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00年代，日俄战争后，随着产业工人的增加，日本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规模都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07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工人运动更加高。这一年发生的枥木县足尾铜矿大罢工，参加者3600多人，历时十天才镇压下去，是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罢工。

第二届桂太郎内阁上台后，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镇压，使运动暂时进入低潮。但1911年12月底爆发的东京市电车公司职工大罢工，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初，使当时拥有200万人口的首都交通一时陷入瘫痪状态，形成新的工人运动**。有关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这次工人运动中，片山潜等人被捕，1914年被释放后被迫流亡美国，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迅速带来繁荣，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由于工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各地不断发生罢工事件。从1915年9月到1918年4月间，工人团体友爱会参与罢工事件达100余件。[22]在此前后，大阪、长崎等地也成立工会或发动工人举行大罢工，并获得胜利。1917年的罢工斗争为396起，参加人数为57309人次。1918年罢工事件为417起，参加人数达66457人次，比战前和大战期间均有明显增加。[23]

明治以来，日本工人一向隶属于老板，没有人身自由，一战期间，工人为了争取自由，摆脱束缚，开展了“桎梏破坏运动”。此类运动由1915年的64件迅速上升到1917年的398件，参加人数由1915年的7852人增至1917年的57309人，这标志着工人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2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原敬内阁推行的“振兴产业”和扩充军备政策的经费来源，完全是靠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些政策，激起了日本下层国民的反抗，于是工人运动又进入**。1919年全国发生工人斗争2388起，参加者有335225人。其中罢工和怠工斗争497次，参加者有63137人。[25]工人斗争遍及各产业部门，造船、钢铁、矿山等战时繁荣部门的斗争规模更大。

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都是在工会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通过斗争实践，工人懂得组织起来的重要性。1914年仅有49个工会，1919年增加到187个，还出现了“全日本矿工总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工会运动的高涨还促使当时的工会中心友爱会改组。1919年8月30日，友爱会在大阪召开了成立七周年纪念大会，并改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开始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工人组织的加强，促进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往往一处斗争，多处响应，形成燎原之势。

1920年3月经济危机爆发后，工人运动次数减少。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虽多属经济斗争，但也有政治性斗争。1920年5月2日，东京1500人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五·一劳动节游行。1921年五·一劳动节时，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参加人数仅东京一地就达5000人。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存在着改良主义、议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社会思潮。当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受到挫折后，无政府工团主义乘机而入，为一部分不满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工人群众所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大杉荣。在他的影响下，东京的信友会、正进会等印刷工人工会和出版工人工会都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他们主张采取所谓直接行动，鼓吹总罢工万能论，主张“无政府共产”社会。大杉荣认为：“不论是资本家的政府还是工人的政府，任何政府……都是不可信的。”[26]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各工会组织处于分裂状态，无法采取统一行动，削弱了工人运动的战斗力。

1918年的“米**”（抢米风潮）是一战后日本农村阶级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发生米**的直接原因是米价飞涨。米价暴涨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停滞的粮食生产与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矛盾的结果，斗争的主力是城市各阶层的劳动人民。

“米**”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暴动，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认为：“在日本历史上，从未见过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暴动。显然这次米**是日本民众彻底觉醒的、最早显示强大力量的开端，可以视为现代革命运动的引爆点。日本革命运动从短暂的米**中获得了十倍的力量。”[27]米**的巨大威力推动了日本民主派知识分子，成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动力。

通过“米**”，农民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同工人的关系也密切起来。在工人阶级影响下，农民越来越认识到租佃制的不合理，提高了同地主作斗争的自觉性。同时，被解雇的大批在农村的工人，回到农村后，不仅壮大了农民斗争的队伍，而且把工人运动的经验带回农村，提高了农民运动的战斗力。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以佃农斗争为主，1921年佃农斗争达到**。据统计，1920年发生佃农斗争408起，参加者为34605人；1921年猛增为1680起，参加者达145898人。斗争次数和参加人数一年内增加约3倍。斗争多数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这一时期农会组织发展迅速。据日本内务省调查，1919年有佃农协会298个，1920年为403个，1921年达732个。到1922年6月，佃农协会增至902个。[28]但这些农民组织之间一般缺乏联系，且规模小，势单力薄。农民迫切希望扩大农会组织的规模。1922年4月9日，大阪、兵库、广岛、爱知、福岛等13个县市的69名代表，在神户召开了日本农民组合成立大会，通过了“日农”纲领。“日农”的成立对日本农民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与工农运动发展的同时，由特殊部落民组成的部落解放运动也开始兴起。据日本政府调查，1919年日本全国的特殊部落有5294个，共计148706户，87.6万人。其中有公民权的为6.3万人，而有选举权的仅3.1万人，[29]绝大多数人都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特殊部落民是处于日本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人格上也倍受侮辱和歧视。占部落民总数49%的部落农民，一般只能租到最次的土地，而缴纳地租却比一般农民高得多。从事工业的部落民在职业和待遇上也比一般工人差得多。他们只能从事制革、建筑、编织、掏粪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等低贱的劳动。

一战后工农民主运动的高涨，给特殊部落民以强烈影响。特别是通过“米**”，使部落民看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争取解放的信心和决心。在一战后工农民主运动**中，许多部落民和一般工农群众一样积极参加斗争。当时与部落民关系很深的皮革和竹木制品业，不断爆发斗争，农村的部落民也掀起反抗地主剥削、要求减轻地租的斗争。为了斗争的需要，还成立了许多部落解放组织。1922年3月3日，在京都市召开了全国水平社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部落民代表2000人。大会通过了水平社的纲领、宣言和行动方针。纲领规定：一、我们依靠部落民自己的力量争取彻底解放；二、我们要求在社会上取得绝对的经济上和职业上的自由；三、我们懂得人类社会的原理，并朝着人类最高目标迅猛前进。大会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水平》月刊。水平社的成立，促进了特殊部落民的团结，推动了部落解放运动的发展。

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开始译成日文传到日本。1906年3月15日，堺利彦创办《社会主义研究》，并刊载了《共产党宣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1919年，《资本论》第一卷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1924年，列宁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由片山潜等译成日文出版，进一步扩大了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以片山潜为首的共产主义者为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在马列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20年12月9日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它是一个各种思潮的混合体，既有共产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较大。“社会主义同盟”刚成立时，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但不久即被镇压，1921年5月终于被迫解散。

“社会主义同盟”解散后，所谓社会主义者迅速分化为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派别，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以大杉荣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创办了《劳动杂志》，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山川均则在《社会主义研究》和《前卫》上发表文章，批驳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同盟”解散后先后成立了“水曜会”“晓民会”“无产阶级社”等政治组织，为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日本革命先驱片山潜，曾于1920年建议成立日本共产党。为此，片山潜以旅美日本人社会主义团为中心开展活动。1921年4月，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人成立了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共产党章程》。1922年初，日本各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就建立日本共产党的必要性相互交流经验。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强调了日本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和帮助了日本共产党的建立。

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涩谷区一家民宅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宣布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选出了由堺利彦等7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堺利彦任委员长。

刚刚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在处于非法状态的艰苦条件下，为巩固、发展党组织和推动日本革命运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3年4月5日，日本共产党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赤旗》以及《劳动新闻》《农民运动》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共还大力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劳动总同盟是当时日本较大而有影响的工会。日共在总同盟中发展党员，并通过他们扩大党对总同盟的影响。

日共站在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工会法》《租佃纠纷调停法》等三大恶法的斗争前列，促进了这一斗争的发展。总同盟等50多个工会、思想团体成立了“反对三大恶法无产者同盟”，在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结果迫使政府撤销了镇压工农运动的法案。日共还支持部落民的斗争，努力把部落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在一起。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后，日本统治阶级乘震灾之机发布戒严令，镇压幼年的日本共产党和在日朝鲜侨民。进步人士浅沼稻次郎和大山郁夫等人被捕。

综上所述，“大正德谟克拉西”在反对官僚、军阀专制统治，实行议会政治和建立政党内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正时代在普选（护宪）运动、启蒙运动、民众运动等方面，与明治时期相比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大正德谟克拉西”在日本近代史上的确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正时代在天皇大权、统帅权独立、元老、枢密院、贵族院等天皇制机构方面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天皇制虽然在表面上受到一定的攻击和批判，但是，由于天皇制包容了若干近代化因素，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增强了保护色，乃至为发展成更强大的昭和时期的天皇制法西斯埋下了伏笔。[30]

日本为什么经过了“大正德谟克拉西”之后，到昭和时期又迅速出现了法西斯专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对“大正德谟克拉西”如何评价的问题。应该说，在充分肯定“大正德谟克拉西”在日本民主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

注释

[1]我国论著中，一般把“大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译作“大正民主主义”。而日文著作中则音译为“デモクラシー”，这一用语始见于信夫清三郎所著《大正政治史》（1952年出版），一般理解为更接近于“民本主义”。

[2]有关“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限，日本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始于日俄战争后，止于昭和初期的金融危机，前后约20余年。

[3]太田雅夫：《大正德谟克拉西研究》，新泉社1975年版，第52页。

[4]同上书，第53页。

[5]丸山侃堂：《民众的倾向与政党》，转引自太田雅夫《大正德谟克拉西研究》，第54页。

[6]大久保利谦：《政治史》第三卷，山川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7]同上书，第388页。

[8]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6页。

[9]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三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899页。

[1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11]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劲草书房1968年版，第1142页。

[12]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13]古川哲史、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讲座8：近代的思想3》，雄山阁1976年版，第288页。

[14]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Ⅰ》，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年版，第240页。

[15]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13页。

[16]海军受贿事件。1914年1月23日东京各报报道柏林法庭审理德国西门子公司东京分公司职员盗窃文件罪时，暴露该公司曾贿赂日本海军高级官员的消息，在野党遂利用作为责难内阁的材料。在野党弹劾内阁案遭否决后，2月10日更发展为以倒阁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并由东京波及大阪。这时又揭露舰政本部部长松本和中将通过三井物产公司接受英国毕卡斯公司的贿赂，松本等受军法会议审判。同时贵族院又否决扩充海军的预算。3月24日山本内阁被迫总辞职。

[17]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第208页。

[18]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13页。

[19]针生诚吉、横田耕一：《国民主权和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23页。

[2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21]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5页。

[22]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81页。

[23]森喜一：《日本工人阶级状况史》，三一书房1961年版，第255页。

[24]金原左门编：《近代日本的轨迹4：大正德谟克拉西》，古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83页。

[25]今井清一：《日本的历史》第二十三卷，中央公论社1967年版，第225页。

[26]住谷悦治等编：《日本社会思想史》第二卷，芳贺书店1969年版，308—309页。

[27]片山潜：《片山潜著作集》第三卷，河出书房1960年版，第210页。

[28]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河出书房1954年版，第765页。

[29]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8卷，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185页。

[30]针生诚吉、横田耕一：《国民主权和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21页。