。而且就在5月13日，政变全体参加者一起决定于5月15日采取行动。这一天以海军军官和陆军候补军官为中心的政变主力部队，分为四组，在约定的下午五时三十分，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后来，袭击三菱银行的一组首先向宪兵队自首，其他三组则在对警视厅发动攻击后，向宪兵队自首，以爱乡塾为首的别动队，则计划袭击6个变电所。

在这次袭击中，暗杀了首相犬养毅，但是，暗杀内大臣牧野伸显没有成功，对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的袭击也未获成功，对警视厅的攻击也归于失败。别动队对变电所的袭击也未能使东京变黑暗。结果，还未等宣布戒严令政变就失败了。主力部队向宪兵队自首，别动队逃亡。桔孝三郎打算让别动队逃往“满洲”，事先去了“满洲”，但别动队在前往“满洲”前就被抓获了。在“满洲”的桔孝三郎于7月24日向哈尔滨的宪兵分队自首。大川周明提供武器和资金一事也被发觉，于1932年6月15日被捕。

“五·一五事件”虽未能实现建立军政府的目标，然而，一个国家的首相在官邸被现役军人集团暗杀，这种事件在国内外还是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军部当局对政变青年军官显示出一种同情的姿态。事件发生次日，陆相荒木贞夫强调“纯真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就其心情而言，不能不令人落泪”，因此，在处理本事件时，“必须举国一致，尽全力克服此困难局面”。海相大角芩生则声称：“抛开罪与罚的问题不谈，仅就这些青年之动机而言，不禁落泪。”[5]

在日本国民中，由于政变参与者替他们发泄了对日本现状的不满，所以对身陷囹圄的这些人表示同情。要求为他们减刑的请愿书，在一年多时间内高达355万封。审理军界参与者的军法会议于1933年9月和11月宣判，审理民间人土的东京地方法院于1934年2月宣判。审判结果是：10名海军青年军官犯有叛乱罪，刑期重者15年，轻者1年；11名陆军候补军官则以叛乱罪全部判处监禁4年；17名民间人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橘孝三郎）至3年徒刑不等。从判处决结果看，民间人士重于军界。

“五·一五事件”最主要的后果是日本由此结束了政党政治。元老西园寺与军政部门资深要人就下届首相问题反复商量的结果，是绕开第一大党政友会的继任总裁铃木喜三郎，而奏请天皇由历任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下届内阁首相。5月26日，即事件发生后第11天，才成立了斋藤内阁。西园寺希望斋藤内阁能起“过渡内阁”的作用，待政局稳定之后再恢复政党政治。然而事与愿违，斋藤内阁反而“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政党政治崩溃。

表1.4 斋藤实内阁（1932.5.26—1934.7.8）

斋藤内阁上台伊始，首先着手解决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斋藤内阁最初基本上沿袭了犬养内阁的渐进主义，在1932年6月1日召开的第62届临时议会上，斋藤首相兼外相还表示承认“满洲国”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日本国内政、财、军界要求立即承认的呼声甚嚣尘上。关东军、“满洲国”政府、“满洲国”协和会等也大肆活动。于是，6月14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

1932年7月6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被任命为外相后，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本来，斋藤任命内田为外相就是希望得到军部的支持，而内田本身也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他认为：“从日本国立场来看，满洲问题已不存在，有的只是承认满洲国问题。”[6]因此，他一进外务省，就开始推行强硬外交路线。在内阁会议上，内田外相支持荒木陆相关于退出国联的主张。

9月13日，枢密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日满议定书》。9月15日，派驻“满洲”的临时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日本承认满洲国的侵略行径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和谴责。1933年2月24日，在国联的特别大会上；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对日本承认“满洲国”的决议。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基调从过去的国际协调外交转变到了“自主独断外交的强硬路线”。退出国联这件事本身意味着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对立激化，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摆脱了国际联盟对日本的牵制，1933年9月27日，海军修改《军令部条例》，把海军军令部长的地位提高到与陆军参谋总长相同，改称为军令部总长。

1934年7月，冈田内阁成立。作为友党的民政党派出松田源治任文相，町田忠治任商工相。政友会的床次竹二郎为邮政相、山崎达之辅为农相、内田信也为铁道相。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将入阁的以上3位阁僚和其他十几名在内阁任政务次官的党员开除出党，以表示强硬姿态。

表1.5 冈田启介内阁（1934.7.8—1936.3.9）

“五·一五事件”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和以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为首相的冈田内阁，被称为“中间内阁”时期。所谓中间内阁，是在要求变革现状或维持现状这两种相反的主张与行动中，倾向于维持现状，并试图使两者妥协而产生的。在中间内阁时期，日本政党迅速衰落下去。恢复政党内阁的期望越来越渺茫，政党政治即将崩溃。

“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又相继发生了多次法西斯政变阴谋事件，如1933年7月，由“大日本生产党”发动的“神兵队事件”，同年11月发生的“救国崎玉挺身队事件”，1934年11月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等。士官学校事件（十一月事件）充分体现了统制派对皇道派采取又打又拉的两面政策。这些阴谋事件虽都中途流产，但每次事件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皇道派精神领袖荒木贞夫大将和真崎甚三郎大将是国家改造运动的领军人物。真崎位居负责陆军教育任务的教育总监。冈田内阁陆相林铣十郎于1935年7月罢免了真崎的职务，由渡边锭太郎大将接任。按照内部规定，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本应由陆相、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协商”决定。因此，皇道派则把林陆相左右教育总监的人事安排视为干犯统帅权而提出批评，指出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是操纵林陆相罢免真崎的元凶，激起了对统制派的憎恨。

1935年7月16日，相泽三郎中佐从报纸上得知真崎被免职一事，便于19日来东京拜访永田，劝其辞职，永田没有听从。相泽返回福山，于8月10日，他再次自福山前往东京，并于12日在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室杀死永田（相泽事件）。

以1935年2月贵族院的质疑为契机而发生天皇机关说问题后，帝国在乡军人会和右翼团体的活动就活跃起来。在3、4月期间，参加这个运动的团体，东京有55个，京都有7个，大阪有6个，各县有多有少，总共达到151个团体。[7]在乡军人会的老将军们，由地方来到东京拥进了陆军省。他们对政府和军部感到不满，期望通过“国体明徵”消灭“诸恶”的根源。

冈田内阁在议会两院的要求和军部的压力下，对天皇机关说的提出者美浓部达吉实行了禁止出售其各种著作的处分（4月9日），并通过两次发表内阁声明（8月3日和10月15日）禁止了天皇机关说。这不是宪法争论，而是政治斗争。从1930年以来已扩大到军部和右翼的对政党、财阀、元老、重臣的攻击，打着国体明徵的旗号使中央政界受到了震动。支撑政治体制的基础观念变成了政治争论的焦点。军部逼迫内阁作出让步，内阁不得不妥协。

关于国体明徵运动的社会背景，丸山真男在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1947年）一书中谈道：

……谈到我国的中间阶层或小市民阶层，必须区别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小工厂主、町工厂的师傅、土建承包业者、小卖店店主、木工头儿、小地主，乃至上层自耕农、学校教员——特别是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村公所的小吏和负责人、其他的一般下级官吏、僧侣、神祗官等这样的社会阶层；第二种类型是城市的工薪阶级、所谓的文化人乃至新闻记者、其他自由职业及知识业者（教授、律师等）和学生阶层。……我们在观察分析法西斯运动时，必须把这两种类型区分开来。[8]

国体明徵运动一定会获得第一种类型的中间阶层的支持。农村革新派、官职名望家支持在乡军人会的老将军，城市里也有因期待打破现状而支持运动的社会阶层。走投无路和陷入内讧泥潭的政友会，在国体明徵运动中发现了倒阁的手段。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签字时的统帅权问题一样（当时与海军军令部和枢密院取得了联系），政友会为了倒阁而不择手段，迅速采取了破坏政党政治的自我毁灭行动。

1936年1月21日，众议院休会期满而开会时，政友会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结果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政友会埋头于国体明徵运动，没有认真作选举准备，而民政党为了挽回势力，却进行了不懈的准备。西园寺为冈田首相从住友财团那里秘密筹措到100万日元资金。这在西园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9]

2月大选的结果，政友会大败。在466个议席中，民政党获205席（44%），政友会获174席（37%），社会大众党获22席（5%），昭和会获20席（4%），国民同盟获15席（3%），中立派及其他获30席（6%）。在6大城市中，政友会的势力明显下降，而民政党和社会大众党的势力却显著增强。即在62个议席中，民政党获35个（56%），政友会获13个（21%），社会大众党获12个（19%）。[10]

政友会在大城市选区之所以惨败，也许是因为国体明徵运动声誉不佳。但一般来说，在野党在选举中都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大众党在大城市选区的势力发展，说明了革新趋势的扩大，但这个革新是向右的。总之，作为友党的民政党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半数，但冈田内阁通过吸收小党派，终于得以使众议院多数成为友党。但在六天之后，突然发生了“尊皇讨奸”的政变——“二·二六事件”。

（3）“二·二六事件”与日本的法西斯化

1935年7月，皇道派首领之一真崎甚三郎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8月，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陆军省军务局刺死统制派头目永田铁山，两派矛盾加剧。1936年2月，有较多皇道派骨干的原驻东京的第一师团即将派往中国东北，当此时机，该师团部分皇道派少壮军官，与近卫师团部分军官以及因“士官学校事件”被罢免的军官勾结在一起，准备发动政变。

1936年2月10日，矶部浅一、栗原安秀与第三联队第六中队长安藤辉三大尉及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七中队队长中桥基明中尉会谈，准备动手。行动的旗号是“尊皇讨奸”，即要清除“蒙蔽天皇圣心”的“君侧之奸”，以“显现国体”。政变口号为“昭和维新”，企图推翻被元老、重臣、官僚、政党与财阀控制的现政权。

2月24日，准备起事的这批青年军官向各方面散发了《起事旨趣书》，内称，“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乃破坏国体之元凶”，“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务”。[11]

2月26日晨，1474名官兵由9名军官指挥，再加上75人的卫队和9名民间人士，分为七支队伍开始行动，分兵袭击了各要害部门。在首相官邸连续暗杀了被错当成首相冈田启介的海军预备役大佐松尾传藏、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刺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首相冈田启介幸免于难。占据了内相后藤文夫的官邸和警视厅，袭击了东京朝日新闻社。河野寿大尉率领的另一队准备暗杀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但牧野伸显在汤河原休养，被袭击前逃出。陆军省、参谋本部、议会、首相官邸、警视厅一带被占领。

1936年2月26日，起事部队在对攻击目标发动攻击的同时，要求陆相川岛义之大将“迅速上奏陛下，仰祈圣断”。下午3时20分，东京警备司令部公布陆军大臣的告示，强调“起事之旨趣已上达天听”，“承认诸子之真意系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在此前后，东京警备司令部公布的战时警备令，便以“警备重要事项，并维持一般治安”的名义，把起事的部队编入了警备部队。起事部队认为，陆军大臣的公告是“承认了吾人之行动”，把被编入警备部队解释为是承认了起事部队的合法性，“正将步入维新之途”。[12]

但事实上天皇一开始就主张“坚决镇压”，要求川岛陆相“迅速把事件平定下去”。2月27日，天皇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强调说：“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悉数杀死，就如同以软刀子对付朕一样。”天皇表示要“亲率近卫师团将其镇压”，并作为担任大元帅的绝对君主而出现于起事部队的面前。[13]

2月27日，甲府、佐仓等地警备队奉命进京，正在演习的海军舰队也向东京回航。28日，布置好“坚决镇压”的态势后，戒严司令部包围了起事的部队。29日，在大部队包围与宣传攻势下，士兵纷纷散归原部队，政变首领两人自杀，其余被捕。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在4天内以失败而告终。

1936年3月1日，陆军给起事部队定性为“叛军”，天皇召来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强调“如果像对相泽中佐的审判那样，采取优柔寡断之态度，则反将增多麻烦。此次军法会议之审判长及审判员，需要委派刚正坚强的军官充任”。[14]4日，以紧急敕令宣布设立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天皇要求东京军法会议采取不妥协态度。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实行“三不准”政策：一不准辩护；二不准公开；三不准上诉。1936年7月5日通过一审，对在起事中起核心作用的17名军官和民间人士宣判死刑。在判决一周后的1936年7月12日，除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以外的15名军官被处决，1937年8月19日，又将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和北一辉、西田税4人枪决。“二·二六事件”以起事部队的惨败而告终。从处理结果的严重程度看，和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乃至暗杀了首相的“五·一五事件”都不可同日而语。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把北一辉和西田税也处以死刑。他们并没有在事件中起核心作用，而是“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处中等以下的刑罚。但是，由于有来自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遂不得不宣判死刑。所以，“二·二六事件”的审判，是出于要根除陆军中的皇道派和北一辉对陆军的影响这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审判。

“二·二六事件”究竟是不是政变？原大尉村中孝次认为“此次起事的目的不是实行政变”，而是在于“为实现昭和维新而宣明大义，欲开昭和维新之端绪”。他认为他们的行动乃是继承了“血盟团、五·一五两事件中忧国之士精神的起事”。那么，“二·二六事件”又为什么动员了下级军官和士兵呢？栗原安秀中尉辩称“正因为如此，起事才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发言”。[15]

然而，在参加“二·二六事件”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多数人并不知情，尤其是一般士兵，既不知道举事的宗旨，也不知道袭击的目标，在凌晨受命紧急集合，便匆匆出发了，当时接受的命令是“从现在起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步兵第三联队第六中队的士兵在行军途中才知道是要去袭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28日这天，起事部队的领导机构以“维新义军”的名义，向起事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散发的檄文说道：“全国军队要在各地起事，全体国民正在高呼万岁。”继续欺骗这些官兵。

“二·二六事件”失败的具体原因，是青年军官重复“五·一五事件”的错误，制定了一个盲目的行动计划。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天皇制的本质。

《起事旨趣书》起草人村中孝次，把“元老重臣”和“政党”混为一谈，攻击为“破坏国体的元凶”，并把解救苦难中的“农民”和“庶民”的一切希望交给天皇。然而，天皇作为大元帅一方面保持着绝对君主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正走在通往立宪君主的道路上，他既不想成为能“一切任凭其发落”的绝对君主，也不赞成把“农民”的一切苦难归之为资本主义腐败堕落所致的所谓农本主义。

所以也可以说，“二·二六事件”是由于起事的青年军官看错了天皇制的本质而告失败的。[1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由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于1919年组织的“犹存社”。它是日本最早的法西斯团体，有完整的纲领及机关报《雄吼》。随后，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峰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会”，拓植大学的“魂会”、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校的“太阳会”，以及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组织，也竞相鼓吹法西斯主义。

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鼓吹和日本统治阶级的扶植下，整个1920年代，军队内出现了100多个法西斯团体，其中实力较大的有：国本社、行地社、建国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等。到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这时，军部成为法西斯势力的中心，他们企图以武力为手段，在国内实现军部的独裁统治，在国外发动侵略战争，达到称霸世界的野心。少壮派军人法西斯组织——樱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同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相呼应，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法西斯政党、团体。其中主要有：1930年2月由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的“爱国勤劳党”，同年11月由茨城县的和尚井上日召组织的“血盟会”，1931年3月在大阪成立的“国粹大众党”，同年4月由桔孝三郎组织的“爱乡塾”，以及同年6月由大阪、京都等地的许多法西斯组织合并而成立的“大日本生产党”等。[17]这些法西斯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其政敌，然后用更反动的法西斯军事独裁，取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

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上台后，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甚至在执政的民政党内，也出现了以内相安达谦藏和众议员中野正刚等为首的一派，同政友会的法西斯派勾结，策划建立“举国一致内阁”。

“二·二六事件”被镇压后，皇道派随之解体。皇道派法西斯军人集团中直接参与政变的一些少壮派军官，以及民间的法西斯头目北一辉、西田税等人虽然被处死刑，但这些法西斯分子建立法西斯政权和推行法西斯内外政策的愿望，并没有因皇道派垮台而消失，而由其政治对手统制派予以实现了。

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总辞职后，元老西园寺上奏推荐近卫文麿出任首相。近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辞退了组阁大命。实际上，除健康原因外，“还由于觉得与西园寺公爵在想法上有相当大的距离”。[18]近卫对皇道派的观点一直抱有同感。结果，首相的衣钵传给了曾在斋藤、冈田两内阁担任外相的广田弘毅。1936年3月5日，天皇命令广田弘毅组织新内阁。

表1.6 广田弘毅内阁（1936.3.9—1937.2.2）

继任首相广田弘毅是军部同意的右翼组织“玄洋社”主要成员、老牌法西斯分子。陆军省军务局的高级科员武藤章中佐以代理陆相的资格干涉组阁，要求实现“以积极政策刷新国政”的内阁。广田大量接受陆军所要求的阁僚人选，并决定暂由自己兼任外相，广田内阁才勉强成立起来。

广田弘毅组阁时，军部大臣恢复由现役军官担任，寺内寿一以陆军大将出任陆军大臣。在陆军省军务局中，又新设了与军事课平行的军务课，开辟了一个军队介入政治的窗口。9月25日，公布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令》，把在乡军人会变为官方机构，完成了军部统治向地方渗透的组织手段。

广田内阁时期，镇压了叛乱部队的统制派幕僚，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军部对政治方针的发言更为强硬。他们一方面排除皇道派，肃清军内异己分子，一方面极力推动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样，陆军中的统制派在自己的主导权之下开始建立起军部的法西斯独裁体制。军部法西斯几乎完全控制了内阁，内阁的大政方针要取决于军部，而且政府的人事安排也要由军部决定。例如原定参加广田内阁的吉田茂等人，由于在某些问题上同军部看法稍不一致，被军部斥为“自由主义分子”而被排除在内阁之外。

广田内阁完全按照军部法西斯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诸如改组政府机构，强化法西斯体制，设置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五相会议”，处理一切大政方针，等等。在所谓高度国防、外交一元化的名义下，军部不仅掌管国防，还掌管外交及其他大权。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当上德国总理后，于10月退出国际联盟，1936年11月，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形成了“德意轴心”。这样，后进帝国主义国家日、德、意三国，在1930年代前后，便开始向先进帝国主义国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的国际秩序——华盛顿体制和凡尔赛体制——挑战，并肩投入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勾当。

日本对“满洲国”的经营，在1935年前后也暴露出不满足于现状的野心。“满洲”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建设，形成了与日本内地重工业、化学工业争原料和资源的态势，相互间的贸易也缩小。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就必须把“日满经济共同体”扩大为“日满华经济共同体”。所以，关东军从1935年开始着手“对华北的工作”。所谓“华北工作”，就是企图把华北五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绥远省、察哈尔省）从中国分离出来，使之“满洲化”的工作。1935年11月，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组织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通过了所谓“基本国策”。它规定：必须使“外交与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以便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之地位”。[19]这就毫不掩饰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而且企图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扩张。不久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贯彻实施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

这项基本国策还规定要“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1936年11月25日签订的《日德防共协定》，名义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同盟，而实际上是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其侵略矛头除针对苏联外，也针对美、英等国家。

加紧对人民的控制是广田内阁采取的又一项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为了巩固后方，适应对外侵略的需要，广田内阁在国内进一步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以镇压叛乱、稳定时局为名，长期维持“二·二六事件”期间在东京地区实施的戒严令。在1936年5月召开的第69届特别议会上，制定并通过了《不妥文件临时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法西斯法案。禁止群众集会、游行。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与军工厂的工会组织均被禁止。此外，还加紧了对舆论及宣传机关的控制和收集情报的活动。1936年6月，将过去的“联合”“电通”两个通讯社合并为“同盟通讯社”。7月，又在内阁中设立了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情报委员会。同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行了一份官报的附录——《周报》，以此指导社会舆论。同时还广泛实施所谓“国民教化运动”，加紧法西斯思想的宣传。

为了大规模扩军备战，广田内阁大力扶植和保护经营军火工业的财阀。陆军提出了6年内增建41个师团、142个航空中队的计划。海军也提出了5年内增建各种军舰66艘、共27万吨的5年扩军计划，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武藏”号的建造计划。为了保证扩军计划的实现，1936年11月7日召开的内阁预算会议，通过了一项庞大的1937年度军事预算。这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支出总额为30.4亿日元，其中军费就达14亿日元，占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46%。同时还提出了1937年以后数年内的军费预算。庞大的军事预算需要解决财源问题。为此，新上台的藏相、原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锳一，实施了所谓“马场财政”。其主要内容是增税和增发公债，1937年度税收额增加6亿日元，增发公债8亿日元以上。

扩军备战大大刺激了军事工业的膨胀，短期内增建和扩建了许多军事企业。此外，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和战争的其他需要，政府大力扶植外贸，奖励航空、海运等业，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这一切表明天皇法西斯专政已基本形成。

陆军的统制派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后，乘机形成了军部的独裁。然而，以宫廷势力为首的很多人对军部独裁持批判态度，海军和陆军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日本国内政局陷入不可收拾的泥潭之中。因滨田国松众议员（民政党）的反战演说而坚决要求解散众议院的陆军，与为使预算成立而要求避免解散的海军之间发生对立，使广田内阁在1937年2月总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